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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兩會】專訪劉尚?!笆逦濉币巹潱鹤吆弥袊浆F代化關鍵一程 | 社會科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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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是“十五五”開局之年。全國兩會的召開,對做好今年乃至未來五年的工作,謀劃完成階段性經濟社會發展主要目標任務,為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夯實基礎、積蓄力量,具有重要而深遠的意義。圍繞“十五五”規劃相關話題,本報專訪了全國政協委員、中國宏觀經濟學會副會長劉尚希。



原文 :《本報專訪全國政協委員、中國宏觀經濟學會副會長劉尚希——“十五五”規劃:走好中國式現代化關鍵一程》

作者 |本報記者 潘圳

圖片 |網絡

記者:3月13日,“十五五”規劃綱要正式發布,黨中央擘畫的宏偉藍圖轉化為務實可行的施工圖。請問您如何解讀“十五五”規劃的任務目標?

劉尚希:與以往五年規劃相比,“十五五”規劃的目標導向更為清晰,核心是聚焦高質量發展,全面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其中,“高質量發展取得顯著成效”是首要目標。值得深入思考的是,高質量發展的成效離不開一定規模的數量增長。如何把握“質”的有效提升與“量”的合理增長之間的關系,是當前面臨的重要課題。

2026年既是新一年的開局,也是“十五五”規劃的起步之年,保持一定的經濟增速至關重要。這就需要更有力的宏觀政策予以支撐。近期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繼續實施更加積極有為的宏觀政策,特別是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這預示著2026年宏觀政策的實施力度將進一步加大。

在“十五五”規劃的目標表述中,諸如“顯著成效”“大幅提高”“新突破”“明顯提升”“重大進展”等詞匯,蘊含著強烈的緊迫感與使命感,彰顯了中國式現代化加速推進的決心。實現這一目標,既需要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也需要更好發揮政府作用,二者相輔相成,缺一不可,這正是我們常說的“無形之手”與“有形之手”的有機結合。


我國市場與政府的關系,超越了傳統西方經濟學中二元對立的分析框架。西方經濟學有許多流派,本質上可分為“偏向市場”與“偏向政府”兩大陣營:偏向市場的流派以古典自由主義、新自由主義為代表,強調市場機制的自發調節作用;偏向政府的流派以凱恩斯主義為代表,主張通過政府干預彌補市場失靈。二者均將市場與政府視為相互對立的存在,各有其理論依據,但都未能跳出二元對立的思維局限。在我國的實踐中,市場與政府并非對立關系,而是互相協同,形成合力,這一實踐突破了西方經濟學的傳統命題,是構建中國自主知識體系,尤其是中國經濟學自主知識體系的重要切入點。

記者:“十五五”規劃的實施路徑,集中體現為多項戰略任務,貫穿“統籌發展和安全”這條主線,突出“科技自立自強”核心地位,強調“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重要意義。對此,您如何理解?

劉尚希:在多項戰略任務中,第一項核心任務是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鞏固壯大實體經濟根基。實體經濟是國家發展的根本支撐,高質量發展的成效首先體現在實體經濟的提質增效上,而制造業則是實體經濟的核心組成部分。

當前,我國制造業占全球比重已達到約30%,眾多產品遠銷全球,在新能源汽車、太陽能光伏組件等領域已實現全球領先。對新時代實體經濟的理解,必須超越工業化時期的傳統邏輯與思維定式。農業革命催生農業文明,工業革命催生工業文明,數字革命正催生數字文明,這是三種不同的文明形態。當前,我們已進入數字革命引領的新時代,對實體經濟的認知必須融入數字化、智能化的內涵。

數字經濟具有顯著的“虛擬化”特征,包括人工智能在內的數字技術,顯然不同于傳統的工業技術,具有通用性、滲透性和超時空性,如虛擬設計、虛擬制造、虛擬測試、虛擬演練等,數據作為關鍵生產要素及其轉化而來的數據資產,本身就是虛擬性的。隨著產業互聯網的廣泛建立和萬物互聯的形成,傳統產業的“實體性”都將會不斷數字化、智能化、服務化,即不斷虛擬化。這是數字革命帶來的經濟虛擬化,將徹底顛覆傳統工業經濟的實體性(產品性)、技術專用性和行業界限性。


一是綠色化。傳統工業化時期,人與自然的關系呈現對立狀態。綠色化的核心,是重構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關系,這并非單純的概念轉換和觀念倡導,而是發展模式的根本性轉變。二是融合化。數字經濟的發展,使得工業化時期形成的行業邊界、產業分類界限日益模糊,生產與消費的邊界也在不斷消融。這一轉變的核心驅動力,是數據成為新的生產要素。數據作為虛擬生產要素,與土地、資本等傳統實體要素形成全新組合,再疊加知識、管理等新型要素,共同催生了新質生產力。三是數字化。數字化的內涵不僅限于數字經濟,還包括數字社會、數字政府建設,這意味著生產生活方式的全面重構,引領人類社會邁入數字文明。因此,對實體經濟的理解,絕不能停留在傳統工業化的認知層面。

第二項核心任務是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引領發展新質生產力。科技革命與產業變革的深度融合至關重要。若僅有科技革命而無產業變革,科技成果便無法轉化為現實生產力,難以創造新的價值和推動經濟高質量增長。只有當科技革命有效演變為產業變革,催生出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才能真正提升國家綜合實力。

第三項核心任務是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開創合作共贏的新局面。這意味著開放與改革的關系發生了深層次轉變——過去我們強調“以開放促改革”,而當前的制度型開放,其本身就是改革的重要內容。與以往“打開國門引進資金、技術和商品”的開放模式不同,制度型開放更強調我國自身制度與全球發展形勢的適配性:既要遵循國際慣例,學習國際先進經驗,更要推動中國的規制、規則、標準、管理體系走向世界,實現“中國標準”向“世界標準”的轉化、“中國管理”向“全球治理”的延伸。這種規則與標準的輸出,其重要性遠超商品輸出。


從這一意義而言,擴大制度型開放絕非簡單的市場開放、貿易擴張或投資便利化,而是要在全球經濟治理中更多融入中國元素,體現中國主張。當中國標準轉化為世界標準,中國規則成為全球治理的重要參考時,我國的國際影響力與話語權自然會顯著提升。當前,我國在技術領域已取得階段性進展,例如機器人、通訊等領域的部分標準已成為國際標準,未來有望在更多領域實現這一突破,這正是制度性開放的深層內涵。

記者:“十五五”時期,中國發展面臨多重戰略機遇。對于中國發展的“時與勢”,請問您如何解讀?

劉尚希:一是科技革命與產業變革機遇。這一機遇必須置于數字革命的大趨勢下考慮,而非局限于工業化邏輯。數字革命催生了大量新賽道,除了當前涌現的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未來還將孕育更多難以預料的新賽道,尤其是人工智能的快速發展,正深刻改變勞動者和企業之間的關系,即就業形態。

傳統的勞動關系、就業概念已發生根本性轉變。過去,就業意味著“找到工作、依附于特定單位、在固定物理空間辦公”,如今,依托互聯網平臺,個人可居家從事各種工作,通過承接訂單獲得收入——就業的核心內涵已轉變為“持續獲得收入”,而不一定擁有固定雇主或辦公場所。數字革命的核心意義,在于突破了工業化條件下的生產可能性邊界,使得許多過去不可能實現的事情成為現實。

二是市場優勢轉化的機遇。我國超大規模市場優勢的充分發揮,依賴于居民收入水平的持續提高。只有收入水平不斷提升,我國才能從全球第二大消費市場升級為第一大消費市場。需要明確的是,消費、投資、供給與需求并非二元對立關系,而是互動的循環體系。消費率與投資率的比例關系,不能簡單視為此消彼長的對立關系。在數字經濟條件下,“投資于人”與“投資于物”的內涵已發生變化。傳統經濟學概念的適用場景與語境需要重新界定,我們對消費與投資的認知也需要更新。


三是綠色轉型的機遇。當前,我國在綠色轉型領域已搶占先機,取得了全球領先的發展成效。這一機遇的把握與利用,為我國高質量發展注入了強勁動力。

記者:只有有效應對風險,才能牢牢把握戰略主動。面對“不確定、難預料因素增多”的環境,您認為應該保有怎樣的底線思維與風險意識?

劉尚希:識別外部環境風險。要樹立整體觀,將中國與世界的互動關系視為有機整體,而非簡單地將中國作為獨立個體、將世界作為外部環境。事實上,所謂“外部環境變化”,很大程度上是中國自身快速發展、國際力量對比調整引發的,外部環境與中國自身發展密切相關、不可分割,并非靜態獨立于中國之外。只有我國發展得越好、越快,并融入全球,外部環境的風險才會改變。

識別科技領域風險。關鍵核心技術受制于人是我國發展面臨的重大風險。破解這一風險的關鍵在于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核心是構建“科技—產業—金融”協同發展的生態體系。與工業化早期集中資源攻關特定技術不同,新時代的新型舉國體制,核心是構建協同生態,避免科技成果“單兵突進”。若科技突破無法轉化為產業優勢,便難以形成國家競爭力與綜合實力。當前,國與國之間的經濟競爭,已從技術、產品等要素競爭升級為“生態競爭”。

識別經濟金融風險。在經濟轉型期,特別是經濟增速放緩的情況下,各類隱性風險可能逐步顯性化。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提出“提升宏觀經濟治理效能”,其中的關鍵在于防范化解經濟金融風險。經濟金融風險的源頭在于資產估值的波動起伏對資產負債表的影響上。資產負債表是相互關聯的,是一個網絡,單個企業是網絡中的一個節點,但單個企業,尤其是重要性企業的資產負債表變化,會產生“連鎖反應”,導致風險傳遞。估值的重要性已經大于幣值。


在全球視野下,國際社會始終高度關注中國的五年規劃。從中國與世界的互動關系框架來看,全球風險的管控是大國成敗的關鍵。我國不僅需要管控國內風險,更要主動參與全球風險管控。當前,貿易全球化、金融全球化、經濟全球化已逐步演變為“風險全球化”,全球風險水平持續上升,如何有效管控全球風險,是對大國責任與能力的重要考驗。

“十五五”規劃的實施,必將引領中國繼續做全球經濟發展的“穩定錨”,為全球市場注入更多信心與力量。

文章為社會科學報“思想工坊”融媒體原創出品,原載于社會科學報第1993期第1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本期責編:程鑫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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