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V疫苗滯銷，PUA男性群體并沒什么用

文 | 北方朔風

事實證明，這個時代的宣傳總是很容易翻車，比如最近有不少關于男性接種HPV疫苗的軟文和廣告就遭到大量質疑，被認用道德綁架和PUA的方式在搞營銷。

對于這個問題，很多人的討論關鍵點都在性別議題上，這倒是不算錯，不過更本質的問題不在這。HPV疫苗火熱那兩年筆者就猜到會發生今天的情景，也在過往的文中多次吐槽過這類產品，筆者一向更喜歡從經濟可行性上來分析這類醫學技術和產品。從疫情開始我們的相關文章中就反復說到，長期以來，疫苗在醫藥市場里邊可以說是非常吃力不討好的一個區域，收益低，實驗成本高，周期長，哪怕是美國那邊醫藥那么貴，在疫苗方面也是如此。如果不考慮大流行這個變數，那么全球范圍之內，疫苗都是醫藥里缺乏增長點的部分。

HPV疫苗在國內算是過去十幾年的一個增長點，價格不便宜，還需要多次接種，所以被疫苗企業當成了現金奶牛類產品。于是國內多家疫苗企業努力搞HPV疫苗，但是等搞成了之后發現，HPV疫苗適齡的女性接種率已經不低了，剩下的就算官方支持免費接種，空間也不是很大。在滯銷的情況下，自然有人會把腦筋動到宣傳讓男士接種上。

但是醫藥產品的過度宣傳都很容易帶來反噬，疫苗也不意外。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HPV疫苗和女性權益這兩個概念有著相當程度的綁定，這也算是國際藥企的一貫伎倆。甚至可以說，企業的這類行為對今天性別問題現象的形成也有著相當推波助瀾的作用。現在這些疫苗企業從女性消費者身上賺不到錢了，才想起來從男性身上賺，還要用PUA的方式營銷，那么在性別問題愈發復雜的今天，自然就要被狠狠反噬了。

客觀而言，雖然筆者并不喜歡醫藥和意識形態的綁定，但是因為女性生理的特點，適齡女性接種HPV疫苗，確實可以極大程度降低宮頸癌發病率，從公共衛生學核算來說，有極大的整體社會收益。但是男性接種HPV疫苗，能帶來的收益就非常有限了，畢竟男女在生理結構上是有一定差異的。

計算疫苗帶來的收益，價格是必須考慮的問題。而HPV是一種較為昂貴的疫苗，在公共衛生的計算中，昂貴疫苗帶來的公共衛生效益是偏低的。同時，面對一種昂貴的疫苗，公共衛生機構考慮把它納入基礎免疫的可能性就更低。在公共衛生資源有限的情況下，必須先考慮收益更高的選項，公共衛生核算很多時候是非常直接的經濟學。

而在其他低收入國家的研究證明，在經濟條件有限的情況下，男性接種HPV疫苗并不是一個高收益選項。但是如果讓這些疫苗企業把HPV疫苗大降價，他們自然也不愿意，一來是不符合盈利預期，二來HPV疫苗比起滅活疫苗，因為采取了較為復雜的工藝，成本終究高了不少。

當然，也并不是說男士接種HPV疫苗就完全沒有意義。從現有研究來看，對于男同性戀者和私生活極為豐富的男士來說，接種HPV疫苗是會有比較大的收益的，高危型HPV確實也會導致男性腫瘤，只不過這些腫瘤較為集中在特定人群罷了。只是問題在于，我們似乎也沒有辦法篩選出來這些人，然后強迫這些人接種HPV疫苗，所以這個研究的意義似乎也比較有限，這種問題也只能看他們的自覺了。

對疫苗學有基本了解的話，會知道在任何一個國家，計劃免疫的疫苗都只是該國疫苗種類的很少一部分，占比更多的疫苗，要么是自選的，要么就只適合特殊人群。比如說某些會接觸地方病的人群，這種區分是根據疫苗帶來的社會收益多少所決定的。

按照目前的研究，HPV疫苗在男士中的使用，從整體來看收益并不明顯。雖然確實有少數國家把HPV疫苗的男士接種納入了計劃免疫中，但一來這只是少數國家，二來在我國的醫療資源有限的情況下，計劃免疫項目的調整還是優先選擇收益較大的疫苗比較好。所以按照當下的國情，男士HPV疫苗目前還是按照自愿接種的原則進行比較現實，或許在未來可以成為計劃免疫的一部分，但是現在還是算了。

所以對于大多數男性來說，筆者的看法是根據現在的研究，要是有心情有經濟條件接種HPV疫苗的話，打一打也無妨，這類東西很多時候就是花錢圖個安心。要是懶得接種，也真不是什么大事，這個問題上搞道德綁架，受益的只有相關企業。女性HPV疫苗覆蓋率足夠的情況下，基本上是可以杜絕高危型HPV感染帶來的腫瘤的，真的沒必要強迫給男士接種。在一個沒必要的事情上搞過度宣傳，搞道德綁架，挑動群體對立，相關利益方就活該被反噬。

HPV疫苗相關的爭議可以交給我們兩個道理。首先疫苗作為特殊的醫藥行業，顯然是需要國家力量出面調控的。當下的醫藥研發模式注定疫苗不會太賺錢，但是任何一個國家又都需要這方面的能力，如果沒有協調的話，疫苗企業就很容易陷入投機之中，這對于國家的公共衛生安全會造成嚴重傷害，尤其是在老齡化的當下就更復雜了。

所以，根據情況適時調整計劃免疫方案也是很有必要的事情，多多少少要提供一些全新的增長點給企業，甚至可以別出心裁一些，來一些針對成人和老人的計劃免疫。但是這個調整的方向需要根據整體的公共衛生利益，而不是企業的利益來進行。

或許官方還可以提出一些儲備性計劃，針對可能發生的大流行，讓企業進行一些提前的研發生產。畢竟雖然未知的疾病不少，但是大類就那么幾個，技術上進行提前研發儲備，有助于提高企業技術水平，也有助于公共衛生安全。

第二個道理更加深入，我們會發現醫藥領域的很多問題，實際上一直是和意識形態相關聯的。這種現象由來已久，只不過因為當下全球體系的整體崩壞而變得愈發直接和尖銳。

就像在HPV疫苗宣傳事件中所體現的，雖然說打從新自由主義時代以來，利益至上市場自由降本增效的理念就備受推崇，但大流行時代全球經濟的愈發脆弱毫無疑問讓這些理念的惡果加劇顯現，疫苗企業這種非常重要但利潤空間有限以至于不得不在很多領域進行投機的現象就是典型。

然后醫藥企業用道德綁架的方式，比如說女性權利，弱勢群體權利之類的大旗迫使社會或是個人購買他們的產品的現象由來已久，但在性別對立和反政治正確情緒高漲，全球民粹極化情緒高漲的今天，矛盾就格外突出了。

就算是今天，也還會有不少人為這兩點進行辯護，比如說覺得自由市場加速了醫藥進步，使得社會整體得到了正面的收益，比如說認為保護弱勢群體實際上在保護所有人，改善弱勢群體權益就是改善所有人的收益。這些辯護不能說全錯，但是基本停留在空談上，這兩種意識形態的背后，究竟是什么東西呢？現實中實際上發生了什么呢？

這里可以舉一個例子。美國因為很容易出現急性過敏，所以部分州出臺了法案，讓學校購買了腎上腺素筆，理論上確實可以拯救不少孩子的生命，聽起來是不是好事？但是如果考慮到這方面法案通過的時候，美國主要的腎上腺素筆生產商邁蘭，當時的女總裁拿著美國醫藥界最高之一的年薪，并且她的父親是一名參議員，名字叫做喬曼欽，事情的味道是不是就完全不一樣了？

我們自然可以提出問題，醫藥技術的進步真的幫助了絕大多數人嗎？保護弱勢群體的醫藥技術，是否真的那么準確的幫助了需要被保護的人？

雖然在科學領域，經常會有一種敘事把科學說成是無關意識形態的某種中立產物，但是縱觀人類自然科學的發展歷史，這種說法實在是不靠譜，科學發展終究是無法脫離意識形態的影響。或許總結規律的公式本身，確實是中立的，但是如何使用這些公式，從來都無法擺脫意識形態的影響。

至于這些“中立性”的言論為什么在當代社會這么流行，那是因為后冷戰的今天，本身就是一個“去意識形態化”的社會。我們會很容易看到這樣的說法，認為討論意識形態是一種無趣，富有攻擊性的行為。

但是實際上，去意識形態化并沒有消滅意識形態，有人的社會存在的地方，就必然有意識形態的存在。所謂的去意識形態，不過是用某種無所不在的意識形態覆蓋了一切公共空間的結果。在這樣的邏輯之下，所謂的科學，所謂的公共利益，都只不過是一層偽裝的畫皮罷了。

這種意識形態實際上是基于資本利益最大化的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其實它并不高深，但是因為蘇聯的解體，它被視為了唯一的可能性，也就是所謂的歷史的終結。現在隨著歷史進程的改變，去意識形態化的畫皮也在逐漸被揭開，我們在很多問題上感覺到的矛盾，也是由此所致。

去意識形態化的核心在于資本最大化的增殖，為了這樣的增殖，它可以偽裝成為各種各樣的面貌，可以是進步的，也可以是反動的，他們可以和任何一種意識形態成為盟友。

一個典型的例子是，特朗普在取消一大堆清潔能源政策的時候，實際上很多石油公司是反對的。因為這些公司已經深度參與了碳配額碳積分等等項目，并且賺的盆滿缽滿，特朗普這么弄破壞了他們的財路，但是至于真的降低了多少碳排放，那就一點也不重要了。這沒什么奇怪的，既然資本可以出售切格瓦拉的文化衫，那么在清潔能源問題反復搖擺也平平無奇。

回憶一下各種當下引發社會爭議的運動，包括性少數運動，性別運動等等，我們不難意識到，這些運動帶有一種典型的消費主義性質，宣傳這些社會運動的根本，在于賣東西，從衣服，化妝品，疫苗，再到脫口秀，電視劇和電影。雖然操辦這些活動的人未必意識到了這一點，但是從實踐上，確實把資本的增殖最大化發揮了出來。

就像這次HPV疫苗的事情，搞廣告的人真的想了那么多嗎？恐怕不是的，這種廣告和軟文都是層層外包的，很多人說不定直接交給了大語言模型來寫作。但是從結果上來看，內容卻非常巧妙地說明了當下去意識形態化的本質是為了資本增殖。

如何超越現有范式？這確實是個棘手的問題。近年來，我們看到不少反對性少數群體社會運動的言論，認為這些運動追求的不是平權，而是特權。這種質疑不能說毫無道理，但關鍵在于：我們要如何在反對特權的同時，避免成為自己所反對的那種人？

筆者知道，面對這樣的說法，很多人會不高興。認為對方先干了，自己不過是還擊，憑什么要接受批評？這種情緒完全能理解，但是筆者這里討論的并不是一個道德問題，這更像是一個方法論問題，如果你的反對只不過是另一種消費主義內容的話，那你真的有可能獲得勝利嗎？

按照資本主義的規律，資本完全可以換一個口徑假裝站在你這一邊，完全沒有任何道德負擔，甚至不需要換一個企業。特朗普二次上臺后，很多環保組織受到了巨大影響，這個問題可不光是美國政府不贊助的問題，更大的原因在于特朗普對于美國經濟政策的影響，使得資本熱點產生了轉向，那些環保組織不再有投資的價值了。如果某天資本熱點再次轉向，情況大概還會再一次逆轉。

想要解決這個問題，我們確實需要一個超越當下新自由主義范式的東西，否則只是簡單的反對什么，解決不了任何問題，因為根本贏不了。

就像疫苗這個領域，美國反對疫苗的人不少，他們也確實迎來了一個反對疫苗的衛生主管小肯尼迪，不少美國人真誠地相信，疫苗會帶來各種問題。于是小肯尼迪上來之后，賣類固醇和各種未經驗證的補劑。這些東西的安全性就更好嗎？

甚至考慮到美國藥企巨頭的規模，類固醇和疫苗完全可以是同一個公司生產的，同一個藥房出售的，即使完全不考慮科學，美國的反疫苗主義者也根本沒有勝利。

在醫學問題上，科學規律和社會公共利益都是很重要的。但是如果被這套新自由主義模式所綁架，那么無論是科學還是公共利益，這些高尚的理由的公信力，都會被快速消耗，這件事情我們都已經看到了。或許在中國，科學這個理由的說服力還算不錯，但是這種優勢不是總能維持的。

想要超越這樣的模式，我們需要一個不同于新自由主義的全新社會，只是人類真的能在舊秩序完全分崩離析之前找到全新的選項嗎？我們可能需要一點運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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