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重要的知識分子”去世了

哈貝馬斯在2014年的一次演講中出示護照，以此證明自己是歐盟公民

內容｜許紀霖

編輯｜李想俁?

哈貝馬斯去世，最近這兩天我也被連續刷屏。他是一個現象級的人物，在我看來，他的去世是當代世界思想界的一件大事。哈貝馬斯在世時，可能是當時在世的最重要的公共知識分子之一，也是最重要的哲學家，影響巨大。他3月14號去世后，我看到無論是思想界還是主流媒體，都有報道。很多朋友也很關心，讀過他的書，研究過他的思想。

01 有刺猬般的理論體系，但又不與現實世界隔膜

我本人也在2001年哈貝馬斯訪問中國時，有機會和他當面接觸。那一年，哈貝馬斯應邀到中國，在北京、上海的學術機構和大學做演講。我當時受到世紀出版集團的邀請，參加了上海七八位學者和哈貝馬斯的內部座談。哈貝馬斯有德國學者的嚴謹，就像他的文章一樣。他當時先講了一個小時，很有激情。我當時很有幸，剛好坐在他正對面，多次和他眼神交叉。我發現大人物首先是目光和常人不一樣，目光如炬，就像我80年代見到梁漱溟先生一樣，有圣人氣象，目光比一般人明亮得多。

2001年4月，哈貝馬斯訪問上海，作者參加世紀出版集團的學術座談會

但哈貝馬斯的眼光并不嚴厲，有一種包容和親切。那次主要是對話，哈貝馬斯也特別希望聽到中國學者的意見。當時我們提了差不多十二個問題，哈貝馬斯笑著說：“看來你們都是深思熟慮而來。”但一個個問題他都回答得很從容，全落在他無所不包的體系中。后來主持人打斷大家提問，說要不要讓哈貝馬斯也了解中國，讓哈貝馬斯提一些問題，我們來回答。哈貝馬斯說，他剛剛和汪道涵先生見過面，問題都問完了，你們還是繼續問吧。

但后來他還是忍不住提了一個問題。當時哈貝馬斯在思想上的主要論敵是左翼、后現代，像福柯、德里達。所以哈貝馬斯問我們：“中國現代化發展這么快，為什么中國這么多知識分子會接受歐洲的后現代理論？”他對這個問題非常重視，很有意思。

哈貝馬斯的確是一個知行合一的人。他提倡交往理論，不僅說說而已。就我們親身經歷來看，他在和中國學者交往中，體現出包容、傾聽的風度，是很多大師沒有的。后來我們要求合影，我也和他有一張合影，他都非常愉快地滿足了我們的要求。

我閱讀學者的著作、理解其思想，有一個習慣，就是了解他的生平。從他的生平中，你會了解他為什么會這樣想。我前兩天又看了看他的生平，注意到一個以前沒注意的經歷：他擔任過記者。也就是說，他身上有一種媒體人的氣質。

如果按照以賽亞·柏林的說法，學者有兩種：一種是刺猬，成體系的；一種是狐貍，發散式的。哈貝馬斯是最典范的刺猬型的思想家和哲學家，他有一個龐大、非常嚴謹的體系。但一般有體系的哲學家，通常是活在他自己的理論世界里，和現實世界比較隔膜，但哈貝馬斯不一樣。

哈貝馬斯非常敏銳。我想這就和他做過記者有關。他對國際思想界，對國際大事，都有非常敏銳的判斷，比如911事件。16日晚上上課時，我還提到哈貝馬斯當時在法蘭克福書展大獎的演講詞中說：“911事件觸及了世俗社會的宗教神經。”這個判斷非常準確。包括后來他對基因能不能造人的問題，也有他的看法，認為這最后實際上是宗教和哲學的終極性問題。他對這幾年歐洲的各種政治事務也都有自己的看法。所以哈貝馬斯讓我敬佩的是，他既是一個大理論家，同時又接地氣，這很少見。如果就理論本身的程度而言，在歐洲、美國，能和哈貝馬斯比肩的應該不是個別。但哈貝馬斯有這么大的名聲，除了他是哲學家，還因為他是一個國際的公共知識分子，而且是一個最有影響、關注度最高的公共知識分子。我想他的去世成為全球媒體、思想界現象級事件，就和這種氣質有關。

02 生于納粹時代，死于川普時代，一生守護啟蒙

我們可以把哈貝馬斯和他的老師輩作比較。他的老師輩也經歷過納粹，有很強烈的反思，像雅斯貝爾斯、霍克海默這些人。

這和直接經歷過那個時期的人有點不一樣。對那段時期有反思，但這個反思是有一定的距離感和隔膜感的，和直接痛心疾首的上一代人的反思不一樣，更有一種有距離、建設性的感覺。看哈貝馬斯的著作，像阿倫特那樣直接反思納粹的不太多，這不是他主要的命題。但后來他所要構建的各種包括公共領域、公共交往、憲法愛國主義，更多的是建設性的，是為了防止納粹再出現，怎么建構一個理想的、制度化的歐洲，這是他一生所從事的事業。

但非常遺憾的是，哈貝馬斯雖然生前應該也算風光無限，但等到他去世前的這兩年，我看到有一些關于他的回憶，都講到他晚年非常孤獨。因為這幾年歐洲也好，美國也好，整個世界所呈現出來的景象，和他所期待的那個理想愿景，越來越遙遠。特別是他的妻子去世后，我看有人提到哈貝馬斯長期陷入絕望，感覺畢生為之奮斗的一切正在解體。所以他最后的心情可能不太好。但我一直在想，一個思想家的思想到底有沒有價值，不能從短期來看。思想，特別是哲學，它被證偽是一個非常長期的過程。要用長期主義的視野來看一個哲學家提出的理論體系，不是短期能夠證明的。

像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后，美國總統威爾遜就是一個理想主義者。他當年提出的理想——各個國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這套國際秩序當年被打得粉碎，被凡爾賽和約打了一記耳光。但二戰以后就實現了威爾遜主義的理想。哈貝馬斯也是這樣，我們也許可以來盤點一下他留下的思想遺產，對今天這個世界、對這個社會究竟還有些什么意義。在我看來，至少有這幾個：一個已經談到的交往理性；另一個是他關于公共領域；第三個就是他提出的憲法愛國主義。也許我們可以一一看看他的這些核心思想，對于當下的世界、對于今天的中國，意義在哪里？

現在人都很現實，在檢驗一個思想家思想的時候，通常是檢驗他的這套理想是否可能。這當然是一個維度。但一個大思想家的思想，一個維度是否可能，這是要在長期主義的歷史歲月里去檢驗它，甚至這個長期主義超過了一個自然人的生命長度，可能要幾百年。

另外，在我看來，還有一個緯度叫“可欲性”。可欲性和可能性的區別，是這個理想是不是值得追求。很多理想和構想，剛剛被一個思想家提出來的時候，周邊人都覺得匪夷所思，認為不可能。但他孜孜不倦地去追求它，最后實現了。有點像馬云說的那句名言：“夢想總是要有的，萬一實現了呢？”因為可能性是在于更多的人不斷地追求它，覺得是值得追求的、有可欲性，創造了條件、創造了機會，最后從不可能轉為可能。這就是人的歷史和自然的歷史不一樣的地方。

再換一個角度說，哈貝馬斯的這些思想有意義嗎？值得我們追求嗎？如果值得的話，這個可欲性就是它的價值所在。我對哈貝馬斯的喜歡，最重要是喜歡他對啟蒙的論述。臺灣學者錢永祥先生在哈貝馬斯去世當天說了一句話，很有意思：“哈貝馬斯生在納粹年代，逝於川普年代，中間靠他撐起了一片啟蒙時代。”這是大家懷念他、追念他的重要因素。因為今天很多人是從啟蒙走過來的。

在我看來，哈貝馬斯一生最重要的使命，就是怎么來守護啟蒙、發展啟蒙。按照康德的說法，啟蒙是有勇氣公開運用自己的理性。但這個理性到了二戰以后就受到了挑戰，理性變成了所謂的神話。去年我到德國，應邀訪問了法蘭克福大學，那是法蘭克福學派的大本營。哈貝馬斯的老師霍克海默、阿多諾，包括后來他自己都在那里任教過。當年霍克海默和阿多諾對啟蒙是有批評的，作為左翼的法蘭克福學派，認為啟蒙已經變成了一個神話。但他們說的啟蒙更多的是工具理性。后來隨著技術的發展，整個所謂的啟蒙運動就有一個異變，變成以工具理性為核心。后來霍克海默和阿多諾的重要使命就是對工具理性進行批判。在他們看來，這是資本主義社會一個很大的病灶。

03 溝通與理解是人類超越AI的價值希望

但哈貝馬斯不一樣，他認為啟蒙是一個沒有完成的方案，即怎么理解啟蒙理性本身是可以發展的。所以他對啟蒙提出的最重要貢獻，就是交往理性。通過人的自由的交往，用交往理性來繼續啟蒙的事業。這恐怕是哈貝馬斯影響最大的貢獻。進入新媒體和社交媒體時代后，碰到最大的問題是，我們處于不同的群聊、被算法支配，多多少少都進入了信息繭房。

在信息繭房中的人們，幾乎都相信自己是對的，別人是錯的。有時候和與自己不同價值觀、分享不同信息源的人在一起，覺得沒法討論，系統性地沒法討論。那么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難道真的要放棄對話嗎？還是哈貝馬斯說的啟蒙的最后一個陣營——交往理性，依然對我們今天這個時代是有效的？這一點是非常值得討論的。

實際上我們都知道啟蒙和理性有關，但傳統的啟蒙觀念是強調主體性的。笛卡爾說“我思故我在”，這個理性有一個所謂理性的主體，然后又有一個“小目標”。但到了二戰以后就受到了很大的挑戰。

哈貝馬斯重啟了理性。第一，他從追求目的轉向了理解，這是一個轉向。第二，過去的理性更注重本質主義，但到了哈貝馬斯這里，更注重程序、過程，即人與人之間的交往需要什么樣的規則？這個規則就是交往理性。我2001年向哈貝馬斯提的問題，就是把羅爾斯和哈貝馬斯做了一個比較。在羅爾斯的正義論里，還是有些實質正義，但哈貝馬斯說的正義，更多的是一套程序。在這點上，他這套理論受到很大的挑戰：當時哈貝馬斯在講交往理性時，他設想了一些理想的交談語境。這個理想的言說語境有幾個設定。這些設定在今天是否受到了挑戰？

首先，哈貝馬斯說的交往理性需要有四個性質：第一可理解性，你的表達必須讓對方聽懂；第二真實性，你的陳述必須是客觀真實的；第三正當性，你的言行必須符合社會規范；第四真誠性，發自你內心的真誠。所以他設想的理想交談情形，就是這四性形成的交談情境。

但在今天，不要說立場的分歧，哪怕我們之間學術的分歧、知識的分歧，不同的知識體系所說的黑話，相互之間理解是有很大困難的，往往是雞同鴨講，是誤解。第二個所謂真實性，今天是一個信息爆炸的時代，什么是真相？今天進入了一個后真相時代，各種各樣相互矛盾的說法，且不說AI摻和在一起，更使得這個真實性變得撲朔迷離。你自以為是真實的，但是否經得起檢驗？那么正當性、真誠性不談了，前兩個就受到很大的挑戰。

但我們又承認，哈貝馬斯說的這四點的確是一個理想的交談情境，是我們必須遵守的，否則我們難以溝通。那么問題在于我們怎么達到這個理想境界？我覺得哈貝馬斯的陳述依然是有效的。

比如可理解性，這兩年除了自己專業研究以外，我比較多地走向公共生活、公共空間。在自媒體和社交媒體上，用大家都聽得懂的話，來表述我們的知識，表述我們的觀點和立場。我覺得這就是在可理解性上的努力。

我現在發現，講專業黑話是最偷懶的，是最好的自我保護傘。因為一般人聽得云里霧里，甚至同一個專業的，也不知道你在說什么，很容易混過去。但如果大家都把它轉為白話，不說黑話，第一，你能說清楚嗎？我是很喜歡看訪談的，我覺得一個學者能夠在訪談里用大白話把自己的知識觀點說清楚，說明首先是他自己想明白了。

這就達到了哈貝馬斯說的可理解性。很多人、很多學者說不清楚，說著說著又躲到自己的學術黑話里去了。在我看來，首先有很多問題是表達者自己就沒想明白。第二個是他無法用對方也可以理解的語言，不是自己聽懂，不是自己的同道聽懂，而是對方聽懂或者大眾聽懂。如果我們都能希望讓對方聽懂，讓大眾聽懂，且不說你的觀點對不對，起碼彼此之間的誤讀就減少了很多。

哈貝馬斯和很多哲學家不一樣，他踐行的是一套實踐的哲學。這個實踐哲學當然有很多源頭，其中一個源頭也和馬克思有關。因為哈貝馬斯的思想源頭之一，是通過第一代法蘭克福學派和馬克思主義溝通。馬克思有句名言：重要的不是解釋這個世界，而是改變這個世界。柏林洪堡大學大廳的迎面樓梯上幾個金光閃閃的大字，就是馬克思的這句名言。

哈貝馬斯不僅要建構一套哲學體系，最重要的是借助這個哲學體系來落地、改變這個世界，即怎么來重新保衛理性。當然他后退了一步，從實質的理性轉向程序的理性，從主體性轉向了主體間性。但是這一點所謂的后退，又是前進，與時代同步。為什么？我們以當下舉例，今天已經進入了AI時代，很多理性的問題，AI都可以幫我們解決，甚至比我們解決得更好。但是AI缺少溝通能力，真正的理解與溝通。馬斯克在今年年初的長訪談里就特別強調了這一點。

如果以后人與AI不同的的話，自然人至少應該具備理解溝通能力，這是AI不具備的非常重要的能力。這在AI時代將越來越重要，而哈貝馬斯的交往理性，講白了就是解決這個問題，人與人之間怎么互相溝通理解。重要的不是為了贏，今天都是為了贏，這是工具理性的產物。也不是為了說服對方，好像覺得自己真理在握。哈貝馬斯說的不是這些，只是因為相互理解，相互傾聽，然后盡可能地達到共識。沒有達成共識也行，但至少是相互理解了。

這是哈貝馬斯的交往理性。雖然他講得很冷冰冰，但背后依然能夠感覺到一種溫暖，一種人的內心的渴望，一種情感的力量。在今天的AI時代，這種需求、這種可欲性不是變弱了，而是更強了。我們通常都說民主，但很多人只把它理解為一套程序投票，選出我們的精英、領導者。

事實上，美國哲學家杜威早就講過，民主不僅是投票，還是一種生活方式。但杜威只是提出了這個觀點，哈貝馬斯把它發展為一套交往理性、溝通理性。這個生活方式，就是相信人們可以通過理性的溝通來解決分歧。從這點而言，哈貝馬斯是有點樂觀主義的。雖然今天世界朝著與他期待相反的方向走，雖然你會覺得這個世界不如我們所愿，但它應該是那樣的。

我在上中國文化的課上，講到看孟子的性善論，人性善嗎？從事實層面，你是無法證成的，大量是人性惡的例子。但我就解釋說，孟子在這里不是一個事實層面的論述，是一個可欲性的論述。人應當為善，否則不成其為人。不是實然的to be，而是應然的ought to be。

在我看來，交往理性也是這樣，人應當有這樣一種交往的理性，才能達成我們所期待的理想社會。我們人才成為人，而不是人像動物一樣，成為弱肉強食、被社會達爾文主義支配的叢林世界。特別是川普二進白宮之后，今天全球都是慕強，社會達爾文主義成為主流價值觀的時候，我們應當更多有這樣一種信念，相信理性的可欲性，更需要一種應當如此的交往理性。我想這就是哈貝馬斯的交往理性對今天這個世界的意義。

04 面對割裂的現實，哈貝馬斯留下遺憾

因為哈貝馬斯的時代，要解決的是交往溝通的問題。像我見到哈貝馬斯的時候，歐洲是中道主義占主流的時代。英國首相是工黨的布萊爾，德國也是社會民主黨掌權，美國是克林頓，都是中道。中道是怎么產生的？和今天完全不一樣。今天左右分裂兩個極端。當年哈貝馬斯這套交往理論的全盛時期，剛好適合左和右之間都在尋找共識，走中道。中道給當時的整個世界帶來了繁榮、穩定和發展。但這個好時代現在已經翻篇了，所以他的交往理論在今天看好像過時了，這也是一個時代的悲劇。但哈貝馬斯的理論是適合那個時代的，在當時決斷力反而不重要，因為大家都尋求中道、妥協、共識。大家對基礎性的制度和共識沒有爭議，只是一些政策性的分歧。但今天是一個極端的年代，決斷的問題恰恰不在哈貝馬斯的這套理論里，的確是他留下的一個遺憾。這個話題是施米特的理論的延續，哈貝馬斯怎么和施米特對話？這是真正的問題所在。最后如何形成決斷？這個決斷是依據個人意志呢，還是別的？如果基于個人意志的話，那很容易出現納粹。你把所有的權利都交出去，不僅交給一個利維坦，還交給一個人格化的利維坦，那就很危險。

施米特說的主權者，是在一種特殊狀態下能夠超越憲法的決斷者，今天特朗普就想扮演這個角色。從自由主義角度來說，即使是決斷，他也要借助于一些實質性的正義。講到這個問題，就要提到我向哈貝馬斯提的問題，當時在他和羅爾斯爭論中，我是個人傾向于羅爾斯而不是哈貝馬斯。不管怎么說，羅爾斯這套正義論還保持了一點很薄的實質正義的原則。

哈貝馬斯在這點上比羅爾斯更接近程序。他覺得只要程序上符合正義就可以。我的問題是，當年納粹也是通過民主選舉這套程序，如果僅僅只有程序是正義的話，但缺乏實質正義，怎么保證最后結果也是正義的呢？哈貝馬斯的回答比較樂觀，他說：“即使有了民主的程序，我們依然無法確切地知道結果是對還是錯。程序無法保證結果絕對正確，它能夠保證的是對結果的推測。我們可以通過對結果的推測，來不斷地修改和調整法律。”他又補充說：“程序不是純粹的，其中包含了規范性的內容，有道德的內涵，包括了私人的自律與公共的自律。”

有一種批評，認為哈貝馬斯的理論，過于相信交往理性，而缺乏意志性的因素：政治決斷。現在的問題是：決斷背后是否也要有實質正義作為基礎？否則任何一個超越憲法的主權者的決斷都是很可怕的，既能大善，也能大惡。這就要說到哈貝馬斯憲法愛國主義的概念。這是他重建德國、守護歐盟的核心概念。所謂憲法愛國主義，事實上是一套實質的正義。為什么？因為憲法是實質性的，它不僅有程序性的，也有實質性的原則。

當哈貝馬斯強調憲法愛國主義時，他也提供了一套實質正義。決斷者的決斷，依然不能超越憲法的范圍。最高主權者永遠是人民，而不是交給一個像施米特所說的超越憲法的最后決斷者。所以我覺得哈貝馬斯在憲法愛國主義的論述上，部分地回應了決斷的問題。決斷不是無條件的，而是必須在憲法架構下賦予他的決斷。

其二，憲法愛國主義對于今天身份政治的時代會有起到一些平衡器的作用。今天無論是所謂的的白左，還是與其對立的白人政治，都進入了身份政治的陷阱。他們追問的是：誰的美國？誰的歐洲？這個誰指的是族群、文化、血統。但哈貝馬斯已經看到了這種危險性。民族主義當然是必要的，但哈貝馬斯講它有雙重性，一個是血緣、文化構成的族群民族主義，還有一個是政治民族主義，公民民族主義。

后來哈貝馬斯把它發展為以憲法為中心的愛國主義。簡單的說，最核心是和族群政治相對的政治認同。，也就是說哈貝馬斯那個好時代當然也有族群，但是大家在政治認同上能夠尋求共識，不是更多問你是什么身份、什么族群，而是你是一個公民，以公民政治為基礎，哈貝馬斯建構了一套憲法愛國主義，這個當然也來自于意大利共和主義的思想源頭，和羅馬共和傳統有關。

在這點上，哈貝馬斯的憲法愛國主義也構成了歐盟的理想。當然，歐盟今天也有點岌岌可危，右翼思潮的力量起來了。右翼和白左一樣，也非常強調族群政治、身份政治。但在我至少看來，哈貝馬斯所說的憲法愛國主義，無論對歐洲、對美國都是一個平衡器。我們今天太多強調族群的身份、文化的身份。這個沒問題，但也許這只能是第二層次。在第一的元層次上，也許更需要的是政治身份的認同，而這個政治身份認同就和憲法有關。我想這是憲法愛國主義的意義和價值所在。

05 公共領域的“那張桌子”

因為哈貝馬斯整個體系非常豐富，前面已經談了兩個他的基石：交往理性，憲法愛國主義。交往理性在政治上達到共識以后，就形成一個制度性的結果——憲法愛國主義。但交往理性不僅是一個主觀的、理想的談話情景。哈貝馬斯最早研究的還有一個同樣和交往理性有關的，就是公共領域。一個理想的交往理性，是需要另外一個社會性的制度條件，即公共領域來支撐它。哈貝馬斯的畢生所探討的思想，是一個嚴謹的、龐大的、刺猬式的結構。但最有意思的就是公共領域，而這恰恰是哈貝馬斯最早研究的。他30歲時候的博士后報告就石破天驚地提出了公共領域這套理論。這個理論是長期被埋沒、沒人注意的，等到九十年代初，西方突然注意到了為什么東歐會發生劇變？其中有個很重要的條件，當時在劇變之前，東歐社會已經有了一些替代性的公民社會，這背后有一個公共領域，所以一下子很熱。

我最早對哈貝馬斯的興趣就是注意到他的公共領域。當時我的研究點是中國在歷史上有沒有公共領域？如果有，又是一種什么樣的方式出現的？我2001年在哈佛大學做訪問學者，唯一寫的一篇學術論文就是研究晚清中國的公共領域是如何以一種不一樣的方式出現的？歐洲的公共領域，就是我們非常熟悉的、和啟蒙運動同時出現的咖啡館、沙龍，后來就是報紙、雜志這些媒體。回觀這幾年，書店、沙龍等公共空間、特別是像北京、上海、成都這三大文化都市非常活躍。

最早的公共領域，哈貝馬斯說是文學公共領域，討論文學，后來才轉向政治。而轉向政治以后，生產了我們現在非常熟悉的公共輿論，公共輿論為政治提供了合法性。公共領域的功能就是生產政治的合法性、公共輿論。但一開始它只是一個不問身份、自由交往的空間。

要達成理想的交往理性，不僅需要交往理性的精神這樣內在的、主觀的東西，而且同時也需要理想的公共領域。有這個空間，我們才能交往。沒有這個空間，很難想象會產生我們所說的理想情景。從這點而言，漢娜·阿倫特非常注重公共生活。她說最重要的是中間要有張桌子，圍繞桌子，大家有共同興趣、談公共話題。就像線上直播間的討論會，有形的桌子變成了無形的桌子。

第二，這個公共桌子不僅是內容性的，它還帶有某種形式性，具有某種形式，讓大家能夠平等地圍在中間，不是主席臺。主席臺意味著主體和客體，灌輸與規訓。桌子意味著所有人都平等。中國人聚餐最不好的習慣，明明是一張圓桌，偏偏要分主位、副位、末席，像梁山伯好漢那樣排座次。而公共的桌子，彼此都是平等的，都是以各種的理性和才華進行公共交往。

06 哈貝馬斯死了，哈貝馬斯萬歲

公共領域理論對今天依然有它的意義。我舉一個實例，今年年初我應邀到成都一家書店去做講座，剛好碰到周末有完全是志愿者組織的“明亮的對話”辯論。每次有一個主題，都是熱點或大家關心的問題。那天我碰到的題目是“施行愛與被愛，誰更受益？”來的都是90后為主的年輕人，完全相互不認識，圍著桌子自由討論。主持人是一個律師，她按照哈貝馬斯的一套程序理性，讓討論非常有序，很有點民間的“奇葩說”。

這個每周末舉行的民間辯論系列就叫“明亮的對話”，書店提供了一個類似公共領域的場域，又有一套交往理性的規則，使相互都不認識的人得以彼此尊重地理性對話，就這樣，誕生了一個自發擴展的交往理性秩序。

所以我們今天的日常生活和哈貝馬斯完全不隔膜，交往理性、公共領域現在在很多微觀領域都落地了，我覺得這是很有希望的。我們不要總是把希望寄托在一個大的結構性變化，實際上日常生活的規則的變化，都會給我們一種新的希望。

哈貝馬斯的理論破產了嗎？我不說歐洲，即使在中國，在一家小小的書店，在一個小小的“明亮的對話”民間辯論賽上，我依然看到了哈貝馬斯的影子，看到了公共領域，看到了交往理性。

我們現在經常參加各種文化活動，特別是和書有關的，這也是一個公共空間。當然更多的空間，不要期待人家給你，自己可以創造。找到三五知己，哪怕吃個飯，哪怕是一個咖啡館的小角落，自己坐下來討論問題。恭喜你，你就創造了一個哈貝馬斯式的小小的公共領域，進行了一種交往理性。所以這個東西理想的情形，不是別人賦予你的，是自我創造。而好在今天中國社會，我們還是有空間、有機會創造自己的小環境。人畢竟活在小環境里面。所以從這點而言，哈貝馬斯并沒有離我們遠去。我們今天繼續在實踐著哈貝馬斯的理想。

我們相信啟蒙是一個未完成的方案，是一個未盡的事業。我們以我們的方式來繼續啟蒙的事業，不要把啟蒙想得太宏大敘事，好像非要登高一呼似的。實際上一個小小的空間，它也是在啟蒙。這個啟蒙不是對別人，首先是對自我的啟蒙。

我為什么特別喜歡對話？我覺得通過對話我有自我發現，我被對話者啟蒙了，也是自我啟蒙。回答問題的時候，我也被提問者啟蒙。因為這就是自由溝通交往的理性，達不達到共識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聽到了，我看到了，我有了新的發現，我把對方的合理性容納、融合到我整個的新的看法當中，并得以自我成長，這才是啟蒙重要的目的。

世界的改變，不要期待總是有根本性的解決，最重要的改變，也許是點點滴滴的改變，點點滴滴的進步。

哈貝馬斯死了，哈貝馬斯萬歲！

作者系華東師范大學紫江特聘教授、歷史系博士生導師、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中國現代思想文化研究所副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