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參考來源：《民國史》、《譚延闿日記》、《國民黨黨史》、張玉法《中華民國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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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9月，南京，秋風乍起，梧桐葉落。
紫金山麓，靈谷寺旁，一支規模龐大的送葬隊伍，沿著石板路緩緩向前行進。
棺槨所過之處，兩側站滿了肅立默哀的人群。
蔣介石親自扶棺，步履沉重，神色凝重。宋慶齡、宋美齡并肩而行，衣素容哀。
國民政府文武官員幾乎傾巢而出，各省軍政要員紛紛發來唁電與挽聯，整個南京城，在這一天沉浸于一片肅穆的氛圍之中。
這樣的送葬規格，整個民國史上，寥寥可數。
能夠安葬于中山陵旁的人，除孫中山本人之外，這是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以非開國領袖身份享此殊榮的政治人物。
國民政府為他舉行的是國葬，安葬地點是南京紫金山靈谷寺，緊鄰中山陵，葬禮規格僅次于孫中山。
這個人，叫譚延闿。
湖南茶陵人，字組庵，生于1880年1月，卒于1930年9月，年僅五十歲。
他是清末最后一位會試會元，是民國政壇上三度主政湖南的地方大員，是國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院長，是民國公認的顏體書法第一人，是"組庵湘菜"的開創者，是蔣宋聯姻背后那個關鍵的促成者，是偉人早年革命活動中一位有史可查的重要支持者。
這樣一個人，集翰林功名、軍政要職、書法造詣、飲食文化于一身，在立憲派、革命黨、北洋、國共之間的亂局里始終巋然不倒。
歷經五段中國近代史上最劇烈的歷史變局，始終處于每一個時代轉折的核心現場，最終以國葬之禮長眠于孫中山陵寢之側。
他的名字，與民國史上最重要的幾個歷史節點，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深深交織在一起......
【一】1904年，北京，清末最后一位會元誕生
1880年1月，譚延闿出生于浙江杭州。
父親譚鐘麟，歷任陜西巡撫、閩浙總督、兩廣總督，官至正一品，是清朝晚期重要的封疆大吏。
這樣的家世背景，給了譚延闿一個極為優越的成長環境。
他自幼跟隨父親輾轉各地，接受了最為嚴格的傳統經學教育，四書五經爛熟于心，文章詩賦均有相當根底。
除了經學之外，譚延闿自幼對書法極為用功。
他師法顏真卿，每日臨帖不輟，數十年如一日。
顏真卿的書法以寬博渾厚、氣勢磅礴見稱，對習字者的腕力和耐性都有極高要求。
譚延闿在這條路上，一走就是一輩子。
1902年，譚延闿參加湖南鄉試，一舉中舉，年僅二十二歲。
1904年，譚延闿進京參加會試。
會試是科舉制度中難度最高的一關，全國各省舉人齊聚京城，競爭之激烈遠超今日任何選拔考試。
那一年，譚延闿在數千名舉人的角逐中，考取了第一名——會元。
這個成績，在湖南科舉史上具有填補空白的歷史意義。
湖南自清代建省以來，歷經兩百余年，從未有人在會試中奪得第一名。
譚延闿，在1904年這一年，終結了這段長達兩百多年的歷史空白。
隨后的殿試，譚延闿列二甲第三十五名進士，入翰林院為庶吉士。
翰林院庶吉士，是清朝官僚體系里最頂端的儲備序列。
進士里能入翰林的，本就已是萬中選一；而在會試中奪得會元者，更是代代相傳的科舉佳話。
譚延闿在二十四歲時便走到了這一步，在同齡人中屬于鳳毛麟角。
翰林出身，意味著必須有一手過硬的楷書功底。
譚延闿在翰林院期間，書法進一步精進，最終練就了一手公認為民國第一的顏體書法。
他的書法作品，后來遍布民國最重要的歷史場合。
中山陵石碑上"中國國民黨葬總理孫先生于此"十四個大字，是譚延闿手書；黃埔軍校的校名題字，同樣出自他的筆下。
這兩處題字，一處留在了中國近代史上最重要的陵寢，一處留在了中國近代史上最重要的軍事學校門楣之上。
時人將譚延闿與譚嗣同、譚澤闿并稱為"湖南三譚"，在民國四大書法家的評定中，譚延闿名列其中。
1905年，清廷宣布廢除科舉。
譚延闿以會元身份入翰林，成為中國歷史上科舉制度終結前最后一批翰林學士之一。
廢科舉的詔令頒布之時，他二十五歲，手握那個時代讀書人所能企及的最高文憑，站在了一個舊時代的終點之上。
而一個全新的時代，正在他的身邊悄然成形。
【二】三度主政湖南，修路辦學建醫院
科舉廢除之后，譚延闿沒有守著翰林的名頭在舊體制里虛度時日。
他迅速調整方向，開始接觸憲政思想，參與湖南新政事務。
1909年，清廷推行"預備立憲"，湖南咨議局隨之成立。譚延闿當選為咨議局議長。
咨議局相當于省級議會的前身，是清廷在地方層面試行立憲政治的重要機構。
譚延闿出任議長，意味著他在湖南政界已經占據了一個舉足輕重的位置——翰林的名望與新式憲政機構議長的身份，在他身上合二為一，使他成為湖南政界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
擔任咨議局議長期間，譚延闿積極推動湖南地方事務改革，在省內新式教育、實業建設等方面發起了多項倡議，逐漸在湖南政界建立起廣泛的人脈網絡與政治聲望。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
消息傳至湖南，省城長沙隨即發生響應。
10月22日，湖南宣布獨立，脫離清廷。
在這場劇烈的政治地震里，譚延闿以咨議局議長的身份，積極參與了湖南獨立的推動進程。
1912年，譚延闿出任湖南都督，正式踏上了他三度主政湖南的歷史軌跡上的第一站。
此后數年，隨著全國政局的持續震蕩，譚延闿在湖南的地位經歷了多次起伏。
袁世凱當政期間，譚延闿受到壓制，一度被迫離開湖南。
1916年6月袁世凱病逝后，譚延闿返湘，重掌湖南大局，前后共三次出任湖南督軍、省長等職，在湖南政壇上留下了深刻而持續的歷史印記。
譚延闿主政湖南期間，在地方建設方面留下了幾件影響深遠的實事。
在基礎設施方面，譚延闿主持推動了湖南省內公路網絡的建設工作，著力改善境內的陸路交通條件。
這在當時的內陸省份，屬于相當超前的施政舉措，對湖南此后的經濟發展和物資流通產生了持久影響。
在教育方面，譚延闿大力扶持新式學堂，推動湖南教育事業向近代化方向轉型。
他在任期間，多所新式學校得到官方支持，師范教育與職業教育均有所推進。
在醫療方面，譚延闿參與創立了湘雅醫院。
湘雅醫院由中美雙方合作創辦，于1906年正式籌建，譚延闿在其中發揮了重要的推動作用。
這所醫院后來發展成為中國最重要的醫學機構之一，湘雅醫學院的畢業生遍布全國，至今仍是湖南醫療衛生事業的核心支柱。
與此同時，譚延闿主政湖南期間大力倡導"湘人治湘"，主張湖南事務由湖南人自主處理，減少外省勢力的介入與干擾。
這一主張，在當時的湖南政界和知識界引發了廣泛共鳴，也使譚延闿在湘籍政界人士中積累了極高的人望和政治號召力。
【三】1920年，長沙，400塊大洋與一塊題匾
譚延闿主政湖南期間，與湖南本土新興知識力量之間，保持著較為密切的互動關系。
1920年，偉人在湖南長沙創辦文化書社。
文化書社的創辦宗旨，是通過銷售新文化書籍和刊物，在湖南傳播新思想、新知識，為湖南青年知識界提供接觸新文化的渠道。
文化書社在創辦之初，面臨極大的資金困境。
偉人四處奔走，尋求各方支持。
譚延闿在這個時候，給予了切實的幫助。
他親筆為文化書社書寫匾額，同時捐助了400塊大洋，為書社的創辦提供了關鍵的啟動資金。
400塊大洋，在1920年的湖南是一筆相當可觀的金額。
有了這筆資金，文化書社得以正常運轉，順利度過了創辦初期最艱難的階段。
根據株洲日報電子報的相關史料記載，譚延闿不僅提供了資金支持，其親筆題寫的匾額，也為文化書社在社會上樹立了重要的公信形象。
在當時的湖南，一位翰林出身、三度主政一省的政治人物為一家新式書社題匾，具有相當大的社會背書效應。
文化書社成立后，成為湖南傳播新文化、新思想的重要窗口，在當時湖南的青年知識界產生了廣泛影響。
偉人在這一時期留下的文字記錄中，曾稱譚延闿為"鄉邦英俊"，對其在湖南推行的各項新政持正面評價，兩人之間在這一時期保持著較為密切的合作互動。
1920年11月，湖南趙恒惕等人發動兵變，譚延闿被驅逐出湖南，率部南下，輾轉進入廣東。在湖南經營多年的政治根基，就此被迫中斷。
失去了湖南這片立足之地，譚延闿面臨著政治生涯中最嚴峻的一次考驗。
在經歷了短暫的困頓之后，他開始了一段全新的政治選擇。
【四】1922年，廣州，南下投孫中山
1922年，譚延闿帶著湘軍余部，正式進入廣州，投靠孫中山領導的革命政府。
彼時孫中山正在廣州主持護法運動的后續工作，極需可以倚重的軍政力量支撐。
譚延闿帶著湘軍到來，對廣州國民政府而言，具有雙重價值：其一是實際可用的軍事力量；
其二是具有湖南政界背景的政治人物公開南下支持孫中山，本身就是一個具有示范意義的政治信號。
孫中山接納了譚延闿。
譚延闿先后出任湘軍總司令、廣州國民政府大本營內政部長等職，正式成為孫中山體系里的核心人物之一。
1923年，孫中山決定推進國民黨改組，實行"聯俄容共"政策，允許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并參與黨務工作。
這是一個在黨內引發強烈爭議的決策。
老黨員里有相當一部分人堅決反對，認為引入共產黨人將動搖國民黨的政治根基。
譚延闿的態度，是支持改組的。
他參與了改組工作的全程推進，是這一歷史性政策轉變的重要執行者之一。
1923年冬至1924年1月，國民黨一大的各項籌備工作緊張推進。
參與名單的審核、議程的安排、代表資格的確認——這一系列工作，譚延闿以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的身份深度參與其中。
1924年1月20日，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正式開幕。
這次大會，將把中國近代史的走向，推向一個全新的方向，而譚延闿與偉人之間的歷史交匯，也將在這次大會上，以一種更為正式的方式，留存于歷史記錄之中。
1924年1月的廣州，空氣里彌漫著一種特殊的緊繃。
國民黨一大開幕在即，圍繞"容共"政策走向、代表名單構成、中央委員候選人選等問題的爭議，從幕后一直延伸到臺前，始終沒有平息。
舊派人士對引入共產黨人的抵觸情緒，在大會開幕前的最后幾天里，達到了新的高峰。
就在這個關口，譚延闿以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的身份，參與推進了大會關鍵事務的最終確認工作。
那份關乎大會走向的人員名單，在經歷了多輪反復的討論與博弈之后，終于在他參與其中的那次會議上，走向了定局。
偉人以候補執行委員的身份登上了全國政治舞臺，北伐軍校門楣上即將出現譚延闿手書的校名，寧漢合流的棋局尚未落子，蔣宋聯姻的紅線還握在譚延闿手中。
這一切，在1924年1月那個冬日的廣州，全部都還只是一粒尚未發芽的種子。
而將這些種子一粒一粒播下去的那只手，從那份名單最終落定的那一刻起，已經悄悄開始了它接下來長達六年、改寫無數人命運的全部布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