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帶鐐長街行，志氣愈軒昂”，劉伯堅生命的最后十五天

文/陳其明

中國工農紅軍高級將領、贛南軍區政治部主任劉伯堅，1935年3月在贛粵邊指揮突圍時，不幸受傷被俘。在生命的最后十五天，面對敵人的利誘威逼，劉伯堅不屈不撓，大義凜然，充分展現了一個共產黨人的錚錚鐵骨和革命氣節。

在唐村鴨婆坑，劉伯堅率部突圍時受傷被俘

1935年3月7日，驚蟄節后的第二天，時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贛南軍區政治部主任的劉伯堅，在率部突圍至贛粵邊境時，遭到廣東軍閥、國民黨駐贛第六綏靖區司令官兼第1軍軍長余漢謀部第1師第1團攔截襲擊。激戰數小時，終因寡不敵眾，隊伍傷亡慘重，其余被敵沖散，劉伯堅等人受傷被俘。

劉伯堅（1895-1935)，四川平昌人。1920年6月赴比利時和法國勤工儉學，1922年8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23年赴莫斯科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學習，曾任中共旅莫支部書記。1926年8月回國后，受黨組織委派，在馮玉祥的西北聯軍中主持政治工作。大革命失敗后，入蘇聯軍事政治學院和伏龍芝軍事學院學習。1930年下半年回國，與妻子王叔振一起進入中央蘇區。期間，先后任中央軍委秘書長、中國工農紅軍總政治部宣傳部副部長、紅5軍團政治部主任等。中央主力紅軍長征后，留在贛南堅持游擊戰爭，任贛南軍區政治部主任。

1935年3月初，與贛南省委書記兼贛南軍區政治委員阮嘯仙、贛南軍區司令員蔡會文等人，率領紅軍獨立第6團及贛南省黨政軍機關、中央工農劇社、紅色中華社等1800余人，向贛粵邊境一帶轉移。3月4日，突圍隊伍被整編為三個支隊，阮嘯仙、蔡會文率第2支隊，劉伯堅、梁柏臺率第1、3支隊，大家分頭向“三南”（定南、龍南、全南）方向突圍。不幸的是，3月6日，阮嘯仙率隊突圍至信豐安息鄉（今安西鎮）上逕村楓樹庵時中彈犧牲。3月7日，劉伯堅也在信豐唐村（今屬安遠）鴨婆坑與敵激戰中，大腿受傷，被敵所俘。與劉伯堅同時受傷落入敵人魔掌的，還有贛南軍區政治部秘書廖昔昆、獨立16團參謀長陸如龍、中央政府辦事處交通科科長連得勝、中央貿易局會昌分局亂石采辦處營業部主任王志楷等人。

◆獄中的劉伯堅。

余漢謀獲悉“生擒”劉伯堅等人消息后，欣喜若狂。此前，余漢謀曾以5000大洋“懸賞購緝”留在贛南堅持游擊戰爭的紅軍高級領導人，并把項英、陳毅、賀昌、阮嘯仙、劉伯堅等人的照片發至官兵手中，以便識別擒拿。因此，劉伯堅被俘后，很快被敵人認出了身份。

劉伯堅等人被俘后，余漢謀下令將其押解下山，關押在粵軍第1師第1團第2營營部——唐村。當晚，劉伯堅和同時被捕的一些同志在此住了一夜。晚上，劉伯堅徹夜難眠，他知道自己的被俘意味著什么。為此，他向看守要來了紙筆，寫了一封家信，還有遺囑和絕命詞，“決定一死以殉主義，并為中國民族解放流血”。因劉伯堅“四川的家久已破產，又被抄沒過，人口死亡殆盡”，且“已經八年不通信了”，為此，他只好把信寄給妻子王叔振娘家、陜西西安的妻嫂——梁風笙。令人遺憾的是，這些珍貴的遺墨迄今未找到。

3月8日上午，劉伯堅等人被粵軍押解到一個叫小坌的地方。 此地位于信豐北部（今屬贛縣），地處三叉路口，公路可通安遠、贛縣等地，交通和通訊相對便利。為此，余漢謀將小坌列為其“圍剿”紅軍游擊隊的重點防務地區，粵軍第1師第1團團長李振奉命率團部和第3營駐扎于此。

敵團長從緝拿布告上得知，劉伯堅曾在馮玉祥的西北聯軍任過政訓主任，與于右任、鄧寶珊等國民黨上層人士關系甚密，還曾在法國、比利時和蘇聯等國學習，是一個才華橫溢的難得的將才，便想把他拉攏過來，并承諾只要寫一份“自白書”，宣布脫離共產黨，就“可以自由”，但遭到劉伯堅的嚴詞拒絕：“國破已如此，人民無自由，我有自由何用？” 敵團長只好悻悻離去。

在小坌敵團（營）部，關押著近幾天來粵軍和地方“鏟共團”抓來的當地老表和被俘紅軍戰士。中央工農劇社的石聯星、趙品三、韓進，以及獨立團的王中仁等人，因未暴露真實身份，與被抓來的當地老表關押在一起，敵團長又讓劉伯堅去指認他們。看守把關押的人一個個押來，站在劉伯堅面前，要他辨認。劉伯堅像陌生人一樣，毫無表情地看著自己的戰友，搖頭表示不認識。就這樣，石聯星、趙品三、韓進和王仲仁等許多突圍戰友被關押幾天后，便被當作老表釋放了。

在轉監綏靖公署當晚，劉伯堅寫下了著名的《帶鐐行》

3月9日，敵團長奉命派員將劉伯堅和廖昔昆、陸如龍、連得勝、王志楷5人押解至粵軍第1軍軍部駐地——大庾（今大余）縣城，囚禁在梅嶺腳下的大庾監獄。臨行前，劉伯堅告誡同行的同志：“革命不怕死，不當軟骨頭。” 并表示：“我是一死以殉我們的事業了。”

3月11日，粵軍司令部軍法處奉命將劉伯堅從大庾監獄轉到綏靖公署候審室。與此同時，余漢謀也迅即從贛州趕回大庾軍部坐鎮指揮。

自唐村被俘以來，劉伯堅曾多次拒絕粵軍人員的照相安排，稱“如強迫照相，毋寧即死”。為此，劉伯堅剛被押出監獄大門，一個記者上前搶拍鏡頭，劉伯堅身一扭、頭一仰，留下了一張氣宇軒昂的半身像，后被余漢謀用在向蔣介石邀功請賞的呈文附件上。

◆劉伯堅在獄中寫下這首《帶鐐行》。字里行間，鐵骨錚錚、頂天立地。

從大庾監獄到綏靖公署，需要經過縣城一條繁華的大街——青菜街。在經過的路上，三步一崗，五步一哨，一派殺機。余漢謀居心叵測，下令給劉伯堅加了一副沉重的腳鐐，并故意押著他從青菜街走過，企圖借此顯示反共戰功，威嚇群眾，從精神上瓦解劉伯堅的斗志。

劉伯堅識破了敵人的險惡用心。他拖著鏗鏘作響的沉重鐵鐐，從容自若地上路了。當劉伯堅經過青菜街時，大街兩旁站滿了群眾。劉伯堅拖著鐵鐐，昂首挺胸，并不時地用雙目環顧大街兩旁，向含淚佇立的群眾頷首致意……

游街示眾后，劉伯堅與廖昔昆、陸如龍、連得勝、王志楷，一起被安排擠住在綏靖公署候審室里。他們5人被余漢謀認為充任“軍事政治經濟機要各職，均屬共產黨重要分子”，都戴上了手拷腳鐐。囚室四周，布滿了崗哨，荷槍實彈，如臨大敵。

移獄當晚，在狹小的囚室里，劉伯堅用軍法處拿給他寫自供狀的紙和筆，寫下了一首膾炙人口的《帶鐐行》：“帶鐐長街行，蹣跚復蹣跚，市人爭矚目，我心無愧怍。帶鐐長街行，鐐聲何鏗鏘，市人皆驚訝，我心自安詳。帶鐐長街行，志氣愈軒昂，拼作階下囚，工農齊解放。”

在綏靖公署囚室，劉伯堅想起了生死與共的戰友們

3月12日晚，天下起了瓢潑大雨。聽著窗外陣陣夜雨，劉伯堅徹夜未眠。他掛念起了項英、陳毅等戰友們，突圍時不知是否安全轉移到贛粵邊的梅關？長征遠去的將士們現在到了何方？此時，他不禁想起紅軍長征過于都河時，與葉劍英話別時的情景……

葉劍英是劉伯堅的親密戰友，時任中央軍委四局局長。葉劍英率隊長征路過于都河時，還在于都擔負大河架橋任務的劉伯堅特意去迎接他，并為他餞行。兩人對酒暢敘，心情都非常沉重。劉伯堅對葉劍英說：“你是軍委四局局長，主管訓練、人事工作，請你向軍委反映我的請求，我還是隨主力紅軍走吧！”葉劍英十分了解自己戰友此時的心情，將劉伯堅的請求向中革軍委作了匯報，提議讓其隨隊長征。但“左”傾領導者卻認為劉伯堅“婆婆媽媽”，沒有允許。

◆1933年11月，周恩來與紅一方面軍部分領導人在建寧合影。（左四為劉伯堅）

劉伯堅沉默了。他知道，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劉伯堅在蘇聯學習時，曾任旅莫支部負責人，對王明宗派集團否定在留學生中進行思想政治工作和取消旅莫支部的做法，給予過嚴厲的批評。所以，他們對劉伯堅耿耿于懷。當決定主力紅軍長征時，他們就借機尋找借口，濫用組織決定，不讓劉伯堅和瞿秋白、阮嘯仙、毛澤覃等過去反對過他們意見的人參加長征！盡管如此，劉伯堅并沒有因王明“左”傾錯誤的排斥而消沉，而是以大局為重，以堅強的黨性，服從了組織安排，與項英、陳毅等領導人一起，留在贛南堅持最后斗爭。

隨著囚伴清脆的腳鐐聲，劉伯堅從回憶中猛醒過來。此時已是凌晨了，雨也停了，瓦檐上的麻雀開始嘰嘰喳喳叫個不停。劉伯堅頓時詩興大發，從枕頭下摸出紙和筆，借著窗外透進的微弱光線，寫下了一首滿懷激情的長詩《移獄》，真實地記錄了囚室中的真實生活，寄托了自己對戰友們的深切懷念：“大庾獄中將兩日，移來綏署候審室。室長八尺寬四尺，一榻填滿剩門隙。五副腳鐐響鋃鐺，匍匐膝行上下床。獄門咫尺隔萬里，守者持槍長相望。獄中靜寂日如年，囚伴共吃飯兩餐。都說欲睡睡不得，白日睡多夜難眠。檐角瓦雀鳴啁啾，鎮日啼躍不肯休。瓦雀生意何盎然，我為中國作楚囚。夜來五人共小被，腳鐐顛倒聲清脆。饑鼠跳梁聲嘖嘖，門燈如豆生陰翳。夜雨陣陣過瓦檐，風送計可到梅關。南國春事不須問，萬里芳信無由傳。”

在審訊室里，劉伯堅打破了敵人如意算盤

余漢謀急于想從劉伯堅這個“共黨要犯”口中得到紅軍游擊隊在贛南活動的情況，特別是企圖獲得中央分局、中央政府辦事處、中央軍區和贛南省委、贛南軍區等機密情況，多次督促屬下加緊審訊，甚至“余軍長漢謀，為明察匪區情形起見，曾一度親自提訊”，從中可見余漢謀的求功心切。

3月14日，劉伯堅第一次接受正式審訊。審訊官是粵軍第1軍司令部軍法處處長周天民。下面是從敵偽檔案里查到的審訊原始筆錄，現抄錄如下：

問： “你叫什么名字？”

答：“劉伯堅。”

問：“多少歲了？”

答：“三十五歲。”

問：“籍貫哪里？”

答：“四川巴中縣人。”

問：“你是不是共產黨員？”

答：“是共產黨員。”

問：“擔任過什么職務？”

答：“一貫搞政治工作。先后擔任過紅五軍團和贛南軍區政治部主任。”

問：“你為什么要加入共產黨？”

答：“我看你們國民黨無治國救民的辦法，故加入共產黨，致力于土地革命和工農解放事業。”

問：“你胡說，不許你在這里污蔑黨國，你們有辦法，為什么弄得現在一敗涂地！”

答：“古人說，'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只要革命火種不熄，燎原之火必將漫天燃起。”

問：“你們的野戰軍西奔川黔的意圖是什么？”

答：“此次紅軍野戰軍出動川黔之意圖是，要擴大蘇維埃運動到全國范圍去，建立蘇維埃更大的新根據地。同時，號召和團結千百萬群眾實行民族革命戰爭。”

以上審訊筆錄，未經任何文字修飾，從中我們可看到一個大義凜然、堅貞不屈的共產黨人的光輝形象。其時劉伯堅已四十歲，為何還自稱“三十五歲”，現已無從查考。另外，劉伯堅祖籍江西州，乾隆年間遷居四川龍崗（今平昌龍崗鄉）。

期間，軍法處同時也加緊了對廖昔昆、陸如龍、連得勝、王志楷等被俘人員的審訊。據國民黨報紙報道，稱“各匪態度強硬，只供其個人入共經過，對于匪部內情均不愿吐露”。另外，還報道說劉伯堅等人“詞鋒犀利，極富誘惑”。對于戰友們的表現，劉伯堅甚為欣慰。

在昏暗狹小的囚室里，劉伯堅寫了第二封家書

3月16日，這是劉伯堅被俘后的第10天。這些天來，劉伯堅想了許多，已經作好了“一死以殉主義”的充分準備。但唯一讓他不放心的，就是他寄養在人家的3個未成年孩子！

1927年4月，經鄧寶珊夫人張玉燕做媒，時在馮玉祥的國民聯軍政治部任副部長的劉伯堅在西安與王叔振結婚。可惜的是，在倆人婚后僅僅2個月，馮玉祥便倒向了蔣介石，劉伯堅夫婦和一大批同志被禮送出境。婚后，劉伯堅夫婦二人共生育了3個兒子，分別是虎生、豹生、熊生，取“虎嘯之威，熊豹之膽” 之意。由于夫妻聚少離多，各自工作奔波，只好先后都忍痛將3個幼兒寄養給人家，其中劉虎生寄養在陜西西安妻舅家，劉豹生寄養在江西瑞金武陽圍老店街，劉熊生則寄送在福建連城新泉區芷溪村。劉伯堅夫婦把3個幼兒寄養出去后，從未謀面，天各一方，生死未卜，自然成為劉伯堅的心頭之痛……

十天前，在唐村被俘當日，劉伯堅雖然寫了一封家信，信中曾交待過3個孩子寄養的事，但兵荒馬亂，也不知收到信與否。另外，劉伯堅囑咐親友不要為營救他到處奔走，也無需去找當年在西北軍共過事的國民黨上層關系來營救自己，以免“增加無限的侮辱，喪失革命者的人格”。

◆劉伯堅寫給親屬的遺書（中央檔案館）。

于是，劉伯堅寫了第二封家信，仍寄給陜西西安的梁鳳笙大嫂。信全文如下：

鳳笙大嫂并轉五六諸兄嫂：

本月初在唐村寫給你們的信、絕命詞及給虎豹熊諸幼兒的遺囑，由大庾縣郵局寄出，不知已否收到？弟不意現在尚在人間，被押在大庾粵軍第一軍部，以后結果怎樣尚不可知。現有兩事須要告訴你們，請注意：

一、你們接我前信后必然要悲慟異常，必然要想方法來營救我，這對于我都不須要……

二、熊兒生后一月即寄養福建新泉芷溪黃蔭胡家，豹兒今年寄養在往來瑞金、會昌、雩都（今于都——引者注）、贛州這一條河的一只商船上，有一吉安人羅高二十余歲，裁縫出身，攜帶豹兒。船老板是瑞金武陽圍的人叫賴宏達，有五十多歲，撐了幾十年的船，人很老實，贛州的商人多半認識他，他的老板娘叫郭賤姑，他的兒子叫賴連章（記不清楚了），媳婦叫做梁照娣，他們一家人都很愛豹兒，故我寄交他們撫育，因我無錢只給了幾個月的生活費，你們今年以內派人去找著還不致（至）于餓死。

我為中國革命沒有一文錢的私產，把三個幼兒的養育都要累著諸兄嫂，我四川的家聽說久已破產又被抄沒過，人口死亡殆盡，我已八年不通信了。為著中國民族就為不了家和個人，諸兄嫂明達當能了解，不致說弟這一生窮苦，是沒有用處。

諸兒受高小教育至十八歲后即入工廠作工，非到有自給的能力不要結婚，到三十歲結婚亦不為遲，以免早生子女自累累人。

叔振仍在閩，已兩月余不通信了，祝諸兄嫂近好！ 弟伯堅

三月十六日于江西大庾

在生命的最后時刻，劉伯堅寫下了兩封家書

3月19日，農歷二月十五日。深夜。

囚室里的劉伯堅腿傷未愈，疼痛難忍，看著窗外高掛的一輪皓月，他觸景生情，想起了長征遠去的同志，想起了突圍轉移的戰友，也想起了自己身陷囹圄，再不能與大家一起并肩戰斗……他翻身起床，慨然命筆，又寫下了《獄中月夜》一詩：“空負梅關團圓月，囚門深鎖窺不得。夜半皎皎上東墻，反影鐵窗皆虛白。”

第二天一早，軍法處長周天民、軍法官陳讓等人來到囚室，宣布了司令部判決書，稱“查該劉伯堅等五名，均系共產黨重要分子，充任匪方軍事政治經濟機要各職，罪大惡極，實屬法無可逭”，故劉伯堅與廖昔昆、陸如龍、連得勝、王志楷5人被軍法處判處死刑。

劉伯堅早已抱著“一死以殉主義” 和“生為中國生、死為中國死” 的信念，對于死刑判決，他早有準備，這也是他預料之中的事。刑前，他感到還有許多話要對親人訴說。為此，他向風笙大嫂等人寫了入獄以來的第三封信。信中，他除了繼續交待3個幼兒寄養他家之事外，還殷殷囑咐他們：“最重要的諸兒要繼續我的志向，為中國民族的解放努力流血，繼續我未完成的光榮事業。“并堅定地表示，他“為中國革命犧牲毫無遺恨，不久的將來，中國民族必能得到解放，弟的熱血不是空流了的”。

給風笙大嫂寫完信，劉伯堅不禁想起了與自己患難與共的心愛妻子——王叔振。

◆劉伯堅與王叔振。

王叔振，生于1906年，陜西三原人。1920年入省立西安女子師范學校學習，因經常出入馮玉祥西北軍營地宣傳國民革命，和劉伯堅相識相戀。1927年4月，她與劉伯堅結婚后被安排在西北軍總政治部擔任秘書，并經劉伯堅介紹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先后在湖北省委、上海濟難會工作。1930年秋，與劉伯堅一起被調到江西瑞金中央蘇區工作，先后擔任臨時中央政府秘書、蘇區中央局秘書科科長、新泉縣委書記等職。紅軍長征后，她在極端艱苦的條件下，在閩西堅持游擊斗爭。1935年二三月間，根據組織安排，她準備轉赴上海從事秘密斗爭。

劉伯堅是多么希望能與愛妻戰斗和生活在一起呀！但是嚴酷的現實不允許有絲毫的幻想。現在當務之急，就是再跟她說上最后幾句話。于是，劉伯堅回到桌前，透過朦朧的淚眼，給愛妻王叔振寫了最后一封絕命信。信中，劉伯堅囑咐妻子王叔振“不要傷心”，“無論如何要為中國革命努力，不要脫離革命戰線，并要用盡一切的力量教養虎、豹、熊三幼兒成人，繼續我的光榮的事業”。 痛心的是，劉伯堅寫給王叔振的絕筆信，她并未收到，因為她已被執行“左”傾路線的福建省蘇維埃政府保衛局錯誤殺害。

◆劉伯堅刑前寫給妻子王叔振的書信手跡。

3月21日下午5時許，余漢謀親自督陣，劉伯堅等5人被粵軍司令部特務營一排士兵，押赴大庾城外的金蓮山執行槍決。刑場周邊，擠滿了圍觀的群眾。劉伯堅面對群眾，與其他幾位戰友一起，高呼“打倒蔣介石！”“打倒國民黨反動派！”“共產黨萬歲！”“紅軍萬歲！”等口號，直至中彈倒下！

這一場景，被《廣州民國日報》記者作了報道：“ 第一軍部乃于二十一日下午五時許，將劉伯堅等五人……押赴刑場執行槍決。當行刑時，大庾民眾前往觀刑者，不下數千人。而劉伯堅五共匪臨刑之時，態度仍極倔強，并頻呼反動口號，直至伏法身死而止……”這從另一個側面讓我們看到了共產黨人鐵骨錚錚的高大形象。

令人欣慰的是，劉伯堅烈士3個遺孤都順利找到。其中，劉虎生于1936年由正在西安與蔣介石談判的周恩來帶回延安，后送蘇聯留學； 新中國成立后，有關部門在贛南找到了劉豹生，并將他接到北京，后考入哈軍工學習；劉熊生出生僅一個月，就被送給閩西黃姓老鄉撫養，直到1965年才被找到。幸運的是，他的養父母對他極好，為了保護熊生，養父犧牲，為了讓他有機會讀書，養母甚至賣掉了自己的親生骨肉。得知自己身世后，劉熊生并未選擇離開，而是留下來盡孝，在山里做了一輩子農民，終老于黃家。

2009年9月， 劉伯堅被評為“100位為新中國成立作出突出貢獻的英雄模范人物” 之一。這是黨和人民對劉伯堅革命一生的最高評價。

（本文寫作時參考了《綏靖公報》及《廣州民國日報》等相關文獻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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