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解放后，成立西安市領導班子，賈拓夫領銜，6位常委都有誰？

1950年1月19日清晨，鐘樓的銅鈴剛被晨風撩動，街口的報童扯著嗓子吆喝：“中央撤銷陜甘寧邊區啦！”不少市民愣在原地。這座在戰火與古韻中并存的城市，剛剛經歷八個月的解放期，又要面對新的治理格局。人們關心的不只是行政區劃，更在意未來誰來掌舵。要說西安能在短短幾個月里完成秩序重建，離不開一個鮮為人知的核心：1949年5月25日成立的中共西安市委常委班子，六人名單奠定了這座古都邁向新生的基石。

時間撥回到1949年5月。西北野戰軍甫一入城，第一件事便是設立軍管會穩定局面，僅僅四天后，中共西安市委在西安府學胡同一處院落掛牌。賈拓夫從榆林乘吉普抵城，作為西北局秘書長的他，一身灰軍裝，一雙布鞋，上車時還沾著黃土。就在那間簡陋的會議室里，西安歷史上首個六人常委班子敲定。

當年四十二歲的賈拓夫居首。這個出身陜西蒲城的老黨員，早在土地革命時期便任陜西省委組織部長。長征后，他輾轉延安，參與籌劃陜甘寧邊區的政權建設，被毛澤東稱為“穩得住、靠得住”。一野攻入西安前夕，周恩來電示西北局：“西安得失關乎西北全局，需得老賈去坐鎮。”于是，賈拓夫兼任市委書記、市長，既統籌城市接管，又要保證前線后勤，日夜燈火不熄。

張經武的到來，則讓這支班子有了軍旅血性。湖南酃縣人，三十七歲，從晉綏一路打下來，槍林彈雨中鍛出的參謀長，臨時兼任西安市警備司令員。街頭有謠言說“西安要變成大兵營”，他拍案而起，帶著衛戍部隊進駐城墻，把秩序恢復到能讓商販重新支攤。八月里，他接到命令，率部改編入十八兵團南下川北前線。臨行前夜，他與賈拓夫握手：“一野要南下，你跟不跟？”賈哈哈一笑：“這回我先守城，你替我沖鋒。”短短一句，道盡兵中豪情。

與此同時，方仲如在幕后埋頭賬冊。江西新建人，卻在陜甘寧一待就是整整十一年。抗戰時期，他以肩挑馬馱之力，把鹽、布、藥源源不斷送進延安，被稱作“行走的后勤部”。西安戰塵初定，方仲如任市委第一副書記，同時分管財經。他常說：“沒有飯菜，哪來建設？”兩個月內，他把接管來的兵工廠改成民用修械所，失業工人重新上崗。1952年，賈拓夫調京，方仲如順勢接任市長，繼續在預算表上和時間賽跑。

如果說賈、張、方三人撐起了西安市委的“前端”，那么董學源、屈志統、柯華則像暗流一樣，維護組織、財政和輿論的穩定。董學源是延安時期“瓦窯堡小學”出來的老地下工作者，入城第三天就分批接管電臺、報社。晚上燈下點著小油燈，他逐一審定報紙版面，生怕出現政策口徑偏差。1963年調任西北局監察組副組長前，他已干了十四年紀委書記，“董老較真”成了同僚對他的統一稱呼。

屈志統的履歷橫跨川北與陜北。巴中老區出身，十五歲入川東紅軍，熟稔財務。西安解放后，他在軍管會公產管理處負責企業接收。那時，城里大小工廠林立，他帶著工作隊白天清點倉庫，晚上挨家挨戶張貼“安業告示”。三個月內，完成國民政府時期六百余處公產交接。后來他被調到北京出任國家外國專家局副局長，在中南海仍保持著“川北娃子”口音，遇事總說“講政策，也要算細賬”。

最年輕的常委是柯華。廣東普寧人，北平“一二九”運動的骨干，三十出頭就成了西安市委宣傳部長。西安城墻腳下，他組織版畫隊、戲曲團、巡回電影隊，一條街一條街做工作。柯華善說英文，與蘇聯專家對接農機修造廠事務時，洋專家聽得直豎大拇指。1954年，中央抽他進京，旋即派駐緬甸、英國，在國際場合周旋自如。直到晚年，他仍以陜西口味的羊肉泡饃招待來訪友人，笑稱這是“西安味兒的外交”。

有意思的是，這六人后來走出了完全不同的軌跡。賈拓夫1955年被授予中將軍銜，后在冶金工業部、復旦大學等單位輾轉；張經武轉戰西南，參與解放西藏，身居要職，卻始終保留晉綏老區的豪邁；方仲如則把一生交給了財貿體系，1962年任國家經委副主任；董學源扎根紀檢監察，離休后仍為陜西黨史口述補檔；屈志統在對外合作的會議室里忙碌到花甲；柯華更以駐英大使的身份見證中英關于香港問題的最初交往。六顆星，閃耀方向各異，卻同屬一片夜空。

試想一下，若無這樣一支班子，初解放的西安恐怕要走多彎的路。那年頭，城市人口不足三十五萬，水電供應時斷時續，通往外界的鐵路橋梁剛剛炸毀不久。一紙《西安市軍事管制委員會布告》貼上墻的那一刻，老百姓心里雖生出希望，卻仍有惴惴。常委們分工合作：軍隊守秩序，財政穩物價，宣傳疏民心，組織部門則保證機關“干部帶頭、不拿群眾一針一線”。半載之后，夜市再現，鐘樓的燈也亮了。

當然，遺憾的是，關于這六人的合影已經很難尋見。檔案管理員回憶，當年市府大院里確實拍過一張長桌會議照，可惜“文革”時散佚。僅存的，是各自分散的個人照片和零散的手跡。但從他們的人生軌跡，還能拼湊出西安政權早期的輪廓——革命根據地舊將、正規軍悍將、金融干才、地下黨骨干、外交新銳，兼容并包，恰恰是新政權最初的模樣。

有人說西安之所以能在1954年被列為中央直轄市，離不開這六位的打底。的確，修繕了城墻，接管了重工業，穩定了京廣、隴海線的交通，把國民經濟恢復工作一步步鋪開，他們交出的成績單，讓中央心里有了底。只是行政級別終需服從國家布局，同年西安劃歸陜西省領導，但那段直轄時期所造就的基建、教育、科研底子，直到多年后依舊受益。

如今翻檢西安城舊檔，六個名字一次次出現，他們在不同崗位留下的批示、手跡、調令，仍能讓人感到那股緊張而奮進的時代氣息。無論后來職務多高、經歷多曲折，所有人都承認：在西安的那幾個月，是他們一生最為“接地氣”也最考驗本領的時光。曾有人問賈拓夫：“您在中央日理萬機，可還記得西安？”他擺擺手：“忘不了，那里是我重新出發的地方。”此話被秘書順手記在日記，成了研究者如今難得的口述材料。

從戰火硝煙到城市重生，這支常委班子只在一起并肩三百多天，卻完成了“建立機構—接管城市—恢復秩序—銜接中央”四重任務。檔案顯示，1950年2月向中央匯報的第一份《西安市近期工作要點》，署名正是這六人：賈拓夫、張經武、方仲如、董學源、屈志統、柯華。文件后附的長達二十頁附件列出了拆除偽政府機構、清點機床、整頓幣制、恢復自來水廠等八十余項細務，行文用字質樸，卻字字見功。

對比之后幾十年的西安巨變，這份名單或許顯得陌生，但在那個黎明時分，正是他們撐起了城市的門面，也為后來無數建設者奠定了起跑線。撤銷陜甘寧邊區之后，西安的行政隸屬幾經變化，唯獨不變的是那座鐘樓定時敲響的鼓聲，以及在每一個轉折點上，總有人走上前來，接過旗幟，繼續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