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的旅行，都是“裝”出來的｜舒國治專訪

世界上有兩種旅行，一種是“舒式旅行”，另一種是其他人的旅行。

“舒”是作家舒國治的“舒”。1998年，他憑借散文《遙遠的公路》獲得第一屆長榮寰宇文學獎首獎，頗有橫空出世的感覺。決審評委詹宏志說，這就是該獎項所要尋找的“硬派旅行文學”，有一種“老練旅行者的聲音”。“老練”，詹宏志用的是英文詞“vintage”，通常也稱為“老派”。

詹宏志自己就是旅行作家，他不僅熟悉華語旅行文學的發展，也親自參與其中。他很好奇：“在中國臺灣新開啟的旅行文學時代里，為什么會單獨出現一位（像舒國治這樣的）格外成熟的旅行者？”

作家舒國治。（圖/受訪者提供）

東玩玩、西看看，晃蕩到哪里算哪里

經過20世紀80年代的“出境旅游熱”，20世紀90年代，旅行文學出現井噴之態。按學者張瑞芬的觀察，當時臺灣旅行文學有三種：最多的是“物化”類，也就是shopping式的旅游記述，讀者盡可以按圖索驥、依次打卡；其次是“回歸心靈”類，有更多的自我檢視和文化反省，三毛和余秋雨是其中的代表；最后是“結合環保”的作品，像劉克襄的寫作關注自然和在地生活。直到今日，這三大類別依然是旅行寫作的主流。

但舒國治的旅行不屬于以上任何一種。

很難說他是一名稱職的旅行作家。所謂“稱職”，最基本的一條就是作家對旅行寫作有清晰的自覺意識，把自己作為方法，不斷走、不斷寫，積累出成體系的作品。而這些作品，通常是跟讀者介紹一個目的地，或者告訴讀者如何抵達那個目的地。

舒國治不這么干。他非常散漫，寫過小說，評過金庸，談過美食，最喜歡寫的就是吃、喝、拉、撒、睡等生活小事，而且把它們都當成頭等大事來對待。當我在廣州見到他，打算和他聊點旅行文學，卻免不了碰壁。他懶散地往椅背上一靠，悠悠地說：“我沒有什么真正的旅行，就是天天在外頭，東玩玩、西看看。”

1980年代，舒國治駕駛一輛1966年雪佛蘭轎車在美國漫游。（圖/受訪者提供）

不過這“東玩玩、西看看”，卻是一流散文的手筆，有點像掃地僧的功夫，舉手投足都是絕活。

就以散文集《遙遠的公路》來說，這是舒國治于1983—1990年在美國穿州過省的漫游記錄。他橫越美國的方式和約翰·斯坦貝克不大一樣，斯坦貝克經常進入當地人的家里了解民情，舒國治卻堅持自己的“門外漢哲學”，只在門外看，絕不走進去。但他看得極準、極豐富。

比如他驅車經過美國小鎮時，路邊的民居，讓他看到了一種濃郁的“人味”：“每一幢房子都有自己的相貌……這有一點道出了早年每人是按自己想要的樣子而建出來的。尤其是拓荒年代。他們自己砍木、自己豎柱架梁蓋出來的。這種‘自己要的樣子’，流露在哪怕已是建商成群蓋出來的這整條街上的幾十幢房子里。”他形容這些木制房屋給人一種“充滿歡樂、充滿童趣的‘玩具感’”，讓人讀來有恍然大悟之感。

1906年，馬薩諸塞州沙克村的主街。（圖/NYPL）

梁文道說過，舒國治的眼光很銳利。當香港人習慣把中國香港視為“福地”時，舒國治說這里其實是“窮山惡水”：“由于沒有多少平地，他們總要在那么彎曲狹窄的水道旁邊蓋樓，這些樓一面緊貼被人工鏟平削尖的山丘，另一面就是曲折的海岸了，這么險要的地勢，竟然就住了這么多人。”這就是羅大佑在《青春舞曲2000》中所唱的香港，“一畝梯田容萬千住戶”，“高樓似一片樹林建在荒山上”。

所以，舒國治的旅行并不遵循一般意義上的指南，他也不怎么關注別人的旅行文學作品。他所稱道的旅行指南是老派的，比如美國在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時期集結眾多文人編撰的WPA各州指南，還有1923年徐珂編的《西湖游覽指南》，1929年陸費執原輯、舒新城重編的《實地步行杭州西湖游覽指南》。在他看來，這些旅行指南極其精當、實用，沒有什么廢話。

將近100年前的杭州旅行指南。（圖/《實地步行杭州西湖游覽指南》）

這些約100年前撰寫的旅行筆記和旅行指南，今日還有參考價值嗎？在AI時代，人們的旅行開始被算法高度定制。有媒體在年輕人中發起調查，82.6%的受訪者認為，AI在旅游中的應用越來越普及，包括用AI來推薦目的地、規劃路線、制定旅行預算。

對舒國治來說，AI時代應該如何旅行，是一個不成問題的問題。他認為一切生活都應該自然而然，旅行就像走路，邁開腿，走出去，晃蕩到哪里算哪里。就像風清揚的“獨孤九劍”，無招勝有招。

任性，是傾聽自己內部的需要

在《憶楊德昌》一書里，舒國治談到楊德昌導演的一個生活習慣：早上出門，抓一個蘋果，背著書包，走進工作室，開始做事；也穿西裝，外套直接套在T恤外面，配牛仔褲，完全是美國大學校園流行的穿法（楊德昌有留美經歷）。

舒國治說，這便是他這些年常常講的生活觀——“泡茶絕不用穿上茶人服”“打太極拳不穿唐裝，照樣可以好看”。旅行，也不是非得做出一個旅行的樣子。相反，他認為很多旅行的樣子都是“裝”出來的。

“找旅行社規劃好幾月幾日要去哪里，很多做時尚的人還要特意拍好看的照片。旅行箱要多好，住酒店要帶多少東西，入住后要把衣服拿出來掛好……這是旅行嗎？這是把家搬出去了。”

《理想的下午：關于旅行，也關于晃蕩》

舒國治 著 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理想國

2010-1

在旅途中，舒國治完全是李白和蘇軾的做派，如閑人秉燭夜游，把天地視為逆旅。年輕時在北美大地晃蕩，他多數時候就睡在車里，首先要找地方停車，“最好是挑選居民停好車后并不拔出鑰匙的那種小鎮”。他在購物中心、大學校園、教堂、博物館、花店等的停車場都睡過。

舒國治認為，睡在車里是極妙的旅行體驗，在一片遼遠的大地，“在夜幕深籠下靜悄悄而又孤單單地在天地之間只為放下七尺之軀而尋覓一方角落卻又每夜不同”。

如今到了古稀之年，舒國治不怎么開車了，但睡覺仍然是他最大的享受，因為睡覺最契合他懶散而任性的性格。或許可以說，詹宏志當年想解答的那個問題，最簡略的回答就藏在此處。

2026年1月的一天，冷空氣南下，舒國治傳來一篇手寫的小文，告訴我，這即是他在采訪中所說的“書意”，“按自己的手韻形成筆畫，最不管墨韻，只顧基本線條，最像硬筆字那套，絕不寫成書法家的那種筆畫”。

舒國治傳給本文作者的手帖。（圖/受訪者提供）

文章談到他小時候的懶惰和任性：“后來我寫東西談及任性，其實主要講的是睡下去爬不起來的那種原始任性。我所謂的任性，不是小孩在飯桌上無理取鬧，父母罵‘你別太任性了喔’那種；是你坐火車自京都欲往宇治，沒兩三站已困到睜不開眼睛，結果索性讓自己睡過站，一直睡到底站奈良，再從奈良往回坐。明明20多分鐘車程，結果七八十分鐘才抵定點，但也只因如此，你多睡了香甜的與世無爭的幾十分鐘。我說的任性，是指這種傾聽自己內部的需要。”

“你去想，到底有啥事，重要到使你不懶？其實還真不多。當然那跟時代有關，時代是窮的，人沒啥可以去發展的，所以懶，沒啥搞頭，干脆懶，因懶遂發展出逃避。學校功課不好好努力，而去看武俠小說，這即是逃避；回家很悶，很不想回，遂在田埂、魚塘多混一下，多玩一陣，這即是逃避。這類事體到了長大后，就美其名變成了旅行，變成了流浪。”

回想起來，在接受我的采訪時，舒國治常常看著窗外回答問題，不緊不慢，但并非心不在焉。正是晌午時分，外面陽光明亮，樹影斑駁，年輕人來來往往，三三兩兩，步入廣州最好的天氣里。

《臺北小吃札記》

舒國治 著

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2011-9-1

Q&A

《新周刊》：你理想的一天是如何過的？

舒國治：我沒有固定的規律。晚上都是看電視，瞎看，常常看不了太久就困了。白天偶爾會寫稿，早上不吃東西，胡思亂想，寫一點點就行，然后就得出去動動腿腳。一天兩頓，上午十點多（吃）午飯，下午四五點（吃）晚飯。為了早一點出門去咖啡館，晚飯通常吃得很簡單，有時候只吃個便當，一盤100多元新臺幣，就已經很養生了。我最希望黃昏的時候到咖啡館去，從六點半到八點半，這時咖啡館最安靜，我可以好好做點自己的事情。

《新周刊》：這10年來你有一個非常養生的愛好——打太極拳。2025年你寫了《我與打拳》這本書，講自己怎么練站、練氣、打拳，逐漸有“靈臺清明”之感。打拳要達到什么程度，才有這種效果？

舒國治：我蠻喜歡打拳，但我打得不多，屬于“說得一口好拳”的那種人。有的人是職業打拳的，他們可能還會被我批評：“你打了一輩子，就打成這樣？”職業拳師在我這里不一定就不扣分。世界上有一些人，他們的人生是冤枉的，哪怕是一輩子做菜的廚子，甚至是名廚，結果卻做出這樣差的菜。他們的頭銜，在我這里沒用。

再舉個拍電影的例子。有人說：“我一輩子拍電影。”我轉頭跟侯導（侯孝賢）講：“他說他拍了一輩子電影耶。”侯導說：“對呀，有這樣的人，他就一輩子拍嘛。”反倒是剛開始拍電影的年輕人，大導演可能會覺得他的拍法很好。

老拳師也應該有這種趣味。看到剛開始練拳的人——比如我自己瞎踢——老拳師有那么零點幾秒會覺得：“你這個腿踢得好，誰教你的？”我是說，你要看到樂趣。

舒國治在侯孝賢電影《刺客聶隱娘》里客串。據編劇謝海盟在《行云紀》里描述：“在空蕩蕩的都事廳，斗栱高挑在上，著正式官服的父子倆摔打著，兒子嘶吼著使勁要扳倒老爸，老爸低聲指導兒子重心一類的要點，時不時還假意讓兒子摔翻在地，其聲兀自回響，一旁舒國治客串的掌書記并不太搭理，仍埋首書案抄寫著。”（圖/《刺客聶隱娘》）

《新周刊》：你的旅行史長達四五十年，到了今天有什么新的變化？

舒國治：近年我很少去爬那種很累人的山。自然景觀我固然還是喜歡的，但不要有難度的。這當然跟自己的體能有關系，也因為我的懶散，慢慢地不在乎，想過得再粗糙一點、馬虎一點。就好像吃飯一樣，我不是非得吃得多么好——差不多好，就是很好了。如果還要更好，我還嫌它麻煩。

旅行這件事，原來很多人都看《孤獨星球》（Lonely Planet），后來都在手機上看了。有的人需要看別人寫的導引，不順著別人的guide（指南），他就不知道看什么；還有一種旅行者，他們出發前看的東西非常少，不小心撞上的風景比較多。我現在傾向于第二種，我對那個地方知道一個梗概就行，最好知道得再少一點，其他風景等到了那里再看。

1991年，舒國治在楊德昌電影工作室。（圖/受訪者提供）

《新周刊》：你還會開車旅行嗎？

舒國治：我以前在美國必須開車。現在也可以開，但我沒有車，也沒有太大的耐心在車上了。我會拋棄這個技術，不然太費力了。我現在比較希望坐別人的車，公交車或者出租車。哪怕是到車程兩個小時以上的地方，我自己開車能節省50分鐘，但我轉換幾趟捷運和公交車，慢一點也可以，路上還可以稍微打個盹。

《新周刊》：這幾年很流行講Citywalk，你有沒有聽過？

舒國治：我不太理解，很反感這些名詞。城市本來就很容易逛，你要去哪里，直接去就好。在成都、蘇州、杭州，我都走過不少地方，這算Citywalk嗎？這些名詞流行起來之后，好像人人都要去哪個地方，跟某條旅行路線走一下。我們不需要管別人的路線，好玩的地方，本身就能成為一條路線，成為導引。

題圖 | 臺北市大安森林公園

排版 | 韻韻紫

運營 | 陳笑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