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崇和宋璟為什么能躋身大唐四大名相？填武則天的坑時，表現突出

大唐四大名相里，房玄齡杜如晦跟著李世民打天下創貞觀之治，地位沒人能撼動，可姚崇和宋璟，一個只做了四年宰相，一個不到八年就被罷相，收場都不算體面，憑啥能和房杜平起平坐？這事翻遍唐史，答案其實藏在武則天留下的爛攤子里頭。

武則天掌權半個世紀，為了鞏固位子養了一大批酷吏，天天羅織罪名構陷大臣，動不動就扣個謀反的帽子屈打成招。當時滿朝文武沒人敢說真話，說不對腦袋就得搬家，整個朝廷全是敢怒不敢言的主兒。她晚年為了籠絡人心，還搞出個“斜封官”的路子，不管你是殺豬賣酒的，只要掏三十萬就能拿到五品官，這些人當官就是為了撈回本錢，把整個官僚系統塞得全是混飯吃的閑人。李隆基剛上臺清了一次，光裁掉的就有幾千人，想想都知道這爛攤子有多糟。除了制度上的毛病，還留下個更難治的思想病，整個社會都養成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茍且心態，官員怕惹事不敢干，百姓逆來順受，這種慣性比啥坑都難填。

姚崇其實還是武則天一手提拔起來的，可姚崇天生就是敢說真話的性子，連武則天的面子都不給。有一回武則天在朝堂問，周興來俊臣死了之后咋沒人謀反了，滿朝文武沒人敢接這個話茬，說破了就是武則天濫殺無辜，誰也不想掉腦袋。只有姚崇站出來，說那些謀反全是屈打成招，我拿一家老小一百多口人的性命擔保，現在朝里內外真沒人謀反。這話還給他留了臺階，說她是被酷吏蒙蔽了，武則天聽完不僅沒生氣，還賞了他一千兩銀子，這膽兒這分寸感，真不是一般人能有的。

李隆基干掉太平公主坐穩皇位之后，第一時間就想到找姚崇來收拾爛攤子。姚崇被召過來之后，沒立刻謝恩接宰相的位子，反而甩出十條建議，說皇帝你能全都答應我就干，答應不了我就回家。這十條每一條都精準戳在武則天留下的爛窟窿上，要改嚴刑峻法行仁政，禁止宦官干政，皇親寵臣犯法也要依法處置，還要廣開言路允許大臣提意見。李隆基聽完直接拍板，說我全答應。

有了皇帝撐腰，姚崇上來就動刀，先裁掉幾千個斜封官混子，朝堂一下就清凈了。他自己以身作則，堂堂宰相連個屬于自己的宅子都沒有，借住在寺廟里，就想著百姓太苦，自己不能帶頭享福。后來山東鬧蝗災，鋪天蓋地的蝗蟲把莊稼啃得精光，當時受武則天時期的風氣影響，所有人都覺得殺生會遭報應，老百姓只會跪在地上燒香磕頭，地方官也說這是天災，要修德感化蝗蟲。姚崇聽完直接怒了，懟得地方官啞口無言，說你治下鬧蝗災是不是說明你無德？坐看糧食吃光餓死人，這個鍋你背嗎？他還給了實用的滅蝗方法，夜里架火撲殺，燒完就地掩埋，效果立竿見影。朝中還有一堆大臣反對，說殺蟲太多有傷天和，姚崇直接在李隆基面前拍胸脯，這事我全擔著，搞不定就免我的職，最后一場大災被硬生生壓下去，當年沒鬧饑荒，救了不知道多少百姓。

姚崇這人不光有膽有謀，還精明得離譜。神龍政變武則天退位，滿朝大臣都在慶祝李唐復辟，就姚崇一個人躲在角落哭，當時帶頭政變的張柬之都替他捏汗，說你這時候哭是不想活了？結果姚崇被貶出京城，沒多久武三思清算政變功臣，張柬之這幫人全被殺了，就姚崇早早離開京城躲過一劫，這份遠見真的絕了。后來他和宰相張說不對付，也沒硬剛，就輕描淡寫給李隆基提了一句，張說和岐王走得很近，直接戳中李隆基最怕大臣親王勾結的痛點，張說直接被罷相，這手段高明到沒痕跡。不過姚崇最后栽在了兒子手里，兩個兒子仗著他的勢力到處收受賄賂，他的親信也被查出受賄，姚崇求情惹惱了李隆基，只好主動辭職，走之前還推薦了宋璟接自己的位子。

宋璟和姚崇完全是兩種風格，姚崇擅長隨機應變快刀斬亂麻，宋璟就是認死理守規矩，天王老子來了都不挪窩。當年他在廣州當都督，李隆基派大宦官楊思勖去接他回京，兩個多月的路程，宋璟愣是沒跟楊思勖說過一句話，就因為朝廷有規矩，外臣不能結交內臣，楊思勖可是皇帝眼前的紅人，換別人早巴結了，宋璟就是不買這個賬。李隆基聽完這事都感嘆，說找這樣守規矩的人當宰相，還有啥不放心的。

哪怕是皇帝自己想破壞規矩，宋璟都不給面子。李隆基的岳父王仁皎去世，小舅子王守一請求修一座五丈多的大墳，按規矩一品官的墳最多也就三丈，李隆基想著這是自己岳父，想破個例同意了。結果宋璟直接攔下來，說祖制就在這兒，不能破，哪怕李隆基當面求情，宋璟就是不同意，最后李隆基只能改主意，還得賞了宋璟四百匹帛夸他守規矩。

宋璟上任之后，直接把斜封官制度徹底廢掉，又清退了一批漏網的混子，還下令不許地方給官員立歌功頌德的石碑，地方進京送的土特產一律退回，這么干得罪了不知道多少人，可宋璟根本不在乎，心里就認規矩和百姓。

姚崇干四年，宋璟干八年，兩個人加起來在位時間都不如房玄齡一個人長，最后收場也都不算體面，可為啥能穩坐大唐四大名相的位子？說白了，他們倆聯手把武則天留下的這個大坑給填上了。姚崇用變快速穩住了亂局，宋璟用守把新的規矩立了起來，一個開道一個定盤，把千瘡百孔的大唐從懸崖邊上拉了回來，給開元盛世打好了全部底子，這個功勞，本來就配和房杜并肩啊。

參考資料：中華書局 《新唐書》，中華書局 《資治通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