他85年出任深圳市市長，多年后回憶赴任前：鄧小平幾次要同我談話

1985年的夏天，北京中南海的一間辦公室里，一紙調令悄然定下。時間是8月上旬，國務院副秘書長李灝被通知：“去深圳，擔任深圳市市長。”消息在不少同事之間傳開后，有人當面勸他：“老李，這活兒可不好干。”也有人半開玩笑半認真地說：“去深圳是上前線。”這話聽著有些夸張，但在當時的政治與經濟環境里，并不算離譜。

更有意思的是，這次“空降”背后，還有一段頗耐人尋味的插曲。多年后回憶這段往事時，李灝一直惋惜：在他南下之前，鄧小平曾幾次提出想同他單獨談一談，時間卻始終對不上。眼看他要去廣東開會、順路考察深圳，鄧小平只好暫且作罷。這一“沒談成”，成了他此后幾十年掛在嘴邊的遺憾。

對于一個當時只有副部級職務的干部而言，被鄧小平專門點名談話，本是極其罕見的安排。李灝自己也清楚，如果那次談話能如期進行，他對于“經濟特區究竟要怎么干”這件事，心里恐怕會更加有底。可歷史有時候就是這樣，轉折點悄悄出現，又悄悄錯過，只留下后人慢慢品味。

一、從荒灘小鎮到特區前夜

要理解這次任命為何引人關注，不得不把時間往前撥幾格。上世紀七十年代末，深圳不過是廣東寶安縣的一塊邊陲地帶，財政收入一年的總盤子，大約只有六千萬元人民幣。和后來高樓林立、燈火通明的都市形象相比，那時候的深圳，更多是灘涂、村落和簡陋的公社。

1978年，一個關鍵人物出現了。時任交通部外事局負責人的袁庚被派往香港，接手香港招商局。那時的招商局已經陷入發展瓶頸，他回京后遞交了一份《關于充分利用香港招商局問題的請示》。這一報告，打開了新的思路，也把他本人推上了一個更重要的位置——香港招商局常務副董事長。

不久，袁庚提出在深圳蛇口建立工業區。蛇口當時還只是寶安縣的一個公社，擬選址的地方更是荒涼：道路坑洼，基礎設施幾乎為零，連生活用水都緊張。許多人一看現場條件，直搖頭。但政策一旦確定，蛇口工業區還是慢慢起步了。

短短兩年，蛇口的景象已大為改觀。廠房拔地而起，工人和技術人員源源不斷地涌來，交通和配套設施也逐漸跟上。蛇口的“試水”，給中央提供了一個活生生的樣本。1979年，寶安縣撤縣設市，深圳市掛牌。緊接著，中央決定在深圳劃出一塊區域，設立經濟特區，與珠海、汕頭、廈門并列為全國首批四個經濟特區。

從那天起，深圳經濟像滾雪球一樣積累勢能。外貿加工、三來一補、利用外資，各種探索疊加在一起，一時間既充滿活力，也充滿爭議。到了1985年，深圳的大規模建設已經啟動，工地到處可見，高樓與道路交錯鋪開。但在不少人眼中，這座城市依舊是一個冒險的“試驗場”，成功與失敗，都仿佛只在一線之間。

就在這種背景下，李灝接到了“南下”的命令。

二、“上前線”的市長與大膽的制度突破

李灝并不是“空降到陌生世界”的外行人。1927年，他出生在廣東茂名電白，1947年參加革命，早年在廣東地方部門工作，新中國成立后又長期在經濟戰線上打拼。1953年調入中央后，他先后在財貿、國家計委、國家建委、經貿部等部門任職，參與起草過關于廣東、福建實行特殊經濟政策的文件，多次陪同中央領導人到南方調研，對特區建設可以說早有切身體會。

從中央的角度看，他熟悉經濟，又了解廣東，還是參與特區政策設計的人選之一，自然適合去深圳主持工作。但從李灝自己的角度，情況就復雜一些了。當時圍繞深圳的非議很多，有人擔心“走偏了路”，有人批評“搞資本主義那一套”，甚至有老朋友當面勸他：“別去，好日子別丟了。”在某些人的判斷里，去深圳等于“擔風險、背包袱”。

壓力再大，命令已下，他還是選擇了接下任務。臨行前，他對家人說了一句頗為沉重的話：“這次我是上前線了，你們都不要去。”從這句話里，可以隱約看出當時的緊張氛圍。

1985年8月抵達深圳后，他做的第一件大事，不是開大會，而是深入調研。足足二十天，他跑工廠、去工地、進機關，摸清真實情況。隨后，他決定建立市長辦公會議制度，把一些重大問題擺到桌面上來集體討論，為日后的改革突破打下制度基礎。

有意思的是，李灝剛到任不久，就遭遇了一場頗具代表性的風波——“特發倒賣外匯案”。深圳特發公司因為參與外匯調劑，被認定涉嫌“倒賣外匯”，中紀委派出專案組，抓了該公司一名經理和一名副經理。在當時的法律框架下，“倒賣外匯”確實屬于嚴重問題，影響國家外匯管理和金融秩序，一般都會從嚴處理。

然而，李灝通過調查后，得出了不同看法。他認為，特發公司進行的是企業內部外匯調劑，目的是緩解經營中的實際需求，沒有個人牟利，與其說是“投機倒把”，不如說是對現行外匯制度的現實沖撞。他提出一句話，后來被人頻頻引用：“特發公司做的，是合理不合法。”

這里就出現了一個微妙的張力。深圳要走外向型發展道路，但當時國家實行的是匯率雙軌制、指標分配制，很多企業手中有訂單，卻得不到足夠外匯，發展被死死卡住。如果制度不改變，所謂“外向型經濟”，很難真正落地。問題不解決，“倒匯”現象只會越來越多。

在這種認識下，李灝提出了一個大膽的想法：在深圳建立外匯調劑市場，由市場形成匯率，在規范軌道內進行外匯買賣。1985年11月，中國第一家外匯調劑中心在深圳設立，由中國人民銀行深圳市分行負責操作，企業和單位可以通過調劑中心買賣外匯，價格由市場供求決定。這一舉措，在當時無疑是“走在國家前面”的創新。

在法律條文尚未調整的情況下，這種改革剛一推出，就伴隨著巨大的爭議。有人質疑“違反了國家規定”，也有人擔心“一旦失敗責任誰負”。中央相關部門對此進行了充分論證，觀察深圳的實踐成效。兩年后，1987年，國家外匯管理局正式發文，確認深圳外匯調劑做法的合法地位，這一經驗逐漸在全國推廣。

不得不說，在上世紀八十年代的改革實踐中，深圳許多關鍵舉措，都帶有“合理在前、合法在后”的特點。李灝晚年回憶那段經歷時，話語頗為直率：“當年搞改革，沒有一項不是‘犯法’的，包括土地制度改革、社會保障制度的探索，都與原有法律不一致。”這話聽著有些尖銳，卻恰恰道出了那個年代現實與條文之間的落差。

三、監察制度、股份制改革與證券市場的破局

在特區探索的諸多領域中，干部隊伍的廉潔與作風問題，同樣讓人擔憂。改革意味著權力下放、資金集中、項目增多，一旦監督跟不上，腐敗便可能趁虛而入。1985年，新加坡總理李光耀來深圳參觀時，就一針見血地問李灝：“深圳有沒有腐敗問題？準備怎么解決？”李灝回答：“有，但不嚴重。”這句略顯簡短的回答，后來成了他反復回想的一個瞬間。

那次對話之后，他心里越想越覺得不能拖。香港有廉政公署，新加坡有反貪局，深圳身處改革一線，如果沒有一套有力的監督機制，后果難以預料。于是他向有關方面提出，借鑒港、新經驗，在深圳設立監察局，專職負責反腐倡廉和行政監察。

這個提議剛拋出來，反對意見立刻涌現。有干部認為“太折騰”，也有人擔心“影響干部積極性”。李灝只好一家單位一家單位地做工作，耐心解釋設立監察局的必要性。經過一番奔走與協調，1987年，深圳監察局終于掛牌成立，同時還組建了投資管理公司，將政府的行政職能與投資經營職能相對分開，避免“既當裁判員又當運動員”的混亂局面。

同一時期，關于國有企業改革的討論，也在全國范圍內全面展開。放權讓利、擴大經營自主權，這些措施雖然已實施，但產權結構仍然模糊。很多企業依舊是“吃大鍋飯”的老路子，效率問題難以根治。李灝到任后，開始推動深圳國有企業的股份制改造，一步步向“現代企業制度”過渡。

在他的鼓勵下，一批企業嘗試將國有資產折股，建立股份制公司，有的還向社會公眾發行股票。1988年4月1日，深圳發展銀行的股票正式進行柜臺交易。對大多數人來說，“買股票”還是一個新鮮得有點離譜的概念。有人想不明白：企業是集體的、國家的，怎么能拿出一部分讓社會來“入股”？

李灝的看法卻相當清晰：既然要搞股份制企業，就必然會出現股權流動，隨之而來的，就是對證券市場的需求。這一步躲不開，也繞不過去。

同年，他率團訪問英國、法國和意大利，在倫敦舉行了一場投資座談會。會上，他熱情邀請各路金融機構到深圳投資。不少基金和證券機構的代表表態“有興趣”，但真正談到操作細節時，一位英國基金經理卻說：“我們基金會的章程規定，不能直接投資工廠、企業，只能買股票。”這句話看似簡單，卻敲開了另一個思路：如果深圳沒有成熟的證券市場，很多境外資金根本找不到合規的入口。

從倫敦回來后，深圳建立證券市場的議題，正式提上日程。問題隨之而來：沒人懂該怎么建。李灝一開始打算請日本大和證券擔任顧問，但考慮到距離較遠、語言不便，最終選擇了香港新鴻基證券公司協助設計。雙方商定，新鴻基承擔三項任務：幫助制定深圳證券市場的總體方案；協助起草相關法規制度，并對世界主要證券市場進行比較研究；協助培訓證券專業人才，分期培養骨干隊伍。

一整套安排逐步鋪開，主張卻并非毫無阻力。批評的聲音不絕于耳，有人給他打電話，語氣嚴厲：“搞什么股票？那就是資本主義市場！”還有老同志在北京碰到他時，握著他的手反復叮囑：“股票這玩意兒不能搞，風險太大。”在不少人的觀念里，股份制就是“資本主義”的代名詞，證券交易則被簡單等同于投機與賭博，與社會主義的理念格格不入。

更尷尬的是，審批程序一拖再拖，場內證券市場遲遲難以落地，而場外交易卻在野蠻生長。由于深圳發展銀行等幾只股票在柜臺交易中不斷走高，社會上的投機情緒被不斷放大，到了1990年初，場外“黑市”與柜臺“白市”并存，價格起伏劇烈，風險快速累積。

在關鍵節點上，深圳市委、市政府頻繁召開會議，領導干部深入一線調研。面對局面失控的隱患，李灝帶隊“跑北京”，反復匯報情況，爭取支持。他在各種場合強調，只有盡快建立規范的證券交易所，才能把零散的場外交易引導到制度化軌道上，否則后果難以預料。

經過持續爭取，1990年12月1日，深圳證券交易所正式開始“試營業”，雖然當時只有5家上市公司，但標志性的意義極為突出。直到1991年7月，深圳證券交易所才獲得正式批準，補辦了開業儀式。談起這段插曲，李灝幽默地說：“深圳是先生孩子再領證。”一句玩笑，背后是多次折沖與協調的艱難。

當然，新生事物帶來的混亂遠不止制度本身。最初，企業發行股票的時候，很多人并不上心，到機關推銷，一股二十元，每個公務員可以認購兩百股，反應冷淡。但隨著市場行情抬頭，輿論風向瞬間反轉，各種傳言流布開來。有香港媒體甚至報道稱，李灝自己買股票大賺四百五十萬元，還交了兩百萬元黨費。消息傳到國內，引發更大議論，以至于有關方面專門派人來深圳了解情況。

面對這樣的說法，李灝只覺得哭笑不得。回家一問，才知道是家里子女集中資金買了兩百股，被夸大成驚人的數字。他隨即在市委常委會上表態，要求領導干部對個人持股問題保持高度警惕。他還主張，處級以上干部不再購買股票，以免引發不必要的猜疑。當時市政府主要領導在文件上遲遲不愿簽字，他只好再次上門做思想工作：“外面議論已經很多了，我們個人的得失是小事，關鍵要保住證券市場的信譽。”

從監察制度、股份制改革，到證券交易所的建立，可以看出一個清晰的軌跡：深圳在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的改革，大多是在“摸著石頭過河”，既要頂住觀念壓力，又要在缺乏先例的情況下構建新制度。這種狀態，很難用簡單的對錯來評價，更多是一種在現實和理論之間反復揣摩的過程。

四、鄧小平南巡與特區方向的再確認

如果說制度探索是特區發展的骨架，那么政治上的支持，就是維持這副骨架穩固的關鍵力量。1984年，鄧小平第一次到深圳視察時，就曾經對時任廣東省委書記、省長劉田夫說過一句話：“辦經濟特區是我倡議的，中央定的，是不是能夠成功，我要來看一看。”那次視察后，他提到，下次再來，還要看看深圳的國貿大廈。

時間來到1991年，這一年對深圳而言并不好過。內外環境疊加，質疑之聲增加，基礎建設項目收縮，部分建設隊伍撤離，城市中的人流明顯減少。用李灝的說法，那年是他在深圳工作以來壓力最大的一年。就在這種氣氛下，關于“要不要繼續搞特區”“要不要收縮權力”的爭論愈發激烈。

1992年1月19日，88歲的鄧小平再次踏上南方列車，抵達深圳，開始舉世聞名的第二次南方談話。在深圳，他停留了五天。原本的安排，是先到迎賓館休息調整，但他表示想先去看看實際情況，于是行程臨時調整，第一站改為深圳火車站。

那天，站前廣場聚集了不少干部和群眾。李灝當場邀請鄧小平為深圳火車站題寫站名。鄧小平揮筆寫下“深圳”兩個大字，并沒有加上“站”字。有人頗感疑惑：為何不寫完整？李灝后來解釋說：“經濟特區要向前進，不能靠站。”這番解釋雖然帶點幽默，卻形象地回應了當時社會上那些“特區要不要停一停”的聲音。

在現場交流中，李灝表示：“我們一定努力干，盡量少犯錯誤，不犯大錯誤。”鄧小平隨即提醒，考慮問題不能只盯著“犯不犯錯誤”，更重要的是敢不敢闖。有問題可以改，但不敢動就什么都談不上。這幾句話，對當時觀望猶豫的人群，是一種十分明確的信號。

這次南巡講話，后來被普遍認為是改革開放再推進的關鍵節點。對深圳而言，更像是一劑強心針。特區模式不僅沒有被否定，反而被賦予了更明確的方向：社會主義可以搞市場經濟，市場不是資本主義專利，關鍵在于由誰主導、為誰服務。

從這個意義上說，鄧小平的再次到來，不只是為深圳站臺，也是在為一大批像李灝這樣的改革實踐者“撐腰”。多年后談起這段經歷，他坦言：“特區人最感謝鄧小平，如果沒有他的指引、支持和信任，就沒有深圳的發展。”這句話沒有華麗辭藻，但從一個親歷者口中說出，分量自有其重量。

1993年，深圳各項改革已初具規模，國內外投資環境明顯改善，城市面貌日益成熟。李灝結束在深圳的職務，擔任第八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財經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將自己在地方積累的經驗帶到更廣泛的決策層面。盡管崗位轉換，他對深圳仍保持高度關注。

2005年12月，深圳經濟特區研究會成立，他受邀擔任首任會長。在一次座談會上，他對研究會成員提出一個頗有意味的要求：“你們一個很重要的任務，就是守住特區，別把特區搞丟了。”這句話透露出一種清醒：制度成果并非一勞永逸，一旦放松，方向就可能出現偏差。

回過頭來看，從1978年的蛇口荒灘，到1990年深圳證券交易所掛牌，再到1992年南巡講話之后特區地位的鞏固，深圳的每一次重大跨越，都離不開那些在關鍵時刻做出抉擇的人。李灝在深圳的八年，伴隨著特區從探索走向成型：外匯調劑市場、監察機構設立、國企股份制改革、證券市場起步，這些舉措為后來更大范圍的體制改革提供了樣本。

評價這段歷史，有人會強調勇氣，有人會強調智慧，也有人會關注那些爭議與風險。無論外界說法如何變化，有一個事實比較清楚：在那條尚未鋪好的路上，總要有人先邁出第一步。李灝這樣的一批人，在規則尚未完全準備好、輿論并不統一的情況下，承受了相當大的壓力與風險，把一些“合理而暫時不合法”的嘗試，硬是熬成了日后寫進法規和制度的條文。

從個人命運的角度，那次未能實現的“赴任前與鄧小平談話”，確實留下了一個歷史空白。倘若那次談話成行，他在深圳開局時，也許會有更明晰的路線圖。但歷史并不會提供“另一種版本”的答案，只把已經發生的事實留在那一代人身上。對于后來者而言，重要的或許不在于那次錯過的談話，而在于在種種不確定中，最終呈現出怎樣的實踐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