榮毅仁女兒嫁澳門富商家，葉劍英叮囑廖承志：問問周總理同不同意

1950年5月，廣州的迎賓館里格外熱鬧。新中國剛成立不到一年，南來的北往的客人一撥接一撥，港澳來的觀光團走進大門時，誰都沒想到，這趟行程會在此后幾十年里，牽出一段跨越海峽、橫貫半個世紀的友情，更會延伸成一樁在當時頗具象征意味的聯姻。

觀光團剛到廣州不久，有人悄聲感嘆：“這可不只是看一看工廠馬路，怕是今后幾十年的路，都要在這次見面里埋下伏筆。”當時站在隊伍前列的馬萬祺，可能也意識到，這座城市、這個政權，會和自己緊緊綁在一起。

葉劍英以廣東省政府主席的身份，親自到場接待港澳工商界代表。多年之后，許多在場的人回憶那一幕，都只提到一句話：場面不算隆重，卻透著股真勁，像親戚上門，并不是客客氣氣的官樣文章。

馬萬祺就站在隊伍中，他看著葉劍英，覺得親切，又有點熟悉感。事實上，兩人此前從未謀面，卻早已通過物資、書信、朋友打了多年“交道”。這一回真見上面，竟有些“老友重逢”的味道。

這次觀光團原本要一路北上，行程排得緊緊的，可臨到廣州，計劃卻被打亂。原因很簡單，廣東方面接待熱情，談起話來又投緣，團里不少人都說：“干脆多待幾天。”就這樣，多出來的幾天，為后來的很多事，悄悄鋪好了一層路基。

有意思的是，在這段往來里，最初顯得只是“生意人”的馬萬祺，慢慢走到政治、統戰的前臺；而在他身后，一條線又從澳門延伸到北京，從地下聯絡、戰時運輸，一直延續到一場婚禮——那就是1973年，榮毅仁的小女兒嫁入馬家時，那場頗受關注的婚事。

一段商路、一條海運線、一樁婚事，看上去雜亂無章，串起來，卻剛好勾出新中國前三十年一條隱秘的側影：根據地、港澳、統戰、老友之間的信任，全都纏在一起。

一、少年商人走出南海

1919年，馬萬祺出生在廣東南海縣一個做生意的家庭。家境不算豪富，卻也殷實。他小時候開蒙很早，五六歲便坐在私塾里，識字背書。據當地老人回憶，這孩子嘴不多，心眼卻活絡，做事認真，有點早熟味道。

真正改變他命運的，是1934年這一年。父親馬錫珍病故，家中長輩聚在一起商量家業歸屬。這一支馬家在當地人眼里算是“規矩商戶”，講究一個“厚道”二字。幾個叔伯一番合計，覺得這孩子雖年輕，卻穩重可靠，于是決定讓他繼承父輩留下的馬合成堂產業。

對于一個十五歲左右的少年來說，這既是機會，也是擔子。從那時起，他不再只是商戶人家的孩子，而是要真正學會在市井里打交道、算賬、抉擇。試想一下，那時華南局勢風云變幻，一個少年接手家業，心里多少會有些忐忑。

1936年底，17歲的他走進廣州的升昌米行，當記賬學徒。那家店并不起眼，卻是他真正踏入商業世界的起點。白天算賬，晚上琢磨生意門道，一來二去，人脈慢慢積累起來。

不得不說，他身上很典型的南粵商人特質——講義氣，重信用，又不鋒芒畢露。短短兩年，他已經在廣州商界混得有點名氣，有人夸他“年紀小，肚量不小”。

在母親支持下，他創辦了自己在廣州的第一間商號——廣大糖廠。這個名字，聽上去就帶著那個年代特有的氣息：既有“廣大人民”的意味，也透露出一絲私人愿望。

糖廠選址、資金、技術、銷路，這一串問題擺在他面前。令人意外的是，這家糖廠的起步很順利。產品質量過硬，訂單一批接一批，廠里的機器幾乎沒停過。對于一個二十出頭的小老板來說，這樣的開局相當不易。

可時代從不慣人。1937年抗戰全面爆發，戰火很快燒到華南。1938年10月，廣州淪陷，日軍鐵蹄踏入羊城，工廠、碼頭、街巷統統被卷進戰爭。廣大糖廠終究沒能逃過命運，在炮火中毀得七零八落。

廠房倒塌那天，有工人站在廢墟邊上罵：“這好端端的廠，說沒就沒了。”馬萬祺沒有多說。他知道，這不是一家糖廠的災難，而是一個時代的驟變。短暫的“發財夢”被打斷，他不得不重新選擇出路。

1938年，他離開廣州，轉往香港。帶著的，不只是剩余資金，還有多年來積累下來的商界人脈。他很快在香港創辦永裕昌行、泰生行，繼續做糧食、物資等貿易。此后又把分行開到澳門，一條以米面糖為主，兼帶其他物資的商業網絡，慢慢搭起來。

戰時環境復雜，香港淪陷后，他轉居澳門繼續經商。澳門當時處在多方勢力夾縫中，局勢詭譎，但反而成為一些物資中轉的特殊節點。他并沒有僅僅守著自家買賣，而是開始把重心往“抗戰支援”上傾斜。

有一件事，后來流傳很廣。他托關系在澳門設立了一家葡法銀行，這家銀行并非普通意義上的“賺錢工具”，更像是一個隱蔽通道，用來把抗戰物資通過金融、貿易的方式，轉送到內地。這種做法不算驚天動地，卻很見心思。

與此相對應的，是他對國民黨當局逐漸深感失望。腐敗、掣肘、內耗，讓很多有心做事的商人心冷。他寫過一首詩，“兇殘狠日寇，鐵蹄踐羊城。東南何不振？矚望在延安。”寥寥幾句，態度非常明確：真正寄希望的，是正在延安堅持斗爭的那股力量。

解放戰爭時期，他冒著風險與解放區展開貿易合作，和何賢等人一起開辟山東、蘇北到澳門的海上運輸線。黃豆、花生等土特產從解放區運出，到港澳銷售，再把煤油、布匹、藥品等急需物資運回解放區。這種雙向運輸，從表面看是生意，本質上卻是在給另一條道路輸血。

也正是在澳門，他結識了后來牽動命運的一位人物——柯麟。1944年后，柯麟出任澳門鏡湖醫院院長，背后身份是中共在澳門的秘密聯絡人。馬萬祺先后擔任該院董事、副董事長、董事會主席，兩人因此往來密切。通過柯麟，他對中國共產黨有了更直接、更系統的了解。

可以說，到新中國成立前夕，他的身份已經不只是“實業家”，更是港澳地區頗受重視的一位愛國工商界代表。

二、從糧荒到座談會

1949年底，南中國海一帶的局勢急轉直下。人民解放軍在華南連戰連捷，廣西、海南島的戰事推進很快，戰場上的問題卻接踵而至——槍炮夠用，糧油、汽油、五金器材卻明顯緊張。

那時負責華南戰事的，正是葉劍英。他在部隊里被稱作“葉帥”，在廣東人眼里，又是熟悉的老鄉。解放廣西、準備進軍海南時，后勤壓力極大。如何在短時間內籌集大批軍用物資，確實是難題。

葉劍英想到的渠道之一，就是港澳。而在港澳，人脈最廣、可信度最高的人之一，恰恰就是馬萬祺。通過關系牽線搭橋，大批糧食、五金器材、汽油等，從澳門、香港一線被悄然運往內地，為解放軍后續行動提供了重要支撐。

這一批批物資背后，既有商業操作，又有政治立場。葉劍英與馬萬祺雖然還未謀面，卻已經建立了互信。一方冒著戰時風險運送物資，一方在解放區記錄下每一次幫助，兩人之間的“情分”，就這么一點點積累起來。

1950年，廣東遇上糧荒。建國初期百廢待興，南方不少地區受戰事和氣候影響，糧食供應緊張。作為廣東省政府主席，葉劍英必須想辦法緩解局面。

當時的思路，是通過歸國華僑、港澳同胞的人脈，以民間名義在海外購買糧食，再想辦法轉運回國。問題是，從海外買到糧，和把糧運到內地，是兩件完全不同的事情。中間要解決關卡、防范干擾，還要處理各種政治敏感。

葉劍英反復權衡，最后還是瞄準澳門這條路徑。他再次通過柯麟，聯系上馬萬祺。對方沒有猶豫：“能幫的一定幫。”于是，大批糧食從澳門轉運到廣東，緩和了當時頗為棘手的糧食壓力。

這時兩人仍未見面，卻已經在重大問題上多次合作。等到1950年5月，中央人民政府批準邀請港澳工商界愛國人士回內地參觀訪問時，廣東方面自然希望馬萬祺能參加。

港澳觀光團抵達廣州，葉劍英、方方、古大存等省領導親自接待，規格可見一斑。握手寒暄之后，葉劍英看著馬萬祺，說了一句讓在場人印象頗深的話：“遠來不是客，廣東也是自己家。”這句看似隨口的話，既是禮節，也是明確的政治信號。

觀光團原本是以東北為重點行程，廣州只是“首站”。然而接待過程中，雙方聊得極為投緣，從粵港澳經濟，到海外華僑，再到抗戰時期的種種往事，話題不斷延伸。馬萬祺一行在廣州停留時間，一延再延。

他興致所至，當場揮毫寫詩，記下這段經歷：“北國觀光萬里行，廣東首長意真誠，迎賓館敘家常話，贏得僑胞仰慕情。”詩句不算華麗，卻把現場氣氛寫得清清楚楚：不像官方會議，更像是久別親友聊天。

不久之后，他受邀再次來到廣東，參加國民經濟座談會。新中國剛剛建立，各項制度都在搭架子，地方經濟如何恢復、對外貿易怎么展開，都是擺在眼前的現實問題。

會上，他沒有客套，開門見山地談起自己的看法：“研究恢復、發展廣東經濟的政策和措施，不能只看眼前指標，要關心僑胞僑眷生活，調動千千萬萬華僑和港澳同胞的愛國熱情，讓他們愿意投資建設祖國，建設廣東。”這番話，在當時來說相當直接。

從他的角度看，海外華僑、港澳同胞，既是感情紐帶，也是資源來源。要讓這股力量持續發揮作用，政策上必須給出誠意。這種觀點，在后來成體系的“統戰工作”與僑務政策里，都可以找到影子。

他提出意見不算罕見，更難得的是，他愿意親自參與實踐。同年，他同司徒美堂、王寬誠、蟻美厚、黃長水、何賢等港澳及海外知名愛國人士，共同發起成立“華南企業有限公司”，主要經營對外貿易和信托業務。

這家公司，從業務上看，是一個經濟實體；從政治上看，是溝通港澳與內地的一座橋梁。通過這樣的渠道，資金、技術、設備、人員得以更加順暢往來。不能把它簡單理解成普通商號，它背后凝聚著一群人的選擇。

后來很長一段時間里，馬萬祺依舊生活、工作在澳門。政治風向變化時，他本人也受到牽連和誤解，一些傳言時不時冒頭。有些人勸他少往內地跑，以免“惹事”，他卻始終沒有斷掉這條線。

值得一提的是，那段時間，他的兩個兒子都在內地生活。大兒子馬有建在北京首鋼工作，次子馬有恒在暨南大學讀書。這種家庭安排，本身就說明他的取向。葉劍英考慮到與馬家的深厚情誼，對兩個孩子也格外照顧。

后來運動風起云涌，一些人開始“挖材料”。有造反派試圖抓馬家兩個孩子，想通過他們尋找葉帥所謂的“問題”。這種做法，說白了就是株連。消息傳到澳門后，馬萬祺心里非常不安。他給葉劍英寫信，把擔憂說得明明白白。

葉劍英收到信后，當即決定把兩個孩子接到身邊照顧，以“子侄”對待。平時不僅關心生活起居，還引導他們多讀革命歷史，明白國家大勢。這個安排，既是對朋友的回應，也是他一貫的行事風格——對認定的人，盡力保護。

那幾年，馬萬祺的老朋友里，不少人在政治風浪中處境艱難，有的被隔離審查，有的行動受限。他沒有選擇疏遠，反而年年找機會回國探望，帶去藥品、日用品等物資。何香凝、廖承志、柯麟夫婦，都曾在困頓時收到他的幫助。

1970年夏天，葉劍英74歲生日，馬萬祺夫婦特意從澳門趕到北京探望。多年未見，兩位老人坐在一起，各自都知道對方經歷了什么，心里自然有說不完的話。

談笑之間，葉劍英握著他的手，低聲吟起曹操《龜雖壽》里的句子，又在他掌心輕輕寫下四個字：“老驥伏櫪。”那字寫得不大，卻格外用力。這四個字，對兩人都是共勉：年歲已高，心氣未消，能做的事，還不少。

三、一樁“特別”的婚事

時間往前推三年，1973年夏天，北京的氛圍雖仍緊繃，但有些人身上的壓力開始略微緩和。多年承受沖擊的柯麟夫婦，處境有所改善，最先掛心的，反而不是自己的前途，而是下一代的婚姻問題。

他們想起一個人——馬萬祺的次子馬有恒。這孩子在暨南大學求學時，他們就有接觸，為人穩重。柯麟夫婦盤算著：既然對這孩子了解得多，幫他謀一門合適的親事，也算盡一份心。

托小兒子柯小麟多方打聽，他們得知一個消息：在北京，榮毅仁夫婦的小女兒榮智婉尚未婚配。榮家在當時的地位很特殊：榮毅仁是全國知名的實業家，又參與國家經濟工作，其家庭背景和個人經歷，都頗有代表性。

柯家覺得，這兩家若能結親，不只是普通的聯姻，更是港澳愛國工商界與內地實業界之間的一種象征性連結。

于是，柯小麟登門去榮家，說明來意。榮家聽完，并沒有立刻作態度，而是按當時講究：“先讓年輕人見一見，再談其他。”不久，兩人在北京見了第一面。

那次見面，沒有“豪華排場”，只是安安靜靜地坐下聊天。兩人談起各自經歷，聊到家庭、讀書、生活。聊到一定時候，彼此心里都有了幾分把握。后來的情況證明，兩人都是性格內斂，不太張揚的人，反而更容易合拍。

經過一段時間的相處，兩人都對對方頗為滿意。感情有了基礎，婚事自然提上日程。柯小麟當時已有“直接做主訂婚”的想法，卻被兩位當事人禮貌拒絕。馬有恒和榮智婉都希望，這樣的婚姻，最好能由雙方長輩親自點頭。

消息傳回澳門和北京，馬萬祺與榮毅仁都知道了。兩位老人在心里是樂見其成的。家庭背景、價值取向、過往經歷，都算門當戶對。但那個年代的政治環境仍然復雜，多一重思量，總是必要的。

有些細節，后來傳開了。一次，馬萬祺夫婦拜訪葉劍英，閑談之中，還沒等他開口，葉劍英先笑著提起：“馬先生，該擺喜酒了。我看二馬和榮毅仁的千金，是天生的一對呢。”

這句半開玩笑的話，實際上表達的是支持。有人說，當時馬萬祺微微一愣，隨即笑了起來：“感謝葉帥您對這件事的關心，我希望請您做主婚人。”這話，說得不算輕，既是出于尊重，也出于信任。

然而考慮到這樁親事本身帶有的象征意味，葉劍英并沒有只憑個人判斷。他特意囑咐廖承志，去請示周恩來總理的意見。這一步，體現出當時決策的謹慎：涉及港澳代表、知名實業家、統戰工作，多一層確認，能避免誤解。

廖承志把情況如實向周恩來匯報。周總理聽完，態度很明朗：“榮毅仁與馬萬祺結為姻親，通二姓之好是一樁好事，我當然支持。而且葉帥既已贊成，我當然同意啦！”這一番話，既有幽默，也有分量。

有了這一層明確表態，這門親事算是徹底落定。1973年8月8日，婚禮在北京飯店八樓宴會廳舉行。這個時間和地點的選擇，都帶有很強的時代印記。北京飯店當時屬于極為重要的接待場所，在那里舉行婚禮，本身就是一種罕見的安排。

婚宴上，除了榮馬兩家親友，還有來自北京、香港、澳門的多位知名人士。有人打趣說：“這一桌一桌坐下來，幾乎能開個小型經濟座談會。”在那樣的社會環境下，這么多擁有代表性身份的人公開聚在一起，慶祝一場聯姻，確實不多見。

這場婚禮遠非簡單喜事那么輕描淡寫。它代表著一個清晰的信號：港澳愛國工商界與內地的關系，不只是工作上的合作，已經深入到家庭、親情層面。這樣的紐帶，一旦建立，很難輕易割裂。

從更長遠的角度看，這種“通二姓之好”，對于后來港澳同胞對內地的信任，是有潛移默化影響的。許多參與或知情的人，事后都提到，這樁婚事，是那個年代統戰工作中一個極有象征意義的細節。

婚禮之后的很多年，馬萬祺夫婦只要回國，常常會去看望葉劍英。有時是探病，有時是拜壽，也有時只是專程敘舊。每逢大喜日子，他多半要提筆寫幾句詩，送給老友。字里行間，既有文人氣，也有商人的直率。

四、老友之情與余音不絕

時間進入八十年代，國家重點工作逐漸轉向經濟建設。許多在建國初期、戰火年代活躍的人物，慢慢步入晚年。對他們來說，最難割舍的，往往不是職位、頭銜，而是一段段在風浪中結下的友情。

1986年10月22日，葉劍英在北京逝世，享年89歲。消息很快傳到澳門。馬萬祺聽聞后，沉默了很久，隨后立即發去唁電，表達哀悼之情。對他來說，這不只是一個國家領導人的離去，更是一位并肩走過風雨、相互信任半生的良友的謝幕。

不久之后，他與夫人、子女及孫輩一起趕赴北京，參加悼念活動，瞻仰葉帥遺容。那一代人之間的感情，很少用言辭鋪陳，但從奔喪時是否親自到場，就能看出分量。

此后的每一次來京，他幾乎都要安排時間，去葉帥故居坐一坐。走進舊屋，看看陳列的舊物，坐在當年談話的椅子上呆一會兒，回想過往的一幕幕。在外人看來，這只是普通的“緬懷”；對他自己來說，卻是把一段經歷反復梳理。

1995年4月20日，在人民大會堂召開《葉劍英傳》出版發行暨葉劍英誕辰98周年座談會。到場的，除了黨和國家領導人，還有不少老一代革命者、港澳代表、專家學者。馬萬祺也受邀參加。

他在會上發言，談到葉劍英時，用了“德高望重的卓越領導人”“港澳臺同胞和廣大海外僑胞衷心愛戴的領導人”這樣的表述。這些話并不新鮮，卻是他多年交往得出的結論。

更有意味的是，他提到自己與葉劍英之間“較長時間、多方面的交往”，強調“受到他親切關懷和教育，他是終身難忘的良師益友”。“良師益友”四個字，很少輕易出口，在政界、商界之間，更是難得。

回看兩人的交集：戰時物資運輸、建國初期的糧食危機、港澳觀光團的來往、政治風浪中的相互支持、晚年家庭間的走動，再加上那場以“問問周總理同不同意”為關鍵環節的婚事，這些片段疊加起來，不是簡單的“個人友誼”，而是歷史與個人交織下的結果。

榮毅仁、馬萬祺、葉劍英、廖承志、柯麟，這些名字在不同場合、不同歷史節點出現，各自肩負的角色不盡相同。但在港澳與內地的關系、愛國工商界的道路選擇、統戰工作的細節設計中，他們都扮演了不可忽視的角色。

那一句“通二姓之好”，背后有現實考量，也有情感信任；那句“老驥伏櫪”，不僅是詩句，更是一代人的自我定位。等到許多參與者陸續離世，留下的，不只是史書里的一行行文字，還有一些相對隱蔽，卻能讓人理解時代邏輯的小故事。

1973年的那場婚禮，如今再提起，可能只是某些家族里的一段溫和記憶。可把時間軸往前推，連到戰時的海上運輸線，連到澳門鏡湖醫院，連到糧荒時的悄然支援，再連到北京飯店八樓的宴會廳，線條就清晰起來。

在那個風雨翻涌的幾十年里，有人選擇遠離，有人選擇觀望，也有人選擇悄悄把手伸向另一端，搭起一座橋。馬萬祺與葉劍英之間的交往，以及榮馬兩家的這樁姻親，恰好就是這種“搭橋”的典型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