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年前,一位16歲的女孩從中國飛到美國德克薩斯州,尋求腫瘤學家Cathy Eng的幫助。她患的是通常出現在65歲以上人群中的胃腸道癌癥。父母賣掉房子湊足了治療費用,但為時已晚。“她的病情已經太晚了,我能做的非常有限。”Eng回憶道。
這位女孩是她見過的最年輕的成年癌癥患者,但絕非唯一一個“過于年輕、過于健康”卻罹患癌癥的人。數千公里外的印度孟買,外科醫生George Barreto也注意到了同樣的現象,更讓他揪心的是,朋友和家人也開始患上“不該得”的癌癥。“我犯了一個不該犯的錯誤,”Barreto說,“我向他們承諾,一定會找到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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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經過多年數據積累,真相的面紗正在被揭開。全球統計數據清晰地顯示:50歲以下成年人中,十多種癌癥的發病率正在上升。雖然各國情況不盡相同,但基于全球數據的模型預測,2019年至2030年間,早發性癌癥病例將增加約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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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國,結直腸癌,這種通常襲擊65歲以上男性的疾病,已成為50歲以下男性的癌癥頭號死因,在年輕女性中則位列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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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背后的謎團
部分增長可以用肥胖率上升和早期篩查普及來解釋,但這些因素遠不足以說明全貌。“很多人推測肥胖和飲酒可能解釋部分發現,”新加坡國立大學肝病學家Daniel Huang說,“但數據需要更深度的挖掘。”
臨床醫生描述的情況也印證了這一點:他們治療的許多年輕患者體型健康、生活習慣良好,幾乎沒有已知的癌癥風險因素。Eng曾治療過一位備戰馬拉松的32歲女性,此前醫生將她便血癥狀歸咎于高強度訓練導致的腸易激綜合征。“她健康得不能再健康了,”Eng說,“單看外表,你絕對想不到她肝臟上一半都是腫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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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找答案:基因、微生物與生命早期
在美國,年輕女性癌癥發病率增速高于男性,西語裔人群增速高于非西語裔白人,印第安人和阿拉斯加原住民結直腸癌增速高于白人。而黑人在更年輕時就確診早發性結直腸癌,且分期更晚。“健康的社會決定因素很可能在起作用,”芝加哥大學胃腸病學家Sonia Kupfer說,包括健康食品的可及性、生活方式和系統性種族主義。
阿拉斯加的篩查困難也反映了這種不平等。許多社區沒有公路通達,人們需要包機才能去做結腸鏡檢查。“天氣不好時,可能就得待上一周。”流行病學家Diana Redwood說。盡管當地篩查率已提升兩倍,但年輕人的結直腸癌發病率仍在以每年5.2% 的速度攀升。
研究人員正在多個方向尋找線索。
腫瘤基因組分析發現,早發性癌癥中的侵襲性腫瘤有時特別擅長抑制人體免疫反應。但哈佛大學醫學院病理學家Shuji Ogino指出,這些差異很微妙,“不是二分法,更像是一個連續譜”。
腸道微生物組是另一個研究熱點。飲食變化或抗生素使用導致的菌群紊亂,與炎癥和多種疾病風險增加有關。但科羅拉多大學腫瘤學家Christopher Lieu坦言,結果仍處于初步階段,“影響菌群的因素太多了,你讓人們回憶小時候吃什么,我自己連早餐吃的什么都記不清。”
更多研究者認為,答案埋藏在半個世紀前就開始追蹤兒童健康的研究數據中。流行病學家Barbara Cohn的觀點一針見血:“如果潛伏期長達幾十年,那么應該去哪里尋找線索?我們認為,必須從生命的最早期入手。”
胎兒期的暴露
Cohn領導的是一項可追溯至1959年的研究,收集了約2萬名孕婦的血液樣本和健康數據,并追蹤了她們的后代。通過分析這些珍貴資料,Cohn和合作者發現:早發性結直腸癌與胎兒期暴露于某種合成孕激素之間存在可能的關聯——這種激素曾被用于預防早產。
日本和韓國相鄰,經濟發展水平相近,但韓國的早發性結直腸癌增速高于日本。哈佛大學癌癥流行病學家Tomotaka Ugai正致力于解開這一謎團。
而在南半球,數據缺失問題更加嚴峻。在南非,只有16%有醫療保險的人口被納入癌癥統計。全球結腸癌協會南部非洲區域主任Boitumelo Ramasodi說,沒有保險的人根本不被統計,許多家庭也不保留癌癥死亡記錄。她自己在44歲被確診時一度無法接受:“南非黑人普遍認為癌癥是白人的病,我當時想——‘我還年輕,我是黑人,為什么會得癌癥?’”
不平等與治療困境
在美國,早發性癌癥的種族差異尤為突出:年輕女性發病率增速高于男性,西語裔人群增速高于非西語裔白人,印第安人和阿拉斯加原住民結直腸癌增速高于白人。而黑人在更年輕時確診,分期更晚。“健康的社會決定因素很可能在起作用,”芝加哥大學胃腸病學家Sonia Kupfer指出,包括健康食品可及性、生活方式和系統性種族主義。
阿拉斯加的篩查困境是這種不平等的縮影。許多社區無公路通達,居民需包機才能做結腸鏡檢查。“天氣不好時,可能就得待上一周。”流行病學家Diana Redwood說。盡管當地篩查率已提升兩倍,但年輕人結直腸癌發病率仍在以每年5.2%的速度攀升。
除了尋找病因,如何治療日益增多的年輕患者也成為新課題。“一些抗癌藥物可能導致心血管問題,甚至引發繼發性癌癥,這種風險在年輕人身上尤為棘手。”以色列腫瘤學家Irit Ben-Aharon說。年輕患者可能正處孕期,或更關注治療對生育能力的影響;他們大多尚未退休,需要擔憂化療引發的長期認知損傷是否會影響職業生涯。
Candace Henley在35歲時確診結直腸癌,當時獨自撫養5個孩子。激進的手術讓她無法繼續開公交,全家很快無家可歸。“我不知道該問什么問題,治療方案都是別人替我決定的,沒有人考慮過我的家庭需求。”后來,她創立了結直腸癌意識基金會,幫助更多像她一樣的人。
如今,年輕患者比過去更加主動,當醫生忽視癥狀時會尋求第二診療意見。但Barreto仍未兌現當年的承諾。他希望能研究胎兒期暴露于酒精、香煙煙霧或營養不良對早發癌癥的影響,卻找不到符合需求的數據。“如果我們現在缺乏數據,這可以理解。因為我們沒想到會這樣。但20年后如果還沒有建立數據庫,那就是我們的失敗,是我們的失職。”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d41586-024-007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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