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不覺又到季末的聯儲會議之時,相比于1月份,當下的情況變得更為復雜——按理說,更為復雜的局面下,理應迸發出更多花樣的演繹路徑,但各路預測者對此次會議普遍抱有“觀望”的預期,選擇了更為“平均”的預判,就像大預言模型會做出的選擇那樣……想來,這或許也是對聯儲過去幾年那種“只事后,不事前”的行動方式的一種呼應吧。
目前指導筆者觀察聯儲戰略框架有三個組成部分,其一是,這決定了未來聯儲的“功能收縮”走向以及其政治命運;其二是,因為AI包含著諸多得以影響聯儲施政方向的元素,比如就業/通脹、生產力、金融狀況等等;其三則是,這包含著聯儲需要考慮的外部因素的變化以及相應的本土-全球政策取舍。
過去兩年的聯儲政策是圍繞著純戰術性的框架——也就是所謂的“風險管理”框架展開的,通俗的說,對于鮑威爾而言,行動方式非常簡單,那就是對雙重使命的邊際變化和流動性的充足水平作出一個簡單的反應,哪個風險大了就解決哪個問題。通脹熱了就口緊一些,就業差了就口松一些,流動性不Ample了就放一些。你說他沒有技術含量吧……鮑威爾有重視物價水平,也理解“看穿論”,還時不時地提AI;你說他沒有技術含量吧,這套模式只是吃了疫情前的一些虧(比如錢荒和第一輪MY戰)以后延續下來的。
放眼當下,原油是擺在聯儲面前的一個新問題,這關乎通脹和滯脹——要知道,核心PCE已經脫錨5年時間了……而滯脹則是我們這一代研究員壓根沒有見過的光景;私募信貸也開始出現新的裂痕,這距離戴蒙發表“蟑螂論”僅僅過去一個季度的時間;AI Agent的浪潮下,企業債務和增長前景的惡化又可能對FCI產生負面沖擊……
擺在聯儲面前的問題:
如果通脹提升,且通脹預期開始脫錨(這是疫情后的高通脹沒能驅動的),是否本輪降息周期已經終結?
如果就業和增長前景也變得黯淡,是否應該硬著頭皮容忍通脹,考慮總統的穩增長需求?
如果企業的債務需求和財政赤字融資的需求居高不下,FCI又趨緊,是否應該放棄新主席的“縮表”選項?
面對新的情勢,如果想要改變原有的施政模式,通常有兩個選擇,一是剪枝,回歸某個簡單的單一尺度——比如,不要強調取舍了,就只管雙重使命中的一個,容忍另一個。從當下美國的需求來看,筆者認為犧牲掉通脹可能(對特朗普)更好,你真的想制造業強國就別管什么消費者受損了,消費是你的代價,順便化化債;二就是重新搞個新的尺度——比如管好貨幣總閘門之類之類,部分權力轉回給銀行,和財政也要劃定新的界限。當然這兩個選擇都有比較繁瑣的行政甚至立法流程要走……
我們這代研究者是在低通脹、低失業率、低增長率和低利率環境中成長起來的,從職業生涯延續的角度出發,只有換換花樣才能讓我打起精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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