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順首位中共黨員赴蘇學習難回國，1934年后杳無音信

林秉權，1902年出生，浙江泰順縣包垟鄉林岙村人。

童年時代的林秉權就顯示出不凡的天資。他聰明伶俐，思想獨特，志向不凡，對田地財產絲毫不感興趣。他常常對妹妹林耀釵說：“田地全不足靠，只有求得真才實學，才有真正的前途和生活意義。”

12歲時，林秉權從羅陽高等小學畢業，考入浙江省立第十中學校。在溫州期間，他參與聲援五四愛國運動，深受五四精神熏陶，學習勤奮，思想活躍，是學生會的活動骨干。為尋求真知，林秉權讀書刻苦，勤奮被朋友們熟知，友人在信中囑咐他“遠客他鄉，尤珍重身體為要。萬勿用功過度。”

在上海大學期間，他深受革命思想影響，積極投身于革命活動，與鄧中夏、瞿秋白、惲代英等人建立了密切關系。同年，林秉權加入中國共產黨，成為第一位泰順籍的共產黨員。

入黨以后，他處處為革命利益著想。為了籌措革命經費和救災款，他傾其所有、節衣縮食，但終究是杯水車薪，滿足不了革命活動需要。

有一段時間，他只好不斷地向家中要錢，卻又不敢將自己的心跡向家人吐露。要的次數多了，自然引起管家的哥哥林復權的誤解，以為他在上海十里洋場生活揮霍奢侈，心中不快，便寫信給林秉權，勸他要節儉一些。

林秉權見信后怪哥哥吝嗇，回信寫道：“男兒立志出鄉關，偉業不成誓不還。埋骨何須桑梓地？人間到處有青山。”他哥哥見了此四句詩，步其原韻，回他四句詩：“兄弟二人血脈關，遇事應宜思復還。立志縱非池中物，無奈經濟重若山。”他已與其家庭隔閡很深。

1925年，孫中山逝世。林秉權寫了挽聯：“先生果先知先覺者，后學亦后起后繼人。”又在自己影集扉頁上題詞：“今日之我，其生也為革命而生，其死也為革命而死。”

同年，五卅運動爆發，他從上海返回泰順組織救國會，聲援上海工人反對帝國主義的斗爭，在泰順的土地上播下革命的種子。

1927年，林秉權受黨組織委派，到武漢長江上游商民協會領導工作。他在武漢的報紙上多次發表自己的政見，引起國民政府汪精衛的注意。汪精衛多次給林秉權寫信，想拉攏他，可他毫無趨炎附勢、求取榮華富貴之心。

汪精衛見林秉權與自己政見不合，又左右他不動，準備對他下毒手。所幸林秉權對武漢時局已有清醒的認識，且有所提防。這使他得以在1927年7月15日汪精衛發動的反革命政變中安全脫身。

18日，他撤離武漢，經黨組織安排，途經上海、海參崴，于當年11月到達莫斯科，進入東方大學學習軍事。1928年，轉入蘇聯中山大學第四期學習。

面對大量先進的革命理論知識，他如饑似渴、孜孜不倦地進行了系統的學習。在剛到蘇聯時寄回國的一封家信中，他寫道：“北風卷地塵飛揚，征夫萬里懷故鄉。他日若得凌云志，橫貫乾坤滅列強。”表達了自己強烈的報國志向。

翌年，他與同校的無錫籍低年段學生李小妹（原名武碧如）結婚。

在蘇期間，林秉權學習認真、為人熱情、表現突出，很受同學喜歡，并與當時蘇聯領導人莫洛托夫及其夫人克里沙諾娃建立了密切關系。

課余，克里沙諾娃常常與李小妹一起逛街。一次，李小妹和另外三位同志應邀到莫洛托夫家做客。莫洛托夫見李小妹英姿颯爽，喜歡繪畫的他，拿起畫筆，替李小妹畫了全身水彩像，掛在他家中的墻壁上，留作紀念。

在當時的中山大學校園里，王明得到共產國際東方部部長兼中山大學校長米夫的支持，搞宗派主義，采取“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做法。愛憎分明、正義感強的林秉權對此非常不滿。

米夫、王明等見林秉權有才能，極力籠絡，米夫兩次親自約他談話，還派人做他妻子李小妹的工作，但林秉權鐵骨錚錚、剛直不阿，非但沒有加入他們，反而成為反對王明的積極分子。在同王明的斗爭中，林秉權夫婦始終站在鄧中夏、瞿秋白等人這一邊。

于是王明等人處處為難、步步相逼，嚴密監視他的行動，抓辮子、扣帽子，無所不用其極。有一次，林秉權與一位留蘇美籍學生說了幾句英語。王明就向米夫匯報說他用“密語”談話。

作為米夫、王明的眼中釘，在1928年至1929年中山大學的“清黨”運動中，林秉權被開除黨籍，下放到中山大學對面一家重工機器廠勞動。他的愛人李小妹也受到政治迫害。

后來，林秉權的政治待遇每況愈下，他便提出回國的要求。被拒絕后，他被王明派送到伊凡諾夫工廠去做苦力。其時，宗派主義和“左”的肅反政策糾纏在一起，造成大量的冤假錯案，好多是非問題無法澄清。林秉權又是地主家庭出身，對他的斗爭更加殘酷。

1934年，他被流放西伯利亞。林秉權在給回國的妻子李小妹的最后一封書信中寫道：“我可能回不來了，但是（我的心）離你們越來越近了……”

這封信是在西伯利亞勞改地寄出的。從此以后，他便杳無音信。

1989年12月4日，浙江省人民政府批準林秉權為革命烈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