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書推薦 | 病菌、觀念與社會： 病菌如何影響現代生活

《病菌、觀念與社會：

病菌如何影響現代生活》

本書不僅是一部醫學社會史，更是一部關于觀念如何改造社會的啟示錄。它提醒我們：人類與微生物的關系，始終是科學認知、文化習慣與社會權力交織的戰場。

Part 1

內容簡介

本書深刻揭示了“病菌觀念”在美國的興起與普及并非簡單的科學知識傳播。它遠非枯燥的科學發現史，而是一場席卷廚房、客廳、公共場所乃至國會的深刻革命。我們從本書中可以看到公共衛生斗士如何像推銷員般“兜售”健康理念；廣告商如何利用恐懼推銷從白瓷馬桶到冰箱的“抗菌神器”；家庭主婦又如何肩負起“微生物戰士”的重任，用科學知識武裝自己。從禁用共飲水杯的激烈爭論，到“短裙運動”的勝利，日常生活的每個角落都在為“無菌”而戰。

然而，這場革命是柄雙刃劍。它挽救了無數生命，催生了現代衛生設施，但也放大了對“污穢”的恐懼，將偏見烙印在移民與窮人身上，更讓“清潔”成為一種昂貴的社會資本。

Part 2

作/譯者簡介

作者：南希·托馬斯

美國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的歷史系教授，主要研究興趣在于“大眾如何理解身體與疾病”，并且出版了多本相關書籍。

譯者：張英杰

貴州貴陽人，畢業于北京大學英語筆譯專業，譯有《奧斯曼的宦官》《地心說的隕落》《母乳主義》等。

Part 3

目錄

前言： 往昔的疾病記憶

引言： 病菌觀念

第一部分 病菌觀念興起（1870—1890）

第一章 病菌理論的先驅

第二章 白冢57

第三章 病菌企業家

第二部分 病菌觀念獲勝（1890—1920）

第四章 科學實驗的信徒

第五章 “結核病教”

第六章 馴服病菌

第三部分 病菌觀念實踐（1900—1930）

第七章 美國人的抗菌意識

第八章 骯臟的代價是死亡

第九章 雙刃劍

第四部分 病菌觀念退場

第十章 熱情消退

后記： 艾滋病時代的病菌觀念

注釋

致謝

Part 4

精彩書摘

引言： 病菌觀念

1989年，某女子寫信向專欄作家安·蘭德斯（Ann Landers）征求建議。她的未婚夫執意邀請一位患艾滋病的朋友參加婚禮。雖然她知道沒有哪位賓客會因為跟此人共處一室而感染艾滋病病毒，但她還是憂心忡忡：“萬一有誰不小心用了他的餐叉，或者和他共用一個杯子呢？萬一他對著桌子打噴嚏，或者親我一下表示祝賀呢（但愿他千萬別親我）？”這位準新娘擔心，如果有位賓客是艾滋病人的消息泄露出去，其他賓客就不敢來參加她的婚禮了。

面對大眾對艾滋病病毒的憂慮時，許多公共衛生專家都有些不耐煩。安·蘭德斯也不例外，她給了這個困惑的女人一句沒好氣的回復：“你需要自學一下相關知識。”蘭德斯的觀點當然沒錯。公共衛生專家所說的“偶然”接觸并不會傳播艾滋病病毒——“偶然”接觸指的是病人與健康人之間的非親密接觸。然而，盡管專家一再做出保證，很多美國人依然擔心，只要以任何形式接觸到艾滋病人，甚至只要接觸到他們碰過的物品，就會染上艾滋病。人們堅定地認為偶然接觸有危險，這種成見給那些艾滋病病毒攜帶者造成了難以形容的痛苦與殘忍的傷害。

本書無意為這種殘忍的傷害辯解，但仍試圖去理解眾多美國人在面對艾滋病肆虐時感到的恐懼。之所以產生這樣的恐懼，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對同性戀的憎惡和種族歧視，但這種恐懼反映的不僅僅是無知、非理性或者偏見。人們對艾滋病的恐懼源于一些基本觀念，這些觀念涉及傳染及其與某些行為和物品的聯系——就連最開明、最仁慈的人也抱有這樣的看法。艾滋病患者和那些關愛他們的人也害怕看似稀松平常的接觸會傳播這種疾病。本書探究了這種集體恐懼感產生的過程和原因。

上文中的那個準新娘在表達她對餐叉、杯子、親吻的擔憂時，也在不經意間證明了我所說的“病菌觀念”，即認為微生物會引發疾病，而某些防御行為可以避免微生物的侵襲。如今的我們知道有許多種類各異的生物體能夠引發疾病；這些微生物俗稱為“病菌”，實際上包括細菌、病毒、立克次氏體、寄生蟲、真菌等。在現代西方社會中，涉及病菌存在的觀念是得到最廣泛認同的指導日常生活的科學準則之一。盡管還有一些人可能對于特定微生物與特定疾病之間的聯系存在分歧，但基本觀點很少受到質疑： 病原微生物能夠引發疾病。就像萬有引力定律或者日心說一樣，所謂的病菌理論也帶有永恒而普遍的真理光環。

因此，我們從小就受到這樣的教育： 要相信世界上存在著感官無法察覺的病原體，并避免與他人產生某些形式的接觸——比如要避開他人的噴嚏、咳嗽、糞便等，從而防止感染病菌。家長、老師、衛生專家、廣告商都在不斷強化這樣的觀念： 洗手、冷藏食物等做法有利于保持身體健康。生活中有太多規避病菌的習慣做法，這些做法似乎是顯而易見的真理，所以我們甚至不太記得是什么時候或者從哪里學來的。

然而，我們的病菌觀念以及對病菌的恐懼是相對較晚才形成的，遠遠談不上“永恒而普遍”。就在一個世紀以前，我們的祖父母和曾祖父母還不知道傳染病的病原是微生物。人類的身體和家園、空氣和食物中都存在著大量微生物，其中一些微生物還相當危險——這在如今的我們看來是理所當然的事實，但在從前，只有通過悉心的講解，祖輩們才能明白這一點。美國人是如何開始相信病菌確實存在的？這種認識又如何改變了他們的生活？以上兩個問題即為本書的主題。

要想了解這種改變的程度有多大，最好的辦法就是考察19世紀末之前普通美國人對疾病的看法。早在病菌理論得到普遍接受之前，美國人就已經意識到，患有天花、黑死病等疾病的人會散發出某種無形物質，這種物質能讓其他人也患病。人們普遍認為，病人呼出的氣體以及他們的皮膚、排泄物和衣物中都有可能藏著疾病的“種子”，這些“種子”會傳播到健康的人身上。但在那個年代，這種傳染物質的性質還是個謎。有許多疾病可以在與病人沒有任何已知接觸的情況下傳染，這一事實讓很多醫生懷疑有一種存在范圍更廣、能在空氣中傳播的傳染源。這一觀點常被稱作“瘴氣”理論。

19世紀的多數美國人對天花或霍亂患者避之不及，卻不怎么在意可能致病的偶然接觸，也不太關注水和食物的污染，而今天的人則會為了健康而規避這些接觸和污染。那時候的美國人在家與親人同床，在旅館和陌生人共枕，不會去深究同床者的健康狀況。他們與別人交換使用梳子、發刷甚至牙刷，用嘴和自己的勺子給嬰兒喂食，完全意識不到這些做法有什么危險。他們咳嗽、打噴嚏、吐痰時，全然不顧這樣做是否有損周圍人的健康。他們在儲存食物和做飯時，也不怎么擔心食源性疾病。他們喝的是未經過濾的井水和溪水，還經常共用水瓢或水杯。此外，他們在夜壺和戶外廁所中大小便，很少在意排泄物是否會污染社區的供水系統。

誠然，早在學者提出病菌理論之前，已經有一些美國人開始避免隨意接觸他人的身體，但他們這么做并非為了預防疾病。從文藝復興時期開始，一些禮儀書提出了個人清潔方面的建議，并禁止那些追求社會地位的人隨地吐痰或咳嗽。到了18世紀，受過良好教育的上流美國人開始培養清潔的習慣，以增進自身的幸福安康，塑造一個討人喜歡的社會形象。對文雅和禮貌的追求——而不是對疾病的恐懼——推動了一場清潔革命，這場革命始于殖民地的精英階層，隨后逐漸擴展至城市中產階級。

盡管美國人越來越注重使用肥皂和水保持清潔，但在南北戰爭之前，很少有美國人擔心日常的感染風險，除非是在疫情時期。這種漠不關心的態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在19世紀中期之前，被醫生和非專業人士歸類為具有傳染性的疾病相對較少。我們現在知道的許多常見傳染病在當時都被視為體質性疾病，也就是說，當時的人認為這些病是由不良遺傳和不健康的生活習慣引起的。肺癆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我們現在知道，肺癆就是肺結核。此病在19世紀的前六七十年里極為普遍： 每四例死亡中，可能就有一例死于肺結核，而且死者以年輕人居多。直到19世紀80年代，人們還普遍把肺癆歸因于肺部的遺傳性缺陷，并認為這種缺陷會因為過度勞累、氣候潮濕、感冒久拖不治、酗酒等問題而惡化。當時的患者完全不知道，他們吐痰或咳嗽時噴出的飛沫中帶有導致這種疾病的細菌。

人體分泌物中含有可能致命的物質，而從前的美國人對此缺乏認識——回想起來，這種無知讓人不寒而栗。愛德華·特魯多（Edward Trudeau）醫生是美國最早相信結核病菌理論的人之一。他在自傳中回憶道，在19世紀60年代，他曾照顧患肺癆的哥哥，一直到哥哥去世。愛德華在一個悶熱而封閉的房間里照顧哥哥，夜里就睡在他旁邊，以便隨時提供幫助。這樣的日子持續了數周，而愛德華并未意識到自己面臨的風險。醫生囑咐愛德華把窗戶關緊，然而這樣做恰恰增加了他感染的概率。哥哥去世幾年后，愛德華也患上了肺癆。直到1882年，當他讀到羅伯特·科赫發現結核桿菌的消息時，他才意識到自己，很有可能就是因為忠心陪護彌留之際的哥哥而被感染了肺癆。

病菌理論普及之前的衛生標準與現在截然不同——這一點可以明顯地從食品處理方式看出來。如果按照過去的食品生產者和消費者慣用的方式處理食品，必定會頻頻出現微生物污染： 他們讓牛奶暴露在空氣中，任由蒼蠅光顧；在非恒溫條件下儲存易腐食品；還把剩菜留在桌上，等到下一頓繼續吃。當時的人們尚不了解“健康帶菌者”這一概念，一些看上去健壯的廚師和服務員無意中就把傷寒等疾病的病原微生物傳染給了顧客。

即便時至今日，食物中毒也難以預防。考慮到這一點，我們很難想象19世紀的美國人患食源性疾病的頻率多么高。這里僅舉一個讓人毛骨悚然的例子： 1891年，在肯塔基州林登市的一場婚宴上，60多人出現嚴重的腸胃病癥狀，其中包括新郎在內的6人死亡。人們懷疑是一個被新娘拒絕的愛慕者用砒霜毒害了眾人，于是展開了全面的醫學調查。原來罪魁禍首是雞肉沙拉——雞肉是婚禮前兩天烹制好的，用來做沙拉之前一直放在雞湯里，在室溫下儲存。

我們現在知道，某些做法有可能傳播致命疾病，而在19世紀中期之前，人們對此尚不了解。這種無知體現在當時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那時候，美國人既不會把偶然接觸或食品污染視為無處不在的傳染源，也不會認為要預防傳染就應當持續不懈地約束自己的身體和家庭。由于缺乏這種認識，隨著越來越多的人移居城市，彼此住得更近，并且依賴共同的水源與食品供應，傷寒、肺結核等傳染病的致死率便陡然上升。

原因不明的發熱以及消耗性疾病造成的威脅愈發嚴重，沒有任何一個階級或族群可以安然無恙，就連英裔美國人社會中最有權勢和威望的人物也不例外——讓人敬畏的臨終病榻前的場景于他們而言并不陌生。例如，林肯總統夫婦的愛子威利就是被傷寒奪去了生命，而當時的林肯已經因為南北戰爭而疲憊不堪；維多利亞女王的丈夫和長子都是傷寒的受害者——丈夫不幸喪生，長子也差點殞命，女王為此悲痛欲絕；未來總統西奧多·羅斯福的妻子死于分娩，他的母親也因傷寒而死。盡管當時和現在一樣，窮人受的苦更多，但財富和社會地位并不能抵御疾病——當時人們常常稱之為“隱形之敵”。

在這種失落和憂慮的氛圍中，病菌理論還未得到醫學界的認同，便開始引起大眾的關注。生物體致病這一觀點源遠流長，可追溯到古典時代；在19世紀中期，這個有時被稱為“微動物假說”（animacular hypothesis）的觀點在醫學界明顯不受歡迎——我將在第一章討論這個問題。然而，在19世紀六七十年代，包括法國化學家路易·巴斯德和德國醫生羅伯特·科赫在內的一些實驗者搜集到了越來越多的確鑿證據，證明某些獨特的微生物與那個時代最致命的疾病有關。從19世紀70年代開始，通過迅速確定霍亂、肺結核、淋病、傷寒、猩紅熱等疾病的致病細菌，細菌學這門新興的科學取得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發現。盡管許多醫生仍對病菌理論持保留意見，但到了1900年，歐洲和美國都已經廣泛接受這樣一個基本觀點： 微生物是引發傳染病的罪魁禍首。

最初，細菌學家認為，他們對疾病的新認識很有可能帶來有效的療法和預防性疫苗。然而，盡管的確發現了一些有用的措施，如19世紀90年代問世的白喉抗毒素和狂犬病疫苗，以及20世紀初問世的傷寒疫苗和用于治療梅毒的砷凡納明，但要等到20世紀三四十年代發現磺胺類藥物和青霉素等抗菌藥之后，可靠的化學療法才從希望變成現實。

在病菌理論被接受之后的前五十年中，它最大的作用在于提供了一種指導，即指導人們通過改變個人與集體的行為來預防疾病。細菌學家不僅確定了具體的傳染性病原體，還弄清楚了它們如何由病人傳播給健康人。由于有了越來越詳盡而準確的細菌傳播路線圖，細菌學家們得以更好地指導公共衛生工作，以阻斷病菌的傳播途徑。舊的空氣傳染理論逐漸讓位于更加現代的認識：疾病傳播的途徑包括偶然接觸、食物污染和水污染、病媒昆蟲、健康帶菌者等。

這些發現推動了公共衛生事業的重大發展，包括市政污水處理系統、水凈化、垃圾收集、食品檢查等措施。我們對于政府的公共衛生責任的現代構想可以追溯至1890年到1930年，人們常把這一時期稱作美國公共衛生運動的“黃金時代”。也正是在這一時期，人們對我所認為的“公共衛生的個人方面”，即個人與家庭衛生的改革，產生了強烈興趣。19世紀80年代到20世紀20年代，各年齡段的美國人都經歷了轟轟烈烈的公共衛生運動，這些運動向他們傳授了來自實驗室的新發現： 微生物顆粒是傳染病的媒介；患病的身體會把病菌散發到環境中；看似無害的行為，比如咳嗽、打噴嚏、隨地吐痰、共用水杯、飯前不洗手等，都有可能傳播疾病。

回顧那個時候，讓普通美國人相信他們的生活中還存在著一個看不見的微生物世界似乎是一項艱巨的任務——有人說，和微生物相比，人類就像是“小人國中的格列佛”。病菌是看不見、聞不到、摸不著的，要用顯微鏡觀察才能確認它們的存在，而在一個世紀前，許多美國人都沒接觸過顯微鏡這種高級儀器。因此，病菌理論的首批倡導者面臨著巨大的挑戰： 讓同時代的人相信世上存在病菌這種肉眼看不見的生物已經很難了，更遑論讓他們相信病菌可能會引發致命的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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