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網傳湘雅跳江研究生的遺言里，深刻感知到一件事：應該重視了！

3月16日，官方通報了中南大學湘雅醫院的一名女研究生墜江身亡，隨后網上流傳著疑似孫同學的遺言。

這份千字遺言讀起來令人心酸和悲痛，我們能看到她的無助和多次求助無果的無奈。

她沒有用歇斯底里的語氣，也沒有使用極端的語言。

相對來說，她是平靜的，平靜地講述了她遭遇了什么，面臨著什么樣的困境。

她說導師安排的任務太多，影響規培工作，導師脾氣急躁，經常訓斥她，她受導師和帶教兩頭訓斥責罵，倒白夜班的時候還要跟導師出門診，經常睡不上覺……

被導師威脅不給畢業，被拖著去辦退學，她輕生過一次，但研究生部把她丟進湘雅二醫院精神科，讓她吃藥繼續工作。

教務辦、導師責問她為什么別人沒事就她有事，讓她反省，讓她簽各種保證書、免責書……

（這里不貼圖了，大家可以從網上找到）

我讀來有一種很深的感觸，那就是她遺言中提到的她能求助的人似乎都沒有幫助她，反而其中的一些人還給她造成了更大的痛苦。（除了給她幫助的其他帶教和同學）

比如她說，她反復告知輔導員、教務辦，告知她能接觸到的上級，但是沒有解決問題。她消極對抗的那一次，研究生部沒有好好安撫她，反而把她丟進精神科。

教務辦和導師沒有共情她的痛苦，反而讓她反省自己的問題。

我們可以深深感覺到，這些人在她的語言描述中，沒有同理心，沒有同情她，沒有寬容地幫助過她，接納過她的痛苦。

人類之所以比動物高級，不僅僅在于我們有智慧，還在于我們有感情，有悲憫心，有同情心，這本該是所有人都有的東西，為什么她能接觸到的有能力幫助她的人，好像沒有這些呢？至少我們從她的描述中，從結果來看，好像沒有。

是人性本惡嗎？

心理學家菲利普·津巴多在《路西法效應》中提出一個論點，他認為情境的力量可以輕易壓倒個人道德，當一個普通人被賦予控制權的時候，共情能力會迅速消減退化，取而代之的是冷酷、殘忍。

這個觀點不是隨便提出來的，1971年，他做了一個實驗，在斯坦福大學里設置了模擬監獄，找了24名心理健康，背景良好的大學生到監獄模擬情境，一部分人做看守，一部分人當囚犯。他自己當監獄長。

這個實驗原計劃要進行2周，但只進行到第6天就被迫終止了。

因為實驗的結果太明顯了，“囚犯”扛不住了。

負責看守的大學生僅被告知要“維持秩序”，不得使用暴力。

第1天，看守們還有些拘謹，顯得不自在，囚犯們開始輕微反抗。

第2-3天，看守們開始使用權力了。他們自發創造懲罰囚犯的方式，讓他們做俯臥撐、脫光衣服、戴絲襪頭套。

他們還發明了編號系統，剝奪囚犯姓名，全部用號碼稱呼，喊一個個編號讓看守們感覺很爽。

第4-5天，看守開始虐待囚犯，把“問題”囚犯關小黑屋，比如單獨關進衣柜幾個小時。

囚犯出現嚴重心理崩潰。

更重要的轉折點是，連“監獄長”津巴多本人也開始認同看守，沒有共情囚犯，反而覺得囚犯軟弱，事兒多。

這說明在權力情境中的人全部被腐蝕了，都失去了同情心，變得冷漠、殘忍。

這個實驗充分說明了權力如何影響了一個人。

不是壞人有多惡毒，而是好人被賦予權力后可能變成惡毒的壞人，缺乏同情心，漠視別人的痛苦，甚至虐待別人獲得爽感。

一名看守后來回憶：“我開始享受這種權力……看著他們受苦讓我感到滿足。”

所以說，當一個人擁有了對別人的“掌控感”后，他就會陷入權力情境中，很快失去同情、理解、寬容的心理。

被他掌控的人就算在他面前表現出痛苦，他也會無動于衷，他甚至想用更強硬的手段“征服”對方。

湘雅醫院跳江研究生的導師掌握著“學生”的“命脈”，從論文評分到畢業前途、分配工作，她都有權力干預。

可見，問題的核心在于研究生導師權力過大，對學生的控制權過多，而約束又不夠，才造成了一樁又一樁悲劇的發生。

當研究生求助的時候，那些陷入權力情境中的人并沒有及時反省。

《羊城晚報》統計了近年來規培生非正常死亡事件：2024年2月，上海中醫藥大學附屬岳陽中西醫結合醫院一名規培生在出租屋里燒炭自殺；同年3月，廣西南寧第一人民醫院麻醉科規培生割頸身亡；同年5月，27歲的湘雅二醫院實習醫生羅帥宇墜樓身亡；12月，復旦大學附屬眼耳鼻喉科醫院一名規培護士跳樓自殺……

這個問題真的該被重視了！

如果“權力情境”不解決的話，規培研究生的境況很難改變，不可能依靠道德、同情心和自覺來規范行為。

應該分化權力，對權力進行監督和約束，讓學生有“說話”的路徑。

孫同學的悲劇不應該再上演了，不能要求一個盡了自己所能的弱者勇敢、豁達，如機器人一般抗造，沒有感情。

她受傷的時候允許她療傷。

她累的時候允許她休息。

允許她有自己的感受。

而不是同行的感受。

允許她反抗。

這是一個正常人應該有的權利，和應該得到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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