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麗文痛批臺灣選舉“潛規則”：民進黨如何借假民調操弄選情？

目前，臺灣島內的選舉民調，90%以上采用“計算機輔助電話調查（CATI）”，這也是全球范圍內較為常見的民調方式，但在臺灣的選舉中，卻被玩出了“花樣”。

其核心操作流程分為四步，看似科學嚴謹，實則漏洞百出：第一步是“設定抽樣母體”，通常為臺灣20歲以上有投票權的民眾（約1900萬人）；第二步是“隨機抽樣”，通過電腦系統隨機抽取固定電話或手機號碼，避開空號、停機號碼，接通后確認受訪者是否符合抽樣條件；第三步是“電話訪談”，訪問員按照預設問卷逐題提問，同步將答案錄入系統，訪談時間通常控制在5-8分鐘，避免受訪者不耐煩；第四步是“數據加權與發布”，將收集到的樣本數據進行加權處理（比如調整不同年齡、性別、區域的樣本占比，貼合整體選民結構），最終發布民調結果。

從流程上看，這種民調方式似乎兼具隨機性與科學性，但結合臺灣的實際情況，其可操作的漏洞極多，動手腳的難度極低。根據島內民調從業者透露，臺灣民調的抽樣樣本通常僅1000-1500人，僅占總選舉人數的萬分之零點八左右，樣本的微小偏差，就能導致結果出現巨大差異，而這正是操弄者的“可乘之機”。

第一種操縱民調的套路，也是最常見的一種——篩選抽樣樣本，刻意制造“樣本偏向性”。親綠民調機構的操作就是這樣：在抽樣時，刻意避開藍營支持者集中的區域（如臺北市中山區、新北市三重區等），優先撥打民進黨支持者集中的南部縣市電話；有的甚至刻意排除不使用固定電話的年輕群體——要知道，島內不少年輕群體對民進黨施政不滿、支持度較低，而固定電話用戶多為中老年人，其中部分人對民進黨認可度相對較高。

最離譜的案例莫過于2025年底，親綠機構“雨晴指標”發布的高雄市長選戰民調，其抽樣樣本中，民進黨支持者占比高達47.6%，而國民黨支持者僅占8.4%，最終得出“綠營4位候選人均最終得出“綠營4位候選人均大幅領先”的結果。

這樣的民調，與其說是在反映真實民意，不如說是在用“先天失衡”的樣本，強行拼湊出一個對民進黨有利的結論。

第二種套路，是在問卷設計上“埋鉤子”，用提問方式引導受訪者，制造傾向性答案。例如先強調某候選人“施政成績突出”“獲得國際肯定”“有能力維持兩岸穩定”，再去問受訪者支持誰；又或者先拋出某個爭議議題，激發受訪者情緒，再順勢測量對政黨的好感度。看上去只是多了幾句話，實際上卻足以顯著改變受訪者的回答傾向。

更隱蔽的是選項排列與對比方式的操弄。比如，將民進黨候選人與爭議較大的在野人物捆綁對比，而不是與實力相當、形象穩健的競爭者進行測試；或者在“支持度調查”里夾雜“誰較有國際觀”“誰較能維護臺灣安全”等高度主觀、且更容易觸發綠營敘事的附加問題，讓受訪者在情緒被牽引之后作答。民眾以為自己是在表達偏好，實際上卻是在被話術推著走。

第三種套路，則是最關鍵也最“技術化”的部分——數據處理與結果發布中的二次加工。很多人以為，民調只要做完訪談，結果就是固定的；事實上，真正最容易被動手腳的，恰恰是“訪談結束之后”。在臺灣的選舉民調中，“加權”原本是必要程序，用來校正樣本與總體之間的結構差異，例如受訪者中老年人偏多，就需要適度降低其權重；某一地區樣本過少，就需要適度補正。但問題在于，加權本身是一把雙刃劍：專業機構可以用它提高精度，操弄機構也完全可以借它“修飾結果”。

更有甚者，會在多個版本的內部數據中，選擇最有利于特定陣營的那一組對外釋放，再通過電視政論、網絡短視頻和名嘴評論同步放大，形成“民意已定”的輿論氛圍。到了這一步，民調早已不是調查工具，而成了標準的政治傳播產品。

也正因為如此，臺灣假民調真正可怕的地方，是它會反過來塑造選情、影響選民心理，進而改變政治現實。對很多普通選民而言，他們未必會仔細研究每一個候選人的政見，卻會高度在意“其他人都支持誰”。

一旦媒體連續幾周高頻釋放“某陣營全面領先”“某候選人已無翻盤可能”的民調信息，就很容易形成兩種效應：一是從眾心理，讓一部分搖擺選民傾向轉向所謂“領先者”；二是打擊在野陣營支持者的投票熱情，使其產生“反正也贏不了”的挫敗感，降低投票率。

這也是為什么假民調在臺灣選舉中屢禁不止。對內，可以穩住支持者情緒，掩蓋執政不力帶來的焦慮；對外，可以向媒體、金主和地方派系釋放“我們仍然占優”的信號，維持資源聚攏；對對手，則可以制造混亂、誘導誤判，迫使其調整策略、內部分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