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銀行大樓建造時，中國泥水匠竟被毆身亡丨閱建筑 · 越金融 ?

文│凌悅揚

金融歷來被譽為百業之首。中國近代金融業也在歷經匯通天下的興盛、流金歲月的繁榮后，留給了我們一筆豐厚的文化饋贈。

當城市金融遇上歷史建筑，又會擦出怎樣的故事火花呢？【閱建筑·越金融】用嶄新的視角為大家解讀上海金融歷史建筑，講述漸漸湮沒的金融往昔。

建筑可約，亦可閱；歷史可讀，更耐品。

原三菱銀行大樓

地址：九江路36號

大樓為新古典主義風格，鋼筋混凝土結構，花崗巖飾面，坐北朝南，地下1層，地上5層（包含夾層）。大樓底層為營業大廳，夾層有跑馬廊，頂部裝飾中式藻井天花，中央有玻璃天棚，大廳內以花崗巖方柱支撐。

外灘是近代上海重要金融機構的匯集地，沿黃浦江排列的“萬國建筑”形成了一道獨特的人文風景線，而各色優秀歷史建筑自外灘向內陸排布，西至河南中路、北至南蘇州路、南至延安東路的這片區域又被稱為外灘“第二立面”。九江路36號位于其中的核心區，東接外灘16號臺灣銀行大樓、18號麥加利銀行大樓，不露鋒芒矗立于此的是原日商三菱銀行大樓。

從三菱到三菱銀行

明治時期位于丸之內的三菱銀行總部

（圖片來源：三菱檔案館)

在近代進入中國的日商銀行中，如果說橫濱正金銀行是日本政府的代言人、金融侵略的執旗手，那么三菱銀行、三井銀行就是龐大私人工商業集團的金融核心，在日本政府的扶植下抓住一切機會獲取利益，并開展資本輸出。

三菱集團的起源可以追溯至1870年，此時倒幕的戊辰戰爭余波方息，大刀闊斧的維新改革已然開始，出身于土佐藩一個前武士家庭的巖崎彌太郎（Iwasaki Yataro）借著政府廢止藩營事業、鼓勵私人企業的機會，建立了九十九商會（Tsukumo Shokai），并在1873年更名為三菱商會（Mitsubishi Shokai），主要從事航運業務。巖崎彌太郎將土佐藩藩主山內家族的三柏葉與巖崎家族的三階菱相結合，創建了三菱商會的標志。

在侵臺戰役、西南叛亂中，三菱向日本維新政府提供船只運送軍隊和物資，可謂是雪中送炭勝過錦上添花，三菱商會由此獲得了維新政府的信任，公司的發展與國家的現代化改革迅速交織在了一起，確立了三菱的政商屬性。

三菱銀行的設立文件批準申請

（來源：三菱檔案館）

1880年，巖崎彌太郎創立了三菱兌換店，作為金融交易所的同時，還從事倉儲業務。1885年，三菱接管了第119國民銀行（119th National Bank），正式進入金融服務業。到1895年，以此為基礎改組而成三菱合資公司的銀行部。三菱的第四代當家人巖崎小彌太推動三菱集團中各個事業部門的獨立經營，于是1919年8月獨立的三菱銀行宣告成立，大致在同一時期，以控股母公司、株式會社子公司為組織架構的三菱財閥最終成型。

三菱銀行在上海

1918年《申報》上三菱銀行的廣告

三菱銀行進入中國實際上要早于它的獨立，它是三菱集團海外擴張的一部分。1917年11月20日，三菱銀行在廣東路9號開業，開始在上海金融界嶄露頭角。從1918年三菱銀行發布在《申報》上的廣告可以看出，其上海分行從事的業務包括存款、抵押放款、押匯、匯兌、貼現、保管證券票據貴重物品等。銀行的分支機構除開設在日本境內的東京、京都、大阪、神戶以外，在倫敦、紐約也已設立分行，積極立足于全球性金融中心也體現出三菱銀行相當的野心。

1916-1917年間，日商住友、三井、三菱銀行集中進入中國，實是趁第一次世界大戰歐洲列強在華勢力消退的空窗期，也是中日之間政治動態的結果。

三菱銀行上海支店空白支票本

（銀行博物館藏）

1916年北京政府發生更迭，袁世凱死后，政府的實際權力掌握在國務總理段祺瑞手中，新的政府班子在袁世凱稱帝的鬧劇落幕后陷入了嚴重的財政危機。同年底，日本寺內正毅內閣成立，提出所謂經濟“援華”政策，妄圖變中國為其獨占殖民地，其親信西原龜三提出以貸款控制中國利權的策略，并于1917-1918年間促成了向段祺瑞政府提供總額1億4500萬日元的“西原借款”。與日本政府的政策相呼應，像三菱這樣受政府扶植的私人集團開始深入中國內地。

想要躋身世界金融舞臺的三菱銀行在上海并不滿足于租居他人檐下，1921年10月，三菱銀行以九十萬兩白銀巨資買下了九江路原祥茂洋行的地皮及房屋，而實際興建新的上海三菱銀行大樓則要遲至1934年。

上海三菱銀行大樓

大樓簡化裝飾的科林斯柱

九江路36號的三菱銀行新大樓為新古典主義風格，鋼筋混凝土結構，花崗巖飾面，坐北朝南，地下1層，地上5層（包含夾層），占地面積約為1000平方米，建筑面積為4454平方米。建筑的南立面由4根高大的立柱支撐，貫通三層，采用了簡化的科林斯柱式。大樓底層為營業大廳，夾層有跑馬廊，頂部裝飾中式藻井天花，中央有玻璃天棚，大廳內以花崗巖方柱支撐。

大樓底層營業大廳頂部

這幢大樓由德和洋行（Lester, Johnson & Morris）建造，它是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上海最具競爭力的外籍建筑設計機構之一，同時也是當時上海的大房地產商。德和洋行在上海出現很早，大致于19世紀70年代，但其作為建筑設計公司的揚名可以追溯至1913年。其重要創辦者是開埠之初最早進入上海的英國建筑師之一雷士德，他先后在租界工部局與老德和洋行工作。1913年，雷士德聯合另兩名建筑師約翰遜和馬立師，更改了原來的英文名稱，重組了德和洋行，并在此后的近二十多年間參與了上海數量龐大的房屋工程。

從左至右：雷士德、約翰遜、馬立師

在1934年，上海的新古典主義潮流已成過去，裝飾派藝術風格風行一時，但很可能考慮到三菱銀行大樓緊鄰外灘，且為體現銀行建筑的莊重高貴，仍然選擇了新古典主義風格立面，以壯麗宏偉的建筑特征給顧客以安全、保值的心理暗示。這同時體現出日本財閥系銀行資力雄厚，力圖在世界金融界爭得一席之地的野心。然而諸如柱頭、窗扇、裝飾紋樣等立面處理均經過簡化和幾何化，也展現出裝飾派藝術風格的影響。

軍火財閥與戰后接收

三菱重工制造的武藏號戰列艦

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日本國內實行軍需膨脹政策，軍需生產的增長極大帶動了日本的重工業和化學工業的發展，三菱的重工基地很早就開始生產軍艦、飛機等。日本軍部和老財閥的重重矛盾在戰爭機器的加速運行中相對弱化，到1937年日本開始全面侵華，三菱也全面向軍需生產轉向，并在侵略戰爭中獲得了極大的利潤，此時它也超越三井，成為日本第一大財閥。配合對華的軍事侵略，三菱同時開展經濟上、產業上的侵略，在東北投資電信、石油、機械等，在華北投資棉業、鐵路，并參與所謂“華北接收工廠和礦山”的委托經營，其經營范圍和資本不斷擴大。三菱銀行則持續作為三菱系企業的金融樞紐。

“九一八”事變后，上海成為抗日救亡運動的中心，也是抵制日貨的中心，上海人民與日本僑民、日商資產階級的矛盾不斷升級。1932年，三菱銀行的買辦胡筠籟就在《申報》上發表啟示，聲明脫離與三菱銀行的關系。三菱銀行大樓在建造之時，更是發生了日本人毆死一名中國泥水匠的案件，諷刺的是當時負責處理案件的是公共租界的巡捕房，行兇者還要交由日本領事館偵訊，案件不免草草了之。

九江路靠近外灘段路北立面，右二為原三菱銀行大樓

抗戰勝利后，國民政府的郵政儲金匯業局負責接收三菱銀行，九江路36號大樓成為郵儲局的大本營。解放后，大樓一度成為上海郵政局的辦公地，如今是中國郵政儲蓄銀行。

九江路36號大樓雖然并不直接面江而建，周圍的馬路更在金融業高大建筑重重疊疊的“壓迫”下顯得十分狹窄，空中的路牌與電線還添加了濃郁的生活感，但這并不掩蓋這座大樓門面端莊、體量氣派的優秀銀行建筑之光彩。

“上海市銀行博物館”官方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