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印度峰會看全球AI秩序的“南方轉向”

2月16日，全球人工智能（AI）領域的目光匯聚到印度首都新德里的巴拉特·曼達帕姆國際會展中心，“人工智能影響力峰會”在這里拉開帷幕。本屆峰會由印度電子和信息技術部主辦、“印度AI使命”組織統籌，以“人、進步、地球”為主題，以“惠及眾生，幸福眾生”（Sarvajan Hitaya, Sarvajan Sukhaya）的梵文理念為精神內核，強調技術發展必須服務于廣泛社會福祉與可持續未來。印度官方統計，峰會吸引了超過25萬名與會者、300余家展商、20多位國家元首和60個部長級代表團參加，薩姆·奧爾特曼、桑達爾·皮查伊等全球科技企業高管亦悉數到場，產業資本與公共治理高度交匯。作為繼2023年英國布萊切利園（聚焦安全）、2024年韓國首爾（聚焦創新與包容）和2025年法國巴黎（聚焦行動）之后的全球AI治理盛會第四站，AI峰會首次走進全球南方，具有鮮明的象征意義。

集中呈現發展中國家共同關切

印度總理莫迪在開幕式致辭中提出“智能與理性讓技術真正有用”，強調AI不應僅以算力、模型規模或商業效率為評價尺度，也應嵌入社會治理、公共服務與發展議程當中，成為推動減貧、教育普及、醫療可及和環境保護的關鍵工具。

從更宏觀視角看，新德里峰會并非對既有AI治理路徑的簡單延續，而是一次議題重心與話語結構的顯著轉向。如果說早期峰會更多立足于西方主導的安全敘事、風險控制與前沿技術約束，那么本屆峰會將“發展”“包容”“能力建設”置于中心位置，系統回應發展中國家在數字基礎設施、算力獲取、數據資源與人才培養方面的現實關切。由此，全球AI治理開始從以規則和風險為導向的單一框架，邁向以發展權與技術可及性為支點的南北互動新范式。從此意義上講，印度峰會不僅是一場技術盛會，更集中釋放出三重信號：

其一，議題重心從“前沿風險”轉向“現實影響”。歐美主導的AI會議往往圍繞前沿模型風險、通用人工智能安全、倫理合規等展開，強調“如何約束技術”。印度峰會則更多討論AI在公共治理、農業、醫療、教育、金融普惠等領域的實際應用，強調“技術如何改變發展軌跡”。開幕當天便有“AI助力印度道路安全”“南亞女性在技術領域的貢獻”“AI與未來技能”等專題研討會舉辦，在“印度AI使命”框架下上線了超過3.8萬張GPU共享計算資源、12個本土基礎模型和30多個印度特定AI應用。這些選擇本身反映了全球南方國家對AI的核心關切并非“失控風險”，而是“發展紅利是否可及”——如何讓AI從實驗室走向田間地頭、課堂醫院。

其二，治理話語從“統一規則”轉向“情境適配”。峰會多次強調，不同國家在經濟結構、治理能力、數字基礎設施方面差異顯著，AI治理不宜簡單復制歐美模式。這一立場實質上對以歐盟《人工智能法案》為代表的“高門檻合規路徑”形成柔性制衡，推動“多路徑、分層次”的治理思路進入國際討論。印度明確提出“小型AI”“主權AI”等概念，優先發展在低帶寬、低算力環境下運行的實用模型，并且通過“面向所有人的AI”等全球挑戰賽突出無障礙技術、女性開發者激勵與青年創新，將抽象治理轉化為具體行動路徑，為發展中國家提供了可復制的“南方方案”。

其三，角色定位從“技術追隨者”轉向“制度參與者”。印度并未在峰會上強調與美國、中國在模型規模或算力上的直接競爭，而是著力為自己打造“全球南方AI議程召集者”身份。莫迪在致辭中指出，峰會要“豐富全球對人工智能創新、合作與負責任使用的思考”，并宣布即將推出“Create in India”（印度創造）使命。這表明，印度等新興經濟體正試圖在AI規則形成的早期階段就介入，而非被動接受既成秩序。峰會期間發布的《全球南方AI應用案例集》進一步證明，南方國家完全有能力貢獻增量治理智慧。

全球AI秩序的結構性重塑

從印度峰會標志著全球人工智能秩序正在發生一場深刻的轉向：全球南方不再只是規則的接受者和技術的使用者，而正成為議題設置者、規范塑造者與實踐方案的重要來源。

可以看出，全球AI秩序的結構性矛盾正在加速顯現，其“南方轉向”并非偶然，而是技術擴散、地緣政治博弈與發展訴求共同起作用的結果，從根本上重塑著全球AI治理的權力版圖。

第一，AI技術擴散速度已經超過既有治理能力。從智能手機到農業無人機，再到基層醫療診斷系統，生成式人工智能和智能體技術正以指數級速度滲透至全球市場，但算力、數據、模型訓練資源卻高度集中于少數國家和企業。據行業估算，全球前沿AI訓練算力80%以上掌握在少數科技巨頭手中，形成“技術擴散—能力集中”的特點，使全球南方國家在應用層面高度依賴外部供給，卻難以參與規則制定，治理失衡問題日益突出。印度通過“印度AI使命”投入逾一萬億盧比（約合110億美元）構建公共計算基礎設施，是對這一問題的直接回應。

第二，發展權議題重新進入技術治理核心。在氣候變化、數字經濟等領域，國際社會早已形成共識：單一標準、統一規則往往會在無意中抬高發展門檻，形成事實上的“綠色壁壘”或“數字壁壘”。AI作為通用目的技術，其治理若忽視發展階段差異，可能固化甚至擴大數字鴻溝。全球南方國家正以發展權為切入點，推動AI治理從“風險防控邏輯”向“發展協調邏輯”延展。與會的發展中國家代表反復指出，AI不應是“奢侈品”，而應成為“發展加速器”，幫助南方國家實現跨越式進步。

第三，地緣政治競爭放大南方國家議價空間。當前全球AI競爭呈現出明顯的陣營化趨勢，主要大國在技術出口管制、供應鏈安全和規則制定層面相互博弈。在這一背景下，全球南方國家成為各方爭取的關鍵變量，其集體立場和議題設置能力顯著上升。印度作為首個舉辦AI峰會的全球南方國家，將自身定位為“橋梁”和“召集者”：一方面吸引北方巨頭承諾本地化投資和人才中心，另一方面與全球南方國家共同推動適合其發展特點、符合其發展需求的議程。

在以上三重結構性邏輯的共同作用下，全球AI治理的“南方轉向”并非對現有秩序的顛覆，而是對其進行必要而深刻的結構性補充。它使全球AI治理從“少數國家主導”的單極模式，向“多元參與協商”的包容性架構演進，為南北互動開辟了全新的可能性空間。印度AI影響力峰會試圖用行動證明：當全球南方真正站上舞臺，AI秩序的未來將不再是零和博弈，而是共享繁榮的共同演進。

南北互動新范式

印度峰會最深遠的意義在于，它為南北互動提供了一種可復制的新范式：以“需求驅動”取代“技術驅動”，以“伙伴關系”取代“援助關系”，以“共同治理”取代“單邊主導”。這一范式以南方國家的實際發展痛點為起點，以平等互利、長期可持續影響為目標，正在從根本上重塑國際AI合作的底層邏輯。

新范式的第一根支柱是“能力共建”。峰會推動的“AI技能百萬計劃”、青年挑戰賽、女性創業基金等，均強調將北方先進技術與南方真實場景深度融合，讓發展中國家從單純的“技術用戶”升級為“共同開發者”和“創新貢獻者”。微軟、谷歌承諾在印度設立AI人才中心，英偉達推動本地化GPU培訓，這些合作不再是單向技術轉讓，而是聯合研發、聯合標準制定和聯合人才培育的閉環生態。印度還與多國探討“AI人才流動便利化走廊”，為南方國家培養本土AI骨干力量。

第二根支柱是“數據與模型的民主化”。印度峰會倡導的“主權AI”理念主張各國擁有自主可控的模型與數據基礎設施，得到比較廣泛的響應。峰會期間多邊討論提出“數據信托”“模型開源共享池”等機制，旨在打破西方企業對優質數據的壟斷，讓南方國家在AI訓練中獲得公平議價權。印度已開發并開放12個支持22種官方語言的本土基礎模型，并向初創企業、研究機構和政府部門提供最高40%的算力補貼。

第三根支柱是“成果導向的問責機制”。不同于以往峰會多以原則宣言收尾，本次峰會從設計之初就強調“可驗證影響”——每項合作項目均需設定KPI，并引入第三方獨立評估與定期復盤機制，這為南北合作提供了可操作的信任基礎，旨在避免“承諾多、落地少”的老問題。AI影響力博覽會上的300余家展商展示的實際解決方案——從AI驅動的農村道路安全系統到婦女賦權工具包，是這一機制落地的體現。世界銀行等機構參與的健康與基礎設施專題，也將“可測量發展影響”作為核心評估維度。

這三根支柱相互支撐、形成閉環：能力共建提供人才與技術基礎，數據民主化保障資源公平準入，問責機制確保成果可持續，最終指向“共享繁榮”。中國作為全球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和AI技術與應用的領先者，完全可以同印度等全球南方國家加強協調，共同推動“聯合國AI治理框架”的建立，倡導“以人為本、普惠共享”的全球AI新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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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自丨世界知識

作者丨朱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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