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湖南一老師收到來信后，將全家召集起來：毛主席不計前怨啊

1950年冬天的一個傍晚，長沙城里寒氣漸重。妙高峰一帶的小山村中，一戶老教師人家正為一封從北京寄來的信忙作一團。主人張干躺在床上，胸口還隱隱作痛，卻堅持要兩個兒子把煤油燈再撥亮些，聲音發顫卻格外清晰：“把人都叫來，這封信要當著全家念。”那是毛澤東的親筆回信，一行行字映在昏黃燈光下，讓這位在講臺上站了四十余年的老人久久說不出話來。

一封信，并不只是信紙和墨跡。對張干來說，這封信意味著一點活路，更意味著一種難以言喻的心情——當年記過自己大過的學生，如今成了新中國的領袖，還在信中為自己奔走呼吁。試想一下，這樣的反差，放在任何一位老教師身上，心里恐怕都會震動很久。

有意思的是，這段故事真正被翻起，要從另一位老同學的一趟北上說起。1949年底到1950年間，周世釗往返于長沙與北京之間，既是教育界的老人，也是毛澤東青年時代的同窗。幾封往返的書信，一席家常的閑談，就這樣牽出了毛澤東與老校長張干之間一段中斷多年的緣分。

一、“驅張宣言”后的兩個人

要看懂張干手里那封信的分量，得先把時間撥回到三十多年前。1914年，湖南中路師范與省立第四師范合并，成了湖南省立第一師范學校。1914年底到1915年前后，年僅三十出頭的張干走上校長崗位，在當時算是少見的“年輕掌門”。

不久之后，一個從韶山來的青年被編入一師預科第三班，這就是毛澤東。重讀半年預科后，他轉入本科第八班，從此在這所學校待了數年。這位后來改寫中國命運的青年，最初在校園里的角色很簡單：成績不差，性格倔強，愛看書，也愛較真。

1915年夏天，一樁本來算是行政規定的小事，突然在校園里掀起了風浪。湖南省議會出臺規定，從秋季起，每名學生需繳納十元學雜費。十元在當時并非小數目，尤其是對那些家境清寒、甚至靠自食其力求學的學生來說，這一條新規仿佛把他們推到退學邊緣。

學生里面議論紛紛，有人當場就炸了。特別是從省立第四師范預科并入一師的那批人，不僅要多讀半年，還得多交半年學雜費，心里的怨氣可想而知。在走廊、寢室、操場，一句句牢騷逐漸演變成一句句怒火：“這就是張校長搞的主意。”

于是，一場“驅張運動”驟然爆發。同學們自發印制《驅張宣言》，把對學雜費的反對，對校長的指責，全都寫進傳單里。宣言一夜之間貼滿墻壁，傳遍校園。有意思的是，毛澤東看到這份宣言時，并沒有立刻附和，而是覺得“重點不對”，矛頭不夠準，邏輯也不夠清楚。

短時間內，另一份新的《驅張宣言》出現在校園角落。字句鋒利，論據更清楚，把學雜費問題、貧寒學生的處境、學校制度的弊端說得直截了當。學生們連夜趕印，第二天一早，傳單已經鋪得到處都是。帶頭者是誰，張干心里很快有了數。

憤怒之下，他打算“殺一儆百”。很快，學校擬定處分名單，毛澤東在內的十七名學生面臨被“掛牌開除”的決定。這在當年的教育環境里，幾乎等于被堵死了前途。張干站在校長辦公室里，認定這是對學校權威的挑戰，也是對他個人尊嚴的沖撞。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這個關口，一位在學生眼里“既嚴又公”的老師挺身而出，他就是楊昌濟。楊昌濟聯合王季范等人，多次找張干當面交涉，在教職員工會上為學生說話：“學生有過激之處，但動機未必全然為己，校長也不妨留一步余地。”這種據理力爭，既是對張干的提醒，也是對那一批學生的保護。

幾番爭論之后，張干退了一步。開除處分撤銷，但毛澤東等人仍被記過，其中毛澤東被記了一次大過，這在學生檔案里是極重的記錄。對張干來說，他守住了“紀律”；對毛澤東來說，這件事一度讓他與校長之間形成了一道難以跨越的縫隙。

1918年夏天，毛澤東從一師畢業，離開長沙之后，便投身更廣闊的社會實踐，從辦夜校、組織學社，到后來南北奔走，走向革命道路。張干則繼續留在教育崗位，講臺、校務、學生，是他此后幾十年的全部生活。他們兩人的道路，從此漸行漸遠。

時間一長，當年那次“驅張風波”也像被封存在舊檔案里的公文，悄悄壓在心底。等到新中國成立前夕，這段舊事又被翻出來時，味道已經完全不同了。

二、舊同窗的一封電報

1949年，對湖南來說，是大勢驟變的一年。夏天開始，人民解放軍挺進湖南，戰火逼近長沙城。身為教育界老人的周世釗，當時受命暫代湖南一師校長，他既是毛澤東在一師時期的同學，也是與毛保持書信往來較多的老友。

8月5日長沙和平解放，城里許多人懸著的心總算落地。周世釗知道，眼下最重要的任務之一是安穩人心，保全教育事業。他組織教職工和學生妥善保護校產，同時主持全校師生和校友聯名致電毛澤東，祝賀長沙解放，并匯報學校近況。

這一通電報在10月得到了回應。毛澤東從北京回了一封信，字里行間既有對舊友的問候，也帶著對教育界的肯定：“兄過去雖未參加革命斗爭，教書就是有益于人民的。”寥寥數語，讓很多像周世釗、張干、羅元鯤這類一生在講臺上的人，心里有一種被看見的感覺。

不久之后，毛澤東還在信中提到：“倘有可能，尊著舊詩尚祈抄寄若干，多多益善。”這句話聽上去像隨口一說，卻透出一個樸素態度：那些在舊時代堅守文化與教育的人，并沒有被簡單劃入“舊人”的行列，而是被當作值得珍視的精神財富。

1950年下半年，毛澤東的一位親戚準備從北京回湖南探親。臨行前，毛澤東特地交代一句：“邀請周世釗參加國慶觀禮。”這句話傳到長沙，自然讓周世釗十分高興。出于尊敬，他特意去了一趟妙高峰中學，專門拜訪老校長張干。

屋里光線有些昏暗，張干的身體已經不如當年，面色憔悴不少。周世釗一進門，就忍不住分享喜訊：“張校長，潤之來信，約我國慶去北京觀禮。”話音剛落，屋子里一下安靜下來。

張干略微一愣，似乎沒想到會聽到“潤之”兩個字，隨即脫口而出：“你們還有聯系？他還記得你？”這一問，顯露的是一個老校長復雜的心情。既有驚訝，也有一種若有若無的期待。

“常有來信。”周世釗頓了頓，又追問一句，“張校長，您有話要帶給他嗎？”屋子里短暫沉默下來。張干低頭，看著自己有些發抖的手，憋著一肚子話，想說當年的誤會，想說眼下的困窘，想說幾十年教學生涯的酸澀，卻終究只擠出一句：“那你就代我向他問好吧。”

這句“問好”，背后藏著太多隱忍。對張干而言，當年的記過事件，與之后的人生命運糾纏在一起。新中國成立后，他被劃為地主，生活每況愈下，一家六口擠在簡陋屋子里，靠微薄薪水苦撐。舊日學生已經在天安門城樓上指揮全局，他卻仍在課堂上“吃粉筆灰”。這種落差，他不會不知道。

1950年10月初，周世釗應邀赴京。10月5日，中南海豐澤園客廳里擺下了一桌家宴。毛澤東邀請了幾位青年時代尊敬的老師：徐特立、謝覺哉、熊瑾玎，還有昔日同學兼校長周世釗。桌上氣氛熱烈，話題從新中國的局勢聊到湖南的山水，又自然過渡到一師舊事。

就在敬酒間隙，毛澤東突然問了一句：“我們的老校長張干，還健在嗎？”這句話讓周世釗立刻意識到，這是一個機會，也是一份托付。他沒有繞彎子，把張干近況如實說出：“在，還在教書，現在在妙高峰中學任職。他身子不好，一家六口，全靠那點工資，有時候竟無以為炊。”

毛澤東放下筷子，眉頭緊鎖，語氣明顯有些責備：“你怎么不早說呢？像張干這樣的老教育家，應當照顧，應當照顧啊。”桌邊的幾位老師順勢補充，徐特立開口說：“張干年輕時就很有擔當。”熊瑾玎半是玩笑地回憶：“那時候總說‘張干張干，肯干肯干’，身上有股子湖南人硬勁。”

有人又提起當年“驅張宣言”的舊事，王季范分析得很中肯：學生沖在前頭，多半是被逼急了，張干則是自尊心強，不愿權威受沖擊。毛澤東聽著，笑著搖搖頭，有些后悔地說：“現在想起來，那次驅張也沒多大必要。那點學雜費，也不能全怪他。讓我們多讀半年書，是好事。我現在只恨自己讀書少。”

這一席話，說得毫不做作。周圍的人都笑了，但坐在一旁的周世釗卻笑不出來，他深知張干的境況，心里反而像壓了一塊石頭。宴席過后不久，一封重要的信就從中南海寫出，飛往湖南省府。

三、“一字千金”的回信

1950年10月11日，毛澤東親筆寫信給湖南省人民政府主席王首道。這封信篇幅不長，卻信息密集。信里點名提到兩位湖南教育界老先生：“張次侖（張干）、羅元鯤兩先生，湖南教育界老人，現在平均七十多歲，一生教書未做壞事。”隨后，他鄭重提出請求：請省政府每月酌給兩位津貼，以資養老，并派人慰問。

信中還提及另一個名字——袁仲謙。那是毛澤東在一師時的國文老師，已去世多年，遺孀年逾七十，生活困難。毛澤東特地請省政府一并接濟。寥寥幾行，交代清楚姓名、年齡、住處，更重要的是態度：這些人并非“可有可無”的舊人，而是值得國家出手援助的“老人”。

王首道接到這封信，心里不敢有半點耽擱，立刻安排落實。很快，工作人員兩次給張干家送去救濟米，共計六百公斤，再加上五十萬元舊幣。在那個糧食和貨幣都極為吃緊的時刻，這些實物與現金，足以幫助一家六口渡過眼前難關。

當工作人員說明，這是根據毛主席來信專門安排的救濟時，張干再也繃不住，眼淚一下涌出來。他讓家人趕快收拾屋子，又叫人取來筆墨，親自寫了一封信回北京。這封信寫得極為謙卑，簡潔卻真摯：“干服務教育界四十二年，小有儲蓄，已為去歲秋征及今年減退消耗殆盡，不得已來省教書，又復舊病浚發，臥床月余，幾無以為炊。幸王省主席奉吾弟之命，厚賑兼金，經國萬機，不遺在遠，其感激曷可言喻？”

信中還有一句提及往事：“本年二月十六日，聞吾弟簽訂中蘇條約，當時曾作賀函，聞未收到，茲另紙補呈。”這一句看似插話，實際上透露出一個事實：早在新中國成立初期，他就想向昔日學生祝賀，卻始終不敢貿然打擾，如今借回信機會才重新附上。

12月14日，毛澤東回信，文字不算長，卻直指要點：“生活困難情形，極為系念，已告省府有所協助。”對于一位身處困頓的老人來說，這一句“極為系念”，足以讓他寢食難忘。

那天晚上，張干讓家人全部圍攏過來。昏黃的燈下，他用有些沙啞的聲音，把毛澤東的信從頭到尾念了一遍。念完，他沉默了一會兒，抬頭看著孩子們說：“這是一字千金吶。”稍稍頓了頓，又補了一句，“你們可知道，他在一師讀書時，我還給他記過一次大過。只有毛主席這樣的人，才不計前怨啊。”

這一句話，實際上給了舊事一個結。對張干來說，當年那次“大過”，多年壓在心里，如今換來了這樣的回響，不但生活得到了解困，心里的那口悶氣，也終于有了出口。不得不說，這種“反過來關照”的姿態，很少見，也很實在。

1951年秋天，一張從北京寄來的請柬，再次讓張干心潮難平。請柬上寫得明明白白：邀請進京敘舊，并參加國慶觀禮。那一年，他已六十多歲，身體不好，卻幾乎沒怎么猶豫，只是簡單收拾行李，就踏上北上的列車。

四、北京相見與余生際遇

1951年9月下旬，張干抵達北京。初到之時，毛澤東忙于政務，一時抽不開身，就委托身邊工作人員周到安排起居。9月26日上午，張干與李漱清等幾位師友在陪同下游覽故宮。幾個人走在紅墻金瓦之間，談起幾十年來中國的變化，不免感嘆：“世事竟到了這一步。”

游覽途中，中央辦公廳的干部趕來傳話：十一點前往招待所等候，主席會派車來，邀各位老師到中南海家中敘舊。張干聽罷，眼睛一下亮了，對身邊人輕聲說：“終于要見到潤之了。”這一句輕聲自語，既像感慨，又有幾分緊張。

不久，汽車停在中南海的院門前。毛澤東早早站在門口，看到車門打開，幾步迎上去，一把握住張干的手：“張校長，您好。”張干抬頭，盯著眼前這張已經無比熟悉卻又略有陌生的面孔，眼眶一下就紅了：“你好，潤之。”

兩人手握著手往里走，毛澤東一邊介紹屋子，一邊叮囑工作人員把飯菜安排好。坐定之后，他把孩子們叫出來，指著幾位老人說：“來，你們都來見見我的老師，這就是我的老師。”孩子們恭恭敬敬鞠躬行禮。毛澤東又笑著對他們說：“你們常說你們的老師好，我的老師也很好。”

這一幕，對張干來說大概有點恍惚。當年在一師，他習慣于站在講臺上訓誡學生；如今坐在中南海的飯桌旁，被昔日學生當眾介紹給下一代，這種角色的轉換，本身就是一種肯定。席間，毛澤東不時給老師們夾菜，詢問身體情況、家庭境況。說到湖南一帶的風土，幾個人忍不住提起舊事，笑聲時不時從客廳里傳出。

當天晚上，毛澤東還托工作人員給四位老人每人送去一份禮物：布鞋、褥子、蓋被、毛呢服、枕頭、枕巾、襪子、香皂、牙刷，一件件羅列得很仔細。陪同人員特地說明，這都是主席用自己的稿費買的。張干聽完，連連點頭，只說了一句：“他還是和青年時一樣，一絲不茍，一塵不染。”

第二天下午三點，一位身著軍裝的中年人敲門拜訪，自我介紹：“我叫傅連璋，是受毛主席委托，來給各位檢查身體的。”這位醫生后來長期擔任中央保健工作，當時就已經很有經驗。他當場拿出聽診器，逐一為老人們做了詳細檢查。張干坐在床邊，一邊配合檢查，一邊低聲感嘆：“這樣費心，真是想不到。”

國慶節前夕，幾位老師分別收到天安門觀禮的請柬。1951年10月1日，他們登上觀禮臺，看著天安門廣場上人潮如海，看著閱兵隊伍整齊通過，聽著禮炮聲在空中轟鳴。對張干來說，這一刻復雜難言：曾經被視為“舊知識分子”的一群人，現在站在觀禮臺上，以嘉賓身份見證新中國國慶。

慶典結束后，毛澤東讓人安排專車，陪同幾位老師游覽京津名勝古跡。從頤和園到北海，從天津的街巷到沿海的碼頭，行程安排得很細。陪同人員一路上多次轉達主席的歉意：“工作太忙，不能親自陪同，請各位老師多多包涵。”

11月8日，一名工作人員來到他們住處轉告：“主席請各位到中南海合影留念。”那天的合影場面頗為溫暖。站位時，毛澤東特意拉著張干：“你站我旁邊。”等照完，他回頭看著鏡頭，順口說了一句：“這是第一次和這么多自己的老師合影，很值得記一記。”

幾天后，張干收拾行李，準備南返。11月12日臨行前，一位工作人員提著包裹來到他房間，認真說：“張老，主席本想親自來送，但這幾天實在脫不開身，請我轉達歉意。”說完，打開包裹，里面有一筆零用錢——一百五十萬元舊幣，還有一瓶鹿茸精，并詳細交代：“主席特別叮囑，每天飯前二十分鐘，服二十滴。”

張干聽到這些叮囑，握著那瓶藥，沉默了許久。過了一會兒，他從口袋里摸出一張被揉得皺巴巴的信紙。那是他在北京逗留期間寫給毛澤東的一封信的底稿，用以自存。他將一行行字輕輕撫平，上面寫著：“不但給干以徹底自新之鼓勵，而且足以挽回輕視教育工作者與老者之作風。愧受之余，感佩無極。”

這封信的日期，是1951年10月24日。字里行間可以看出，他把這趟北京之行看作生命中的一個轉折。既是生活上的幫助，更是精神上的“重新肯定”。他說，回湖南后若蒙不棄，委以重任，必不以年老家貧而誤事。這句話聽上去近乎誓言，而后來的發展也的確印證了這一點。

返回長沙之后，張干很快被聘為湖南省軍政委員會參議室參議，隨后又擔任湖南省人民政府參事室顧問。除了妙高峰中學的薪水，又多了穩定的津貼，再加上省里時常的照顧，一家人生活逐漸寬裕起來。那些曾經為一日三餐發愁的日子，終于告一段落。

更值得留意的是，從此之后，張干與毛澤東之間的書信來往沒有中斷。身體情況、教學近況，哪怕只是幾句簡短問候，也會時不時準時出現在郵路上。對這位老教師而言，信封里不再只是墨水和紙張，而是一種長久的牽掛；對毛澤東來說，這些回信背后，是對舊日師友的一份責任。

回顧這段經歷，會發現有幾條線在悄悄交織。一條是個人恩怨，當年的記過與驅張風波，到了晚年被輕輕翻過；一條是教育事業，一群老教師在新舊社會交替中并未被拋棄，而是重新被納入新的國家結構；還有一條，是對知識與師道的樸素尊重——不論身份如何變化，昔日的“校長”、“老師”、“先生”這些稱呼，被一一保留。

張干在晚年曾多次向身邊人提起：“潤之那次請我進京，是不希望教育工作者寒心。”這句話既是感慨，也是判斷。對于經歷過舊社會風雨、又親眼看到新中國建立的那一代人來說，這樣的一段經歷，足以在心里扎下很深的印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