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街頭既有人間煙火，也有安穩秩序，這才是最好的城市模樣

高速城市化后，我們既要有序，也要有煙火氣，這才是“人民城市”的樣子。

解放日報 王一 同濟大學 魏程琳

來源：上觀新聞 發表于《解放日報》

城市街面，作為流動的公共空間，既是煙火氣的聚集地，也是治理智慧的試金石，每一個細節都關乎市民的生活質感。

同濟大學政治與國際關系學院副教授魏程琳耗時多年深入城管部門開展田野調查，以180余天的一線觀察、200余人的深度訪談為基礎，撰寫了《街角之治：邁向人民城市的街面空間治理》一書，為理解中國城市治理提供了獨特的內部視角。

在對魏程琳教授的專訪中，他拆解街頭治理的底層邏輯、分享田野調查的珍貴感悟，探討超大城市治理中秩序與活力的平衡之道。

擁有“內部人的視角”

上觀新聞：您的《街角之治：邁向人民城市的街面空間治理》以田野調查的方式聚焦城市街面治理，與以往相關著作相比，這本書最突出的特點是什么？

魏程琳：這本書從學術脈絡來看，是沿著威廉·懷特的《街角社會》、王笛關于成都街頭文化的研究思路延續下來的，但目前聚焦中國城市街面秩序生成的作品還比較少見，所以我把研究對象鎖定在大城市的街頭社會，探究這個流動空間的秩序如何形成。

這本書最大的不同，在于它擁有一個“內部人的視角”。大部分研究者都是通過史料、街頭調查采訪去理解城市街頭的生活與秩序，比如威廉·懷特也是在街頭完成的觀察記錄，而我以“借用人員”的身份進入了城管部門做調研。我認為在中國當下的街頭秩序生成中，政府扮演著核心角色，政府與多元主體的互動決定了街頭是有序整潔還是失序混亂。這一點是本書與之前著作的關鍵區別，而這一區別源于我對政府部門內部運作機制的深入了解。

為了這本書，我訪談了200多個人，其中至少150人是城管局內部人員。從市城管局到區城管局再到城管中隊，與不同層級的工作人員都有過深入交流，這不但讓我獲得了一手資料，而且讓我可以從內部視角觀察街頭。

上觀新聞：您在書中選取了攤販管理、渣土運輸、車窗拋物等多個案例，這些案例是如何篩選出來的？

魏程琳：剛開始我以為管理攤販是城管部門最主要的任務，也是沖突最集中的點，但后來一線城管隊員告訴我，管理攤販對他們來說是“張飛吃豆芽——小菜一碟”，棘手復雜的問題還有很多，比如我書中提到的其他幾個案例。是一線工作人員讓我看到了街頭治理議題的多樣性和復雜性。

比如你提到的車窗拋物，在私家車越來越普及的現代社會，車窗拋物已成為影響城市文明乃至他人生命安全的事件。向車窗外丟垃圾等行為令市民非常反感。但由于舉證難、處罰難等問題，車窗拋物一直難以得到有效治理。“大江市”（書中設定的調研對象）城管局成功動員全民參與車窗拋物治理，真正實現了“人民城市人民建”。

我當時是想從遞進的角度講一個學術故事，同時構建一個具有解釋性和理念型的分析框架，所以選取了攤販、渣土運輸、車窗拋物這三個案例，解讀過去幾十年城市街頭治理的經驗，思考未來的城市治理應該走向何方。

上觀新聞：在調研過程中，有沒有哪個細節或事件完全顛覆了您之前的設想，讓您對街頭治理有了全新的認知？

魏程琳：這樣的瞬間還挺多的。原來我設想主要從社會層面理解街頭秩序的生成，覺得每個人或群體都有自我約束力，流動空間里的個體來來往往，不會對公共秩序產生太大影響。但實際調研后發現，沒有政府的管理，街頭社會會亂到不可想象的程度，政府在流動空間治理中的核心作用遠超我最初的判斷。

另一個讓人驚訝的點是，城管與攤販的沖突并不是突然發生的，而是在相互摩擦、相互試探、相互刺破邊界的過程中逐漸產生的，沒有哪一方會無緣無故想要沖突。

所以我在書里提出一個有趣的問題：街頭沖突似乎每天都在發生，但街頭社會為什么還能保持總體穩定？其實街頭沖突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們對街頭沖突內在機制的無知。大多數時候，沖突雙方都在控制沖突頻次，他們甚至會形成一定的配合，這是一種彈性治理的體現。

從博弈到共生共贏

上觀新聞：您的調研始于2015年，如今十余年過去，您觀察到街頭治理發生了哪些顯著變化？這些變化背后的核心驅動力是什么？

魏程琳：2015年前后，城管執法沖突特別多，幾乎每個月都有城管與攤販的沖突上新聞，但現在這種大規模的沖突已經很少見了，現實中更多是一些小摩擦。“大江市”人口已經超過1000萬，處于一線城市之末、二線城市之首的位置，它既代表了上海、北京、蘇州等城市過去的治理經驗，也反映了中西部城市正在經歷的治理問題，處于時間過渡的關鍵節點。

這十年間，城市治理的演進軌跡非常明顯。這種變化首先與地方經濟發展水平和政府管理能力提升密切相關。至于十年前沖突頻發、現在卻大幅減少的原因，我認為主要有三點：

第一，政府對自身權力的規訓。現在城管執法人員的權力邊界、行政執法流程都有了嚴格規范，對執法資料的保存也有明確要求，從制度上約束了執法行為。

第二，社會監督力度的加大。隨著網絡媒體的普及和智能手機的全民化，每個人都可能成為監督者，這對政府權力形成了很強的外部約束。

第三，也是最核心的一點，是政府行政邏輯的轉變。過去城管執法部門大多不是全額撥款單位，而是差額撥款或自收自支單位，生存所需的資金必須從街頭管理中獲取，我把這種模式稱為“經營型行政”。

現在，隨著政府財政實力的增強，城管部門實現了全額撥款，行政邏輯從“經營型行政”轉變為“服務型行政”，這才真正實現了向人民城市空間治理機制的轉變，這是街頭沖突減少的根本原因。

上觀新聞：您之前提到，街頭秩序的生成邏輯曾顛覆了您的原有認知。我們很多人確實會有這樣的想法：街頭作為利益密集型空間，即便沒有政府管控，也能自發形成有序狀態。為什么大家會產生這樣的認知誤區？

魏程琳：很多人覺得城市街頭秩序是天然狀態，政府不管控依然會有序，甚至會更有序，這是一種自由主義的想法，但現實并非如此。

正如你說，街頭空間是典型的利益密集型空間，只要在街頭擺個攤就能掙錢，在這樣的利益驅動下，如果政府不去管控，必然會有民間力量來管控，他們會有組織地搶占街頭的利益空間，自己不經營，而是出租攤位牟利，反而會導致更大的混亂。

最理想的狀態不是政府全方位監管，也不是完全放任自流，而是三方共治——政府、 市場主體 、市民共同維護。街頭秩序的生成，依賴的是各方對行動邊界的遵守。任何一方突破邊界，都可能引發沖突，導致街頭空間失序。

上觀新聞：外界常覺得城管執法偏“強硬”，總帶著“管理與被管理”的對立感，實際情況真的是這樣嗎？

魏程琳：外界對城管執法的認知很多時候是片面的，其實街頭執法也有溫柔的一面。城管隊員對轄區內流動攤販的情況非常清楚，經過多次接觸，他們了解攤販的訴求和實際困難，雙方既是管理與被管理的關系，也是“最熟悉的陌生人”，甚至在某種程度上是朋友。對于那些確實有生存困難的攤販，城管隊員會進行幫助，這體現了執法中的人文關懷，也說明街頭治理并不是“一刀切”的剛性管控，而是有溫度、有彈性的。

“抓”和“放”的平衡點

上觀新聞：您調研過北京、上海、蘇州、廣州等多個城市，也關注過國外大城市的治理模式，國外的街頭治理有哪些值得我們借鑒的地方？與國內相比，核心差異在哪里？

魏程琳：國外的街頭治理主要有三個方面值得我們參考。第一，規范化、法治化水平很高，各項執法流程和管理標準都有明確的法律依據和操作規范；第二，街區自治能力強，有各種各樣的民間協會參與街頭治理，形成了多元共治的格局；第三，對流動攤販的管理更具包容性，會定期劃定特定區域舉辦市集活動，既滿足了市民需求，也規范了攤販經營。

國內現在也有一些城市在借鑒這些經驗，比如上海就做了很多快閃市集活動，允許周邊經營者、小商販進入特定區域經營，但國內的市集活動往往不定期、不固定，而國外很多城市會形成固定的時段和空間，讓市集成為城市生活的一部分。

不過，不同國家的城市場景和社會議題存在差異，不能簡單照搬。在我國，現在小商販“不擺攤就生活不下去”的情況已經比較少了，而國外一些城市，小攤販、修鞋鋪、縫紉店等不僅是謀生手段，更是城市特色文化的一部分，這一點我們可以適當借鑒，讓街頭業態更豐富多元。

愚園路披上春節盛裝，濃濃年味引得市民游客紛至沓來，共享新春氛圍。

上觀新聞：以上海為例，作為超大城市，它在街頭治理中面臨的核心挑戰是什么？您的研究對上海的精細化治理有哪些直接參考價值？

魏程琳：上海現在面臨的核心挑戰，是如何在維護市容秩序、保障行人通行便利的同時，保留街頭的活力和煙火氣。其中有一個悖論：強調活力往往意味著社會具有一定的靈活性和自主性，可能會對穩態秩序造成沖擊；而過度強調秩序和政府管理，又會讓街頭變得單調乏味，失去應有的煙火氣。

我的研究對上海的參考價值主要有兩點：第一，在攤販管理方面，上海中心城區的流動攤販基本消失，雖然保障了秩序，但也讓居民生活少了一些便利和多樣性，可以適度放寬管控，在特定區域、特定時段允許流動攤販經營，豐富街頭業態；第二，上海的快閃市集活動是彌補活力缺失的有益嘗試，但現在的問題是同質化程度過高，很多市集千篇一律，缺乏差異化和獨特性，沒有那種“異托邦”式的獨特體驗。

很多街區負責人都有這樣的困惑：一抓就緊，一放就亂，很難在“抓”和“放”之間找到平衡點。我在調研中發現，上海浦東新區東明路街道的靈巖南路做得不錯。這里的流動攤販仍然比較活躍，保持了濃厚的煙火氣。經過一段時間磨合，商鋪、流動攤販、周邊居民已經實現了互相都接受的狀態。他們還成立了街區議事會，由商鋪推選代表共同討論街區事務，政府部門也會通過宣傳活動為商戶引流，實現了街區共生的目標。

包括商戶、流動攤販在內的市民要把城市當成自己的家，積極參與公共治理，與城市發展共情，讓城市更有溫度，這也是“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為人民”的核心要義。

上觀新聞：現在很多城市都在推進數字化轉型，視頻監控、智慧巡檢這些數字化工具在街頭治理中應用得怎么樣？

魏程琳：數字化治理在街頭治理中的應用已經比較普遍了，我五年前在上海浦東新區城管執法局調研時就發現，他們已經廣泛運用數字化工具。上海白天流動攤販少，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數字監控的全覆蓋，包括“門前三包”、垃圾分類、占道經營等問題，都可以通過視頻監控及時發現。當時他們還設計了巡回式機器人，用來提醒違規行為，這大大減少了街頭守控點位的人員數量。

不過，數字化治理也需要兩個前提：一是充足的政府財力支持，二是部門之間的數據協同。總體來說，數字化治理與傳統治理理念并不沖突，反而極大地解放了街頭管理的人力，是政府治理的強有力手段。

既有序又有煙火氣

上觀新聞：您的研究方法主要是田野調查，在您看來，田野調查對于理解城市治理有哪些不可替代的價值？

魏程琳：現在有的研究是“帶著問卷找資料”，但田野調查是“泡在里面感受”——你和城管共事，和攤販聊天，才能懂他們的真實想法。曹錦清先生說“知識分子是中華民族的大腦，要替中華民族做長遠思考”。替中華民族的長遠去思考、謀劃的前提之一是身體力行地感受中國。田野調查就是“身體力行”理解中國經驗和制度的重要方式。

長期的田野訓練會形成“經驗直覺”——比如你看一眼街頭，就知道哪里會發生沖突、哪里是灰色地帶，這是書本上學不來的。要注意的是“懸置理論”，別帶著預設去調研。比如我一開始以為城管會有“暴力執法”，但實際不是。要是帶著預設去搜集資料，就會出現“看到的都是自己想看到的”，反而會錯過真實的細節。

還有“身體化實踐”——田野調查不是“記筆記”，是“眼耳口鼻都參與”。比如你聞過街頭的油煙味，和城管隊員一起值夜班，和攤販一起出夜攤，才能懂他們的行動邏輯，這是其他研究方法做不到的。

上觀新聞：除了學術層面的研究價值，這本書中的觀察與思考，對基層執法人員開展實際工作、對普通市民理解日常街頭治理，還能帶來哪些具體的啟發和幫助？

魏程琳：這本書主要想探究城市化背景下，城市生活有序何以可能。經過40年的高速城市化，全國百分之六七十的人都與城市密切相關，我們既要理解自己的生活秩序，也要學著過好城市生活。這個過程難免會有波折、沖突等轉型期問題，但這些問題并不可怕，我們把背后的機制搞清楚，才能讓城市化更加平穩有序，實現煙火氣與有秩序并存。

從更宏觀的層面來說，這本書也是從微觀視角回應“中國經濟高速發展與社會高度穩定兩大奇跡何以可能”的宏大議題。

對于普通市民來說，讀這本書可以換一個視角理解身邊的街面治理和流動攤販，明白街面秩序為何有序、為何失序，如何有效參與公共治理。社會學學者的一個重要責任就是向大眾普及普遍現象背后的深層運行規律，當大眾的認識更客觀、更到位時，就能反過來倒逼政府提升執政理念和治理水平。

對于基層執法人員來說，這本書也具有很強的實操性。雖然現在與十年前相比，街頭治理有了很多變化，但書中探討的沖突控制機制、人民城市參與方式，以及可能出現的逐利性執法等問題，都是比較持久的議題。只要有利益沖突，就可能有摩擦和沖突，秩序就會受到挑戰，所以如何控制街頭沖突是一個恒久的問題，需要各方在心理、行為、利益上相互妥協、達成共識，這對基層執法工作也有借鑒意義。

上觀新聞：最后，您認為“人民城市”的街頭治理，最終要實現什么狀態？

魏程琳：最終是“街區共生”——政府、市場、市民都把街頭當成“自己的空間”，政府守規則，市場講誠信，市民懂包容。比如你擺攤不堵路，我買東西不亂扔垃圾，政府適度管理，大家都舒服。

具體來說，有三個方面的建議：一是定期開放特定時段的馬路市場，比如在菜市場周邊，規定早上7—9 點允許流動攤販經營，9點后清理干凈，既便利市民的生活，又不影響交通和市容；二是推廣快閃活動，在商區周邊或商區內定期舉辦特色市集，為市民提供多樣化的生活體驗，豐富城市活力；三是打造特色小店鋪和景觀化經營點，比如上海人喜歡的格調小鋪，改造后的電話亭、報刊亭等，只要設計得有美感、符合城市景觀要求，就能成為城市文化的一部分，而不是秩序的妨礙者。我們還可以挖掘這些經營點背后的故事，讓城市的包容性體現在具體的人和事上。

歸根結底“人民城市為人民”，基層政府管理人員不能怕麻煩。這些靈活多樣的治理方式雖然會增加管理難度，但能更好地滿足居民訴求，提升城市的活力和美感。更重要的是，要讓這些經營群體融入街區，成為城市治理的主體之一——他們熟悉周邊情況，完全可以從“對立群體”轉變為街區公共安全的守護者，這才是秩序與活力共生的理想狀態。街頭治理不是“管別人”，而是“一起過好城市生活”。高速城市化后，我們既要有序，也要有煙火氣，這才是“人民城市”的樣子。

《街角之治：邁向人民城市的街面空間治理》

魏程琳 著

東方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