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黎安、陳玉宇、仇心誠解析制度基石與民生福祉丨北大光華兩會后經濟形勢與政策分析

2026年3月17日，“2026北大光華兩會后經濟形勢與政策分析會”在北京大學科技園舉行，九位北大光華學者現場分享兩會學習感悟，深度分析經濟形勢，探討展望政策未來。會議由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與北京大學經濟政策研究所聯合舉辦。

基于此次會議，北大光華推出“兩會后經濟形勢與政策分析”專欄，本期帶來周黎安、陳玉宇、仇心誠三位學者圍繞制度基石與民生福祉議題的現場觀點摘錄。

周黎安：個人破產制度——市場經濟的關鍵一環與改革前瞻

全國政協委員、北京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部主任、光華管理學院教授周黎安表示，建立個人破產制度是完善市場經濟基礎制度、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內在要求。長期以來，我國僅有《企業破產法》，被稱作“半部破產法”，覆蓋不到商事自然人，導致大量個體經營者、創業者面臨無限責任風險。實踐中，金融機構普遍要求個人連帶擔保，使得即使企業破產，經營者個人仍需背負沉重債務，居民部門杠桿率持續攀升，債務清理機制缺失。

自2019年起，最高法推動地方試點，深圳、廈門出臺地方法規，全國約10%的區縣開展了實質性的個人破產改革探索。試點取得了積極成效：新增市場主體數量顯著增加，創業活力得到釋放；通過豁免“誠實而不幸”債務人的部分債務，實現了債權人與債務人的共贏；改革還促進了債務清償機制的優化，降低了初創企業長期淘汰率，提升了創業質量。然而，改革仍面臨文化與制度障礙。一是“欠債還錢”的傳統觀念與“免責重生”的現代理念存在沖突；二是信用與財產登記體系不健全，存在“假破產、真逃債”的擔憂；三是地方政策碎片化，導致跨區域執行困難與政策套利空間。

未來改革方向應聚焦于：加快全國統一立法，修訂《企業破產法》或制定單行《個人破產法》；強化法院與稅務、金融監管等部門的數據共享與聯動審查，嚴懲破產欺詐；同時推動社會觀念轉變，普及破產制度的教育，并鼓勵金融機構在破產程序中依法減免個人債務，建立相應的免責機制。個人破產制度不僅是退出通道，更是激發市場活力、優化營商環境的基礎性制度安排。

陳玉宇：未來十年的中國增長——需求探索與勞動生產率

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教授、北京大學經濟政策研究所所長陳玉宇表示今年兩會明確的4.5%—5%經濟增長目標，被認為是數十年來官方最低目標之一。當前房地產深度調整，經濟周期逐步觸底，但國內需求不足的壓力仍在，加之人口負增長、債務化解、全球地緣經濟碎片化等約束，過于雄心勃勃的增長目標并不現實。未來十年，是中國經濟在新的約束條件下進行結構調整的重要階段。中國需要在洞察需求的基礎上，通過技術驅動，以勞動生產率增長為核心，實現新的高質量增長。

今年的增長目標意味著勞動生產率要提升6%—6.5%，無論國際還是國內歷史比較，這一目標都相當高。

根據GDP增長率等于勞動生產率加勞動力數量增長率的關聯公式，去年勞動力數量增長率為-1.7%，而未來十年，第一輪生育高峰人群將逐步退出勞動力市場，累計減少超1億，人口負增長與勞動力萎縮，勞動生產率的提升將成為經濟增長最關鍵的來源。

當前經濟增長動力結構已發生深刻變化。最近兩年，中國經濟增長的動力主要來自國內消費需求。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在2025年超過52%，2024年為44%。與此同時，投資增速降至歷史較低水平，貢獻率從26%下滑至16%，未來十年很難重新主導增長，這與城市化進入穩健階段、新技術對投資需求彈性較低、服務業占比提升（已達57.7%）且固定資產投資需求密度低密切相關。

當前，凈出口貢獻率2025年達32%，這樣的比例對大型經濟體較為罕見，但外部需求不確定性極大，2023年曾拖累經濟增長，未來的不確定性也在加大。

在此背景下，2026年政策需兼顧短期周期與長期轉型，經濟增長必須轉向以勞動生產率提升為核心。其增長路徑主要有二：一是市場引導下勞動力在不同部門、地區和任務之間的重新配置。未來跨部門流動將更復雜，跨地區、跨任務配置尤為重要，AI與新業態催生新任務類型，亟需靈活的勞動市場制度保駕護航；二是資本深化，尤其是技術賦能。AI技術更可能實現人機協同而非單純替代勞動，重新劃分人機任務邊界，釋放生產潛力。

值得重視的是，消費探索是勞動生產率提升的重要支撐。長期以來，消費被誤解為非生產性、短期性活動，實則已成為長期結構性問題。消費并非簡單“買東西”，消費者的選擇與再創造，能為生產者提供創新方向，而減少加班、縮短勞動時間，正是為消費探索預留時間與精力，這也是政策應關注的方向。

未來政策需聚焦兩大重點：一是完善制度環境，通過減少勞動時間、拓展消費空間，鼓勵消費探索；二是引導技術發展，推動AI與勞動互補，服務于消費升級與生活質量提升。唯有將勞動生產率提升與消費探索深度結合，通過資源高效配置、技術精準賦能，才能應對多重約束，實現未來十年中國經濟的高質量增長。

仇心誠：AI與經濟的未來

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助理教授、北京大學經濟政策研究所副所長仇心誠表示AI會如何改變經濟未來是當下所有人關心的問題，人們對此有兩種觀點：一種認為AI只是人類兩百年來技術變革的延續，與電力、互聯網等技術無本質區別；另一種則認為“這次不一樣”，AI替代的是人類智能本身，AI Agent的出現能執行認知任務，形成自我強化的正向循環，若全面應用可能推動經濟爆炸式增長。

Anthropic CEO預測，未來可能很快出現數十億個具備頂尖人才能力的AI智能體，結合機器人可完成人類幾乎所有任務，帶來生產力飛躍。

但歷史參照顯示，過去150年美國人均GDP年增長率始終維持在2%左右，即便電力、互聯網等革命性技術也未讓長期增長率突破，這與“弱環效應”相關——經濟生產如同鏈條，強度取決于最弱環節，AI雖能強化寫代碼、數據分析等環節，但只要存在其做不好的任務（如人類判斷力、創造力相關任務），經濟整體提升就會受限。即便AI讓軟件行業效率無窮大，因軟件在GDP占比僅約2%，對整體提升貢獻有限。這給我們的啟示是，AI帶來增長的關鍵在于讓更多的任務可以被自動化。

AI到底會如何影響未來經濟？可能有三個情景。一是“永遠有人的事”，始終有約5%的任務只有人能做。二是“機器終將做到一切”，所有任務最終都可被自動化。三是介于兩者之間，自動化比例不斷上升，但無法在有限時間里達到完全替代。斯坦福大學相關研究顯示，未來75年間這三種情景的GDP路徑幾乎一致，弱環效應讓增長成為“慢慢加速”的過程。

這期間，我們需關注三大問題：其一為勞動力市場問題，AI并非簡單搶走工作，而是借弱環效應重塑崗位格局：它僅替代單一任務，反而提升人類在其他任務上的邊際價值，只有崗位所有任務被替代時才會萎縮，同時還會涌現新職業，聚焦機器做不好的“弱環”，才能凸顯人的價值、緩解就業焦慮。其二是收入分配問題，AI推動經濟總量提升后，不掌握算力、數據等AI相關資本的群體易被邊緣化，如何讓AI時代的繁榮更具包容性，亟待探索解決。其三是哲學性的災難性風險，既包括惡意者利用先進AI制造破壞的工具濫用風險，也有人類難以理解的超級智能失控風險，這類風險雖看似遙遠，但潛在后果極其嚴重，必須提前思考和準備。

AI的影響可能是互聯網的數十倍，但需長期才能顯現。我們不應因短期看不到GDP飛速增長而低估AI，更應提前準備，應對勞動力轉型、收入分配調整和AI安全等問題——AI時代最大的風險不是AI太強，而是我們準備太少。

來源| 北大光華對外關系部

排版| 李珅

編輯 |王小雅

審閱| 塔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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