賀龍，兩把菜刀鬧革命鑄就傳奇，南昌起義總指揮，紅二方面軍的旗幟，毛主席贊其對敵斗爭堅決

文/任振杰

賀龍是杰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軍事家，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創建人和領導人之一。他早年組織領導了著名的湘西萬人暴動，帶領鄉鄰青年用菜刀奪占了芭茅溪鎮鹽局，組織討袁護國軍，參加了北伐戰爭。1927年，作為起義軍的總指揮，他參加領導了舉世聞名的“八一”南昌起義。在隨后的革命生涯中，他創建了中國工農紅軍第2軍團，開辟了湘鄂西、湘鄂川黔等革命根據地；他率領八路軍第120師將士英勇殺寇，相繼開辟了晉西北、冀中、晉綏等抗日根據地；解放戰爭中，他經略陜甘寧晉綏根據地，解放川西北和西南的廣大地區。新中國成立后，他迅速穩定了西南局勢，為人民軍隊的革命化、現代化和正規化建設，建立了豐功偉績。賀龍的一生，是戰斗的一生，革命的一生，光輝的一生。

一、艱苦逾恒，兩把菜刀鬧革命，北伐戰爭建奇功

因生活所迫，賀龍從13歲起就與鄉友結伴，以趕馬馱運鹽巴、茶葉、木材等為生，常年奔波于湘鄂黔邊界。1911年，15歲的賀龍向伙伴們宣稱：“我們要搞刀槍，打皇帝。”不久，賀龍接受了孫中山先生提出的“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的思想，年僅18歲就參加了中華革命黨。1916年1月，賀龍“為了反對貪官污吏和苛捐雜稅”，接受了組織湘西暴動任務。他帶領十幾名農村青年，相繼偷襲了泥沙鎮警備隊和南北鎮、皂市團防隊，奪得60支長槍，組織了一支300余人的隊伍，打出了“湘西討袁獨立軍”的旗號。后與桑植、大庸、慈利、永順、龍山等縣萬余人聯合，曾兩次攻陷石門縣城。

為了真正“拉起隊伍”，1916年2月，賀龍開始醞釀第二次奪槍起事。他奔走于韋家山、王家坪、劉家坪等村寨，說服21名青年農民，盟誓“興兵討袁”。3月，賀龍等以菜刀為武器舉行起義，一舉搗毀芭茅溪鎮鹽局，處決稅警隊長，繳獲毛瑟槍12支。組織起“桑植討袁護國民軍”，賀龍被推舉為總指揮。隨后，他組織桑植周圍五縣農民暴動，一度占領了桑植、永順、龍山縣城。

◆此橋原為永安橋。桑植起義后，群眾將其命名為“賀龍橋”。

孫中山在廣州組織軍政府，就任大元帥后，發起了“護法運動”。賀龍積極響應，輾轉湘西各縣。在桃花和慈利兩縣交界的兩水井，他遇到了一個叫吳玉霖的老朋友。吳玉霖正好帶了兩把菜刀，要投奔賀龍，他們恰好在此相遇。而且湊巧的是，在兩水井還遇上了坐著轎子，在四個衛兵保護下，到慈利上任的縣長。賀龍和吳玉霖跟在轎子后面，到了偏僻之地，他們用兩把菜刀，砍死了掉在后面的兩個衛兵，奪了兩支槍。在此基礎上，賀龍很快組織起一支100余人70多條槍的隊伍，參加了反對北洋軍閥的援鄂戰爭。賀龍在后來參加七大時填寫的履歷上寫道：“1917年，曾用兩把菜刀，發展到百余人的隊伍，任援鄂軍第一路總司令所屬之游擊司令。”

賀龍于1922年7月被任命為川東邊防軍警衛旅旅長，擔負長江上游的防務。8月，孫中山因陳炯明發動兵變而抵上海。賀龍聞訊，即派代表專程赴滬晉謁中山先生，表示愿為革命效力。12月，孫中山復信賀龍：“邊徼久戍，艱苦逾恒，而壯志不渝，忠誠自矢，此真可謂干城之寄，當勉望于無窮者也。”1923年6月，孫中山以大元帥名義任命熊克武為四川討賊軍總司令。其時，賀龍正在熊克武麾下任第一混成旅旅長。在友軍的配合下，賀龍率部于10月一舉攻克重慶，受到孫中山通電嘉獎。11月，孫中山任命賀龍為四川討賊軍第1混成旅旅長兼川軍第9混成旅旅長。他率部在友軍的配合下，收復了涪陵，切斷了長江上游的水上交通。面對北伐軍的步步緊逼，吳佩孚不得不向日本人求援，用日本人的輪船運送彈藥。賀龍得知此事后，親自化裝帶領100多精壯戰士，佯裝要乘船登上日本貨輪，當場打死船長等三人，活捉了兩名日本輪機長，繳獲子彈82萬發，炮彈300多發。此舉極大地增強了自己的實力，找到了日本帝國主義支持軍閥的證據。

◆1923年，時任川軍第九混成旅旅長的賀龍。

五卅運動爆發后，作為建國川軍第1師中將師長，賀龍通電聲援上海、長沙工人的愛國行動。不久，共產黨員周逸群奉北伐軍總政治部的指示，帶領國民革命左翼宣傳隊抵達常德，賀龍表示熱情歡迎，并接受其到部隊開展工作。在周逸群的影響下，賀龍第一次提出了參加中國共產黨的要求。

北伐軍總司令部于1926年8月下達北伐總攻命令后，英勇異常的賀龍率先發兵，從慈利、石門、臨澧出發，重占澧縣，迫使湘軍賀耀祖部宣布倒戈北伐；他挺進鄂西，占領公安，強渡長江，占領沙市，肅清了荊江南岸敵軍；他揮師西進，力克宜昌，斬獲敵軍兩個師。最后，賀龍部隊因戰功赫赫，為北伐戰爭的勝利作出了重大貢獻，受到北伐軍總司令部和前敵總指揮部的通電嘉獎。

賀龍率部進駐武漢地區后，再次被委以“捍衛革命中心”的重任。1927年2月，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將賀龍部升編為獨立第15師，賀龍任師長，周逸群任政治部主任。在第二次北伐中，賀龍所部更是連戰皆捷，獨立第15師也被譽為“異常奮勇”的“鋼軍”。1927年6月，武漢政府將獨立第15師升編為國民革命軍第20軍，賀龍任軍長，周逸群任政治部主任。

二、忠誠自矢，南昌起義總指揮，湘鄂大地建奇功

轟轟烈烈的第二次北伐戰爭，因蔣介石、汪精衛相繼叛變革命，使全國革命形勢急轉直下。在大革命轉入低潮時，賀龍忠誠自矢，堅決擁護共產黨的主張，堅決執行共產黨的決議，提出“所有在我部隊里工作的共產黨員一個也不要離開，繼續安心工作。”他還把被反動派驅逐、通緝的共產黨員、工人糾察隊員、兩湖農運骨干300多人收留到部隊中，編入第20軍教導團。為了東征討蔣，賀龍于7月將部隊開到黃石港，并及時召集連長以上軍官會議，分析局勢，表示要跟著共產黨走革命的路。這一主張，得到全體軍官的支持。當第20軍行至九江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譚平山把黨內醞釀在南昌舉行武裝起義的計劃告訴了賀龍。恰在此時，汪精衛也發來通知，讓他和葉挺上廬山“參加軍事會議”，實際準備解除他們的兵權。第4軍參謀長葉劍英探知此陰謀后，與賀龍、葉挺密商，迅即移師南昌。

賀龍率部開進南昌城后，即與黨的前敵委員會書記周恩來會了面。周恩來通知賀龍，中共中央已決定在南昌舉行武裝起義。賀龍當即表示：我完全服從黨的安排。隨后，周恩來代表前敵委員會任命賀龍為起義軍總指揮。7月30日下午4時，賀龍召開第20軍團以上軍官會議，傳達前委的決定，作起義動員和明確作戰方案。經過周密緊張的部署，8月1日凌晨2時，在中共前敵委員會和周恩來的領導下，賀龍、葉挺、朱德、劉伯承等率領北伐軍3萬多人武裝起義，勇敢地向國民黨反動派打響了第一槍，宣布了人民軍隊的誕生，標志著中國共產黨獨立領導武裝斗爭和實行武裝奪取政權的新時期的開始。1957 年為紀念建軍30周年，《解放軍報》首次正式介紹南昌起義，提綱中領導人的排名為周恩來、朱德、賀龍、葉挺。周恩來在審閱時征求了朱德的意見，批示應在起義領導人中加上劉伯承，領導人的排名為周恩來、賀龍、葉挺、朱德、劉伯承。

◆第20軍指揮部舊址。

◆南昌起義時賀龍使用的電話。

中共前委按照中央原定計劃，率領起義軍迅速揮戈南下，準備奪取廣東，爭取國際援助，再次舉行北伐。盡管賀龍并不贊成這個決定，但是賀龍還是服從了中央的決定。8月3日，起義軍開始撤離南昌，向南挺進。在這次遠征中，面對艱巨的任務和艱難的處境，賀龍始終堅定、沉著。他親自指揮壬田戰斗，擊潰軍閥錢大鈞的阻擊，占領瑞金。隨后在會昌戰斗中，組織并率領第20軍主力一部打得錢大鈞部幾乎全軍覆沒。9月初，在瑞金經周逸群、譚平山介紹，賀龍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終于實現了他長期以來的夙愿。入黨后，忠誠自矢的賀龍立場更加堅定，斗爭更加堅決，正如他說的：從此我指揮的軍隊是黨的，我就是黨的人了!黨就是我的生命!

起義失敗后，賀龍和劉伯承等離開部隊，經香港轉赴上海。但賀龍不甘心起義失敗，到上海后，便放棄了去蘇聯學習的機會，主動向中共中央請纓，要求回湘鄂西重新組織武裝。他說：還是槍桿子重要，有了槍桿子，事情就好辦得多。根據黨的指示，1928年3月，賀龍同周逸群等勇敢地潛入桑植縣洪家關老家，利用親族和舊部關系，一個月內即聚集了一支擁有3000多人的武裝，打起了“中國工農革命軍”的旗號，由賀龍任軍長，舉行桑植起義，進占桑植縣城，建立了中共桑植縣委和縣蘇維埃政府，在湘鄂邊界的萬山叢中，高高樹起了第一面工農武裝割據的戰旗。

根據多次暴動失敗的教訓，賀龍進行了具體的總結，1928年冬，他著手整頓部隊，建立基層黨團組織，整肅紀律，清除意志不堅定者。這樣，紅4軍不斷壯大，終于建立了真正的革命武裝，成為開展武裝斗爭的骨干力量。根據中共中央軍事部的指示，賀龍和前委在1930年初，先后3次率部東進，經過4個月的艱苦轉戰，于7月上旬進至公安縣，同周逸群、段德昌組建的紅6軍會師。兩軍在江凌縣合編為紅2軍團，賀龍任總指揮兼第2軍軍長，周逸群任政治委員。最后，這支從湘鄂邊成長起來的軍隊，成為中國工農紅軍的主力之一，開辟的湘鄂西根據地，成為中國革命的一個重要戰略區。

◆賀龍在湘鄂西時期用過的手槍和印章。

紅2軍團奉命縮編為中國工農紅軍第3軍后，賀龍任軍長，鄧中夏任政委。為支援洪湖蘇區的反“圍剿”作戰，賀龍率部進入遠安、荊門、當陽等地區，創建了以房縣為中心的擁有20余萬人口的鄂西北革命根據地。1932年1月，在地方武裝配合下，賀龍指揮紅3軍向襄北發起攻勢作戰。利用敵軍離開陣地不能打仗和不善雨天、黑天作戰等弱點，采取奇襲和伏擊、圍點打援等戰法，在王集、文家墩、陳家河等戰斗中，接連獲得重大勝利，使紅3軍主力發展到1.5萬余人，挫敗了國民黨軍對洪湖根據地第三次“圍剿”。

當蔣介石調集約50萬兵力于1932年6月對湘鄂西、鄂豫皖兩革命根據地發動第四次“圍剿”時，擔任湘鄂西中央分局書記的夏曦，頑固地執行“左”傾路線，在軍事上由主張盲目進攻變為單純防御，命令部隊筑碉固守，號召“不讓敵人蹂躪一寸土地”；在政治上進行大規模地肅反，采取逼供信的做法，錯殺了一大批好干部，甚至取消政治機關，嚴重削弱了黨的戰斗力，致使紅3軍在洪湖根據地第四次反“圍剿”中遭到失敗。1933年紅3軍不得不退出洪湖根據地，經過7千里的長途跋涉回到湘鄂邊。失去了根據地，全軍不得不“無目的無前途的流浪”，這使賀龍深刻認識到根據地的極端重要性。

為了創建根據地，賀龍率紅3軍進入了黔東。1934年10月，紅3軍與任弼時、蕭克、王震率領的從湘贛突圍遠征的紅6軍團在貴州木黃勝利會師。在慶祝會師大會上，他高興地說：會師，會師，會見老師。你們來自井岡山，那是毛主席、朱德總司令創造的蘇區，是我賀龍和紅3軍學習的榜樣。之后，紅3軍恢復第2軍團的番號，賀龍仍任軍團長，并統一指揮紅2、紅6軍團。

三、英勇善戰，長征路上智斗張國燾，抗日戰場心中有“三條”

為策應中央紅軍長征和創建新的根據地，賀龍和任弼時指揮部隊于1934年11月向湘西地區發起攻勢作戰。在永順誘敵軍龔仁杰、周燮卿、楊其昌的3個旅進入龍家寨，我部預伏在隘口兩側，突然襲擊，大獲全勝，史稱“龍家寨大捷”。并乘勝攻克大庸、桑植、桃源、慈利等縣城。在湘西攻勢中，賀龍、任弼時等以運動戰方式殲敵3個旅大部，調動和牽制了敵軍11個師又兩個旅的兵力，有力地策應了中央紅軍的突圍和長征，同時創建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據地。

蔣介石在圍追堵截中央紅軍的同時，于1935年2月初，集中11個師又4個旅“圍剿”湘鄂川黔邊根據地。這時，遵義會議已結束了王明“左”傾機教條主義的領導，事實上確立了毛澤東在黨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賀龍在黨中央的正確領導下，英勇善戰的軍事才能得到了充分發揮。同年4月中旬，紅2、紅6軍團在永順和桑植交界的陳家河、桃子溪一帶連戰皆捷，殲敵一個師又一個旅，扭轉了被動局面。6月，賀龍集中優勢兵力，圍城打援，在忠堡地區全殲增援宣恩的張振漢部41師師部和1個旅，活捉敵縱隊司令兼師長張振漢。8月，率部在板栗園地區設伏，全殲敵85師兩個團，一個特務營和師部，擊斃敵師長謝彬，創造了在敵戰役縱深內速戰速決殲滅敵人的模范戰例。

在長征途中，面對國民黨軍優勢兵力包圍中，賀龍指揮部隊采取忽南忽北，時東時西同敵人兜圈子的戰術，與敵軍周旋了一個多月，轉戰千里，終于3月下旬沖出包圍圈，并痛殲敵軍12個連，進占盤縣地區。1936年3月底，賀龍等接到紅軍總司令部命令，要紅2、紅6軍團北上與位于甘孜地區的紅四方面軍會師，面對途中敵人的圍追堵截，他率部戰嚴寒、忍饑餓、翻雪山，于7月初在甘孜實現了與紅四方面軍的勝利會師。

根據中革軍委電令，紅2、紅6軍團組成中國工農紅軍第二方面軍，賀龍任總指揮，任弼時任政委。在北上途中，紅二方面軍在四方面軍左縱隊之后跟進。為維護黨和紅軍的團結，賀龍同張國燾的分裂主義進行了堅決斗爭，他以向紅2、紅6軍團介紹過雪山草地經驗為名，巧妙地把32軍要了過來。朱德后來回憶：“賀老總對付張國燾很有辦法，不爭不吵，向他要人要槍要子彈，硬是要過一個軍來。張國燾對弼時、賀龍都有些害怕呢！一起北上，賀老總是有大功的。”1936年10月22日，賀龍率領二方面軍在會寧將臺堡與一方面軍會師。毛澤東高興地說：二、六軍團在烏蒙山打轉轉，不要說敵人，連我們也被他們轉昏了頭。硬是轉出來了嘛！出貴州、過烏江，我們一方面軍付出了大代價。以后，他還說，賀龍是二方面軍的一面旗幟。

在日本侵略軍發動盧溝橋事變后，賀龍于1937年8月出席在洛川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他堅決擁護黨的全面抗戰路線和開展獨立自主山地游擊戰的方針，將紅軍主力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下轄第115、第120和第129師。賀龍被任命為第120師師長，蕭克為副師長，關向應任政訓處主任(10月改稱政治委員)，全師共1．4萬人。9月，賀龍、關向應等率領第120師主力，乘木船東渡黃河，奉命建立晉西北抗日根據地。為配合國民黨軍的忻口之戰，賀龍率部襲擊井坪、收復平魯、威脅大同。各部隊在雁門關附近伏擊日軍運輸隊，毀敵汽車36輛，殲敵500余人，收復了雁門關，切斷了敵后方交通線，聲威大振。

◆1937年8月，紅軍主力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賀龍任120師師長。

為配合友軍作戰，摧毀敵占交通線，賀龍等人于1938年2月，以師主力對同蒲鐵路陽曲至忻縣段開展破襲戰，并以第716團襲擾太原日軍機場。經10天奮戰，全師攻占平社、田莊等車站7處，殲敵800余人，炸毀日軍軍運列車3列，破壞橋梁8座，拆毀鐵路10余公里，切斷了日軍在同蒲鐵路北段的交通。3月，日軍萬余人圍攻晉西北抗日根據地，直接威脅陜北。賀龍率部集中兵力采取斷其補給，迫其出逃，于運動中殲敵的戰法，殲日偽軍1.5萬人，先后收復寧武、神池等7城。此次反圍攻作戰的勝利，對鞏固晉西北抗日根據地具有重要的意義。毛澤東通電表彰：“努力奮戰擊破敵人整個進攻，取得偉大勝利，中央諸同志聞之極為興奮。”閻錫山卻怕共產黨和八路軍在他的地盤發展起來，便利用他在晉西北的優勢力量與八路軍對抗。當時，有人幻想通過對閻錫山讓步的辦法，維護統一戰線。賀龍認為有礙于獨立自主的抗日原則，尖銳地批評了這種現象。有人卻向中央反映：賀龍的態度會破壞統一戰線，并建議調賀龍去“學習”。毛澤東批評了這種意見，對賀龍作出了很高的評價：“賀老總有三條嘛：一，對敵斗爭堅決；二，對黨忠誠；三，聯系群眾。”

根據中共中央命令，1938年12月，賀龍和關向應率第120師主力東進冀中地區，統一領導了冀中區軍民抗戰，粉碎和擺脫了日軍對抗日根據地的一次次圍攻，鞏固擴大了冀中抗日根據地。1939年4月，日軍王牌27師團第3聯隊吉田大隊進犯河間東北的齊會村。根據偵察，賀龍指揮部隊迅速反包圍敵人，并布置阻擊，防其外逃，使敵陷于孤立無援的境地。在戰斗最激烈的時刻，賀龍在敵人施放毒氣彈的情況下，仍堅持指揮戰斗。經過兩晝夜激戰殲滅日軍700余人，創造了平原作戰大量殲敵的光輝范例。戰后，中共中央機關報《新中華報》發表祝賀齊會大捷的社論說：“河間一役，我賀師英勇殺敵，戰況劇烈空前，我方斬獲極大，獲得極大勝利。”“賀師長親臨前線指揮，身先士卒，奮不顧身，致中毒負傷。”“乃是抗日最前線的先進的民族英雄”。蔣介石也致電朱德：“儉申電悉，賀師長殺敵致果，奮不顧身，殊堪嘉獎！除宣戰績外，希轉電慰勉為要。”

◆賀龍與關向應在晉西北。

賀龍和關向應率部在1940年參加了著名的百團大戰，擔負破擊同蒲鐵路和汾(陽)離(石)公路的任務，給予日軍以沉重打擊。為了統一陜甘寧和晉綏兩個區域的軍事指揮和軍事建設，1942年下半年，西北軍區改稱晉綏軍區后，賀龍仍任司令員，他積極響應黨的號召，領導軍民自力更生，開展大生產運動，打破敵人封鎖，度過抗日戰爭的艱苦階段。賀龍還領導軍民開展“把敵人擠出去”的斗爭，到1944年8月底，共“擠”掉日軍據點128個，收復2685個村莊，解放36萬多人口，多次粉碎日軍的大“掃蕩”。

在抗日戰爭中，賀龍指揮第120師和晉綏軍區部隊共作戰近2萬次，殲滅日偽軍10萬余人，粉碎日軍多次“掃蕩”，鞏固了冀中抗日根據地，建立了晉綏抗日根據地，指揮部隊參加對日本侵略軍的大反攻，收復大片國土，取得了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

四、逐鹿華北，經略陜甘寧晉綏，馳援西北川西北

抗日戰爭勝利后，國民黨反動派一面玩弄和平陰謀，一面進攻解放區，妄圖搶奪勝利果實。1945年10月，國民黨軍第12戰區傅作義部聯合綏蒙偽軍，沿平綏路向東推進，搶占綏東地區，企圖進攻晉察冀解放區的重鎮張家口、承德等地，控制平綏路。針對這一情況，我軍為鞏固以張家口為中心的軍事重地，保證我東北各部隊展開，中央軍委決定晉察冀和晉綏軍區集結主要兵力，共同發動綏遠戰役，殲滅傅部主力。遵照中央軍委指示，在賀龍和聶榮臻的統一指揮下，先后攻占涼城、豐鎮、集寧后，又率部向卓資山發起進攻，以分割穿插的戰術，于25日殲滅國民黨第67軍新編26師4000余人，取得了自衛反擊以來的首次重大勝利。

蔣介石撕毀停戰協定后，以圍攻中原解放區為起點，發動了對解放區的全面進攻。賀龍和聶榮臻根據中央軍委關于首先消滅閻錫山部，切斷大同與太原間的聯系；孤立并相機奪取大同的指示，部署晉綏軍區和晉察冀軍區部隊各一部，首先攻占了朔縣、寧武、繁峙等地。不久，奉命組成晉北野戰軍司令部，統一指揮兩軍區部隊發起晉北戰役。先后攻克和收復崞縣、五臺、原平、定襄等10座城鎮。共殲敵8千余人，控制了同蒲路忻縣以北地段，使大同之敵陷于孤立。之后，賀龍又率部參加大同、集寧戰役，斃傷俘國民黨軍1萬多人。11月，國民黨軍集結重兵，企圖進攻延安。賀龍奉命率領晉綏野戰軍第1縱隊，西渡黃河，開赴陜甘寧邊區；同時派第2縱隊等部協同晉冀魯豫軍區第4縱隊發起呂梁、汾孝戰役。殲敵近3萬人，推遲了胡宗南圍攻延安的計劃。

◆賀龍在分析戰局。

面對蔣介石調集23萬大軍，向陜甘寧邊區實行重點進攻，賀龍于1947年7月重新擔任陜甘寧晉綏聯防軍司令員，兼晉綏軍區司令員和西北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任，統一領導陜甘寧和晉綏兩地區的軍事工作和財政經濟建設。他積極動員了根據地黨政軍民的力量，克服一切困難，為前方籌措經費，運送糧草、被服、彈藥，并不斷組建新的兵團開赴西北戰場。同時，賀龍和習仲勛、李井泉等指揮聯防軍所屬15個軍分區的地方兵團和民兵，在敵軍側翼和后方廣泛開展游擊戰爭，協同兄弟部隊沉重打擊傅作義、閻錫山、胡宗南、馬鴻逵、馬步芳等部。從1946～1948年，共作戰5700多次，殲敵12萬余人，有力地配合了西北和全國解放戰爭，保障了中共中央后方基地的安全。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當天，賀龍作為開國元勛之一，登上了天安門城樓，參加了開國盛典，后被任命為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不久，賀龍就奉命率領華北野戰軍第18兵團、第一野戰軍第7軍、中原軍區第19軍等共13萬余人，組成北線兵團，由陜入川，協同南線劉鄧大軍和第四野戰軍一部進軍大西南。

賀龍遵照中央軍委和毛澤東擬定的：采取大迂回、大包圍戰術，斷敵后路，首先完成包圍，然后再回打之戰略方針，第一階段突而不破，鉗制胡宗南兵力于秦嶺一帶，待劉鄧大軍從東、南方向逼近成都，截斷敵向西康的退路，與劉鄧大軍形成包圍，最后南北夾擊，使敵變成甕中之鱉。12月27日，我軍一舉解放成都，國民黨軍在大陸的最后一支主力全軍覆滅。

五、堅貞不屈，大西南建功立業，固國防嘔心瀝血

西南軍政委員會成立后，劉伯承任主席，賀龍、鄧小平等任副主席。當時，在大西南戰役中起義、投降、被俘的國民黨部隊達90萬之眾。賀龍根據中共西南局制定的“宜集不宜散，宜養不宜趕，集中整編，認真改造，分別對象，逐步處理，使之各得其所，不使散之四方，且不為蔣匪利用，擾亂社會”的方針，對上述部隊分別進行了處理。他親自到熊克武和劉文輝、鄧錫侯等起義將領家中，開誠布公地講明中共的政策，征求他們的意見。他還派出了由數千名干部組成的工作團到各起義部隊，組織學習、教育和整編等工作。經過近一年的努力，起義部隊的100多個番號，都光榮地編入了西南軍區的序列，起義軍官和幾十萬部隊都得到了妥善安置。

◆1949年12月，賀龍奉命率第18兵團和第7軍一部入川，解放大西南。

盡管如此，西南地區國民黨軍的許多殘余小股部隊、特務以及土匪仍煽動地主武裝、袍哥組織，裹脅一部分群眾，從1950年2月開始，掀起了顛覆新政權的大規模暴亂。賀龍和劉伯承等實施一元化剿匪方針，先后集中數十個師，采取“先腹內后邊地，先交通要道后山區，先富庶地區后貧瘠地區”的作戰部署，和“以集中對集中，以分散對分散，以隱蔽對隱蔽”的戰術，充分動員當地群眾，很快取得剿匪的決定性勝利。毛澤東在賀龍、鄧小平的報告上批示：“路線正確，方法適當，剿匪八十五萬人，繳槍四十余萬支，成績極大，甚為欣慰。望即通令所屬予以嘉獎。”

西南局和西南軍區接受和平解放西藏的任務后，賀龍很快就向中央和西南局提出了進軍西藏的具體建議，并和劉、鄧研究制定了昌都戰役的具體方案。1950年10月，賀龍和鄧小平指揮第18軍和第14軍一部及西北軍區玉樹部隊發起了著名的昌都戰役。在解放軍的政治爭取和軍事打擊之下，一舉殲滅了反動藏軍主力，打開了進藏門戶，促進了西藏的和平解放，把五星紅旗插上了世界屋脊。1955年9月，賀龍被授予中華人民共和國元帥軍銜，并榮獲一級八一勛章、一級獨立自由勛章和一級解放勛章。

行伍出身的賀龍于1959年9月，又出任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副主席。中共中央決定成立國防工業委員會后，任命賀龍為主任，聶榮臻、李富春、薄一波等13人為委員。賀龍抓國防工業從調查研究入手，抓軍工企業建設從產品質量入手。在廣泛調查基礎上，他提出了《關于我國國防工業建設的建議》，即著名的“三五八”規劃——“三年開始突破尖端，五年大體形成體系，八年基本上達到獨立完整。”他還對加強國防工業建設提出了一系列重大方針政策。賀龍認為，建立一個現代化的獨立完整的國防工業體系，是我國國防現代化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一體系必須早日建成，要奮力攀登軍事技術高峰，早日制成導彈、核武器、新式飛機、艦艇、坦克、大炮，使人民解放軍成為具有現代化裝備的革命軍隊。

賀龍是中央軍委排名第二的副主席，林彪生病后，他受中共中央之托，主持中央軍委日常工作，他提出要加強部隊的軍事訓練，提高殺敵本領，認為部隊只有平時多訓練，打起仗來，才能少流血。在訓練中，要“鞏固技術，提高戰術，把戰術和技術結合起來，戰斗員要掌握新的技術”，“指揮員要提高戰術指揮能力，各部門工作人員都要以提高自己業務為中心”進行訓練。他不辭勞苦，殫精竭慮，常常深入訓練現場，親自檢查一些兵種和軍區組織的軍事演習和訓練，要求部隊要苦練、巧練，一專多能，一兵多用，在訓練中培養過硬的戰斗作風。

“文化大革命”開始后，賀龍遭到林彪、江青一伙的誣陷和殘酷迫害。在被囚禁中，賀龍雖然在精神和肉體上都受到了嚴重摧殘，但他始終堅持黨的原則，堅信黨的領導，表現了一位革命軍人堅貞不屈、剛直不阿、英勇頑強的高尚氣節。1969年6月9日，賀龍被迫害致死。1974年，中共中央為賀龍恢復了名譽。1975年6月9日，周恩來抱病出席了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舉行的賀龍骨灰安放儀式，高度評價了他英雄的一生，并在賀龍的遺像前深深地鞠了七個躬。1982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作出《關于為賀龍同志徹底平反的決定》，充分肯定賀龍的一生“是戰斗的一生，革命的一生，光輝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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