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聚焦｜北京史研究會會長孫冬虎專著《遼南京》近日出版，填補歷史研究空白

長期深耕北京史和區域歷史地理的學者、北京史研究會會長、北京社科院研究員孫冬虎近日推出專著《遼南京》，甫一出版便引起廣泛關注，其重要原因是該書首次系統梳理了遼南京的歷史脈絡，填補了遼史研究中的相對空白。

在北京“三千多年建城史，八百多年建都史”中，北京作為遼陪都南京的建城史為其“城”轉“都”奠定了堅實的基礎。《遼南京》全面介紹了遼代設置陪都南京的原因和過程，以及對城市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方面的建設，全景展示了北京作為陪都南京時的城市發展情況，并挖掘出了北京作為“城”在關鍵歷史時期的地位、作用，及對后來轉“都”的深刻影響，是一部以城市為重心，以今北京市轄境為主要范圍，兼及周邊相關區域的斷代史。

近日，圍繞《遼南京》的創作緣起、核心觀點、史實考辨，本報記者采訪了作者孫冬虎，采訪最后他說：“讀懂遼南京，能使我們更深刻地讀懂北京的過去，更好地理解北京的現在和未來。”

圖示：遼五京

韓師訓壁畫墓宴樂圖

圖示：遼南京城墻、城門

北京云居寺北塔

張世古壁畫墓備茶圖

京城古北口重建的楊令公祠

遼·龍泉務壺

北京城市史和建都史

都有正本清源的必要

北青報：請先介紹一下寫作《遼南京》的緣起。

孫冬虎：在北京史研究領域，元大都、明北京、清北京這些時段，史料多，研究的人也多，成果比較豐富。即使是金中都研究，也曾有過專著問世。唯獨遼南京，只有些零散的論文，沒人做過系統、完整的研究，這是北京史研究的一個缺憾。

遼雖然只是北方的區域性政權，整體歷史影響沒那么大，但對北京城市發展非常重要。這本書最早是源于北京社科院一個北京史系列的項目，當時遼南京這塊沒人接。我的專業是歷史地理和地名學，入職北京社科院之后，因為單位的定位，也開始兼顧北京城市史和區域史研究，在同事的鼓勵下，就把這個任務接過來了。

在我自己的學術經歷中，這算是進行斷代城市史和區域史研究的一個比較重要的成果，補上了北京史研究中遼代這個空白。這本《遼南京》是把歷史地理的研究方法與北京城市史、區域史結合起來，不只梳理了遼南京的空間格局，還盡力展現它的政治、經濟、文化面貌，也訂正了之前一些論著中的學術錯誤。

北青報：遼南京在北京建都史上，具有怎樣的地位？

孫冬虎：我把遼南京定義為北京建都史的序幕，一個開場鋪墊。有人說遼南京是遼代“事實上的首都”，因此應當是北京建都史的起點，對此我不贊同，有三個原因：

第一，首先要明確這里的“都”是哪個層次的，是諸侯國的都城還是國家的首都？北京近千年來基本連續地做了國家的首都，后來者不能自貶身份、降格以求，只能以它曾經達到的最高層次也就是國家首都作為“準入門檻”，否則，北京的建都史至少應從商代后期就已存在的薊國之都薊城開始了。

第二，首都是國家法定的政治中心，只有“法理上”的首都，沒有所謂“事實上”的首都。遼朝第一次把歷史上的北京定為陪都，得到了此前作為北方軍事中心時所不具備的政治地位，但其政治中心在遼上京，而不是境內經濟文化發達的南京。比如，即使以最寬泛的標準統計，從遼圣宗統和二十五年（1007年）到遼上京，至遼朝結束大約120年，皇帝平均每年駐在南京的時間只有6天，這哪里是一個國家首都應有的政治表現？

第三，遼南京讓北方少數民族看到了在這塊地方建都的可能性，形成了一個“前有車后有轍”的建都傳統，客觀上具有社會心理的引示作用。

遼之后，金、元、清等北方少數民族統治者都選在北京建都，除了這里的天然形勝之外，很大程度上受到了遼代曾經設置陪都的影響。嚴格說來，北京建都的正式起點是金中都，這是第一個有朝廷正式詔令定都的、法理上的國家首都。金中都以后各朝的選擇，客觀上抬升了遼南京作為北京建都這場史詩大劇“墊場戲”的地位，但它也只是拉開了帷幕而已。這是后人回溯歷史時得到的認識，遼朝人當然無從預料自己還有這樣的作用。

雖是陪都

卻在很多方面具有不可替代性

北青報：遼代實行“五京制”，遼南京并非首都，卻在歷史中分量很重。在經濟、文化、戰略、民族格局上，其不可替代性體現在哪些地方？

孫冬虎：遼南京雖是陪都，但絕對是遼國五京里最有活力、最重要的一個，它的不可替代性，方方面面都能看出來。

先說經濟，它處在400毫米等降水量線以南的農耕區，是遼國經濟最發達的地方，農業、商貿都比北方的游牧區強多了。這里也是遼國人口最多的城市，光這兩點，就是其他城市不可比擬的。

文化上更不用說，它是遼朝文化最發達、教育最完善的城市。有貢院，是科舉中心，完全延續了中原的文化傳統和教育體系。契丹的貴族們在這里長期受漢文化熏陶，很多契丹官員的漢文化水平相當高，擅長作詩，通儒家經典，契丹文化也在某些方面改變了漢人的生活。當時的遼南京，就是漢文化和契丹文化深度交融的核心區域。

戰略上，它是宋遼戰爭的前線樞紐，是契丹向南進軍的橋頭堡和跳板。從地理上看，這里“進可攻退可守”，是遼控制燕山以南的戰略要地。燕山一線本是中原王朝的軍事地理屏障，被石敬瑭獻給契丹后，宋朝在北方無險可守，數次北伐也未能收復失地，訂立“澶淵之盟”后才以白溝河為界，由此維持了一百多年的和平局面。

還有民族關系，遼朝實行“因俗而治”的政策，“以國制治契丹，以漢制待漢人”，農耕區用漢人的制度，游牧區用契丹的制度，尊重不同民族的生產生活方式，不搞文化上的威壓強迫，更沒有對漢人的肆意殺戮。與此后的元、清兩朝相比，這是文明且符合社會實際的民族政策。在這樣的背景下，遼南京成了北方少數民族和中原漢族相互交融的關鍵節點，為后來多民族政權在北京的統治奠定了民族認同的基礎。

為北京成為全國政治中心

埋下最關鍵伏筆

北青報：今天的北京，還能找到哪些遼南京的痕跡？它為后世城市的構建與發展埋下了什么伏筆嗎？

孫冬虎：現在北京能看到的遼代遺跡并不算多，基本以宗教建筑為主，比如天寧寺塔，還有門頭溝、昌平等地的一些寺廟。遼南京的城址、格局這些信息，主要是根據歷史文獻和考古發掘相互印證的結果。

遼南京的城址，大致就是今天北京的廣安門一帶。這片地方跟商代以后的薊城、唐代的幽州城是重疊的，是北京城市發展的核心原點。遼圣宗時把幽都縣改稱宛平縣，大致對應今天北京西城直至西山的大片區域；析津縣對應東城及其附近的鄉村區域。到了金代，把析津縣改成大興縣。大興、宛平兩個附郭縣，一直到民國時期才把縣治遷出北京城。它們在理論上分管陪都或首都的東西兩部分，但城里和近郊的民政事務實際由警巡院、五城兵馬司、步軍統領衙門等專設機構管理。

遼南京為后世城市的構建和發展埋下的伏筆，空間、建制、文化方面都有。空間上，它延續了唐代幽州城的城市框架，金中都就是在此基礎上擴建的，這就奠定了北京西南城的空間基礎。建制上，除了宛平、析津二縣之外，南京留守既管軍事也管行政，這類軍政合一的管理模式，為金中都的都城管理提供了參考。更重要的是，它確立了北京作為燕山以南區域中心的地理定位，形成了在此建都的文化傳統和社會心理認同，讓后來的金、元、清等政權自然而然地把建都的目光放到這里，為后來北京成為全國政治中心埋下了最關鍵的伏筆。

多方史料互證

修正固有認知

北青報：遼代文獻相對有限，您在寫作《遼南京》時，主要依托哪些材料？有沒有較少被人注意的關鍵史料？

孫冬虎：傳世文獻少，是研究遼代最大的難點，所以我寫《遼南京》時，就想著“多方史料互證”，能挖的材料都盡量挖。

文獻方面，以《遼史》為核心，同時廣泛采用了宋朝使者的使遼語錄、行記，以及墓碑、墓志銘等。除此之外，還參考了北京的古地圖、地方史志，以及當代學者的研究成果。

其中幾類較少被人注意的關鍵史料，在研究里起了大作用：第一類就是宋朝使者的行記。蘇頌、蘇轍、沈括、陳襄等，到訪遼南京或遼上京之后，留下了各自的見聞記錄，包括歐陽修、王安石、劉敞等多位使者在內，也寫了不少詩歌，反映遼南京的地理風物、社會面貌、經濟狀況等，對雙方的外交禮儀和程序，甚至飲食、風俗都有詳細記載，這些漢文史料正好補上了契丹文獻的不足；

第二類是遼代的佛經刻本，比如山西應縣木塔維修時發現的那些經卷，記載了刻經的地點、人物、坊市，為考證遼南京的坊市格局、街道名稱提供了直接依據；

第三類就是各類墓志銘和碑刻，很多遼代官員和士紳的墓志銘，記載了他們的籍貫、職位、葬地，有助于精準考證遼南京周邊的村落等地名，讓遼南京的空間格局更清晰。

北青報：系統梳理遼南京后，哪些歷史細節、制度或結論，修正了您之前的認知？

孫冬虎：系統研究遼南京的過程中，不少固有認知得到了修正，其中最深刻的，就是對遼朝的民族政策和契丹人的漢文化水平的重新認識。

在這之前，我們總有一個籠統的印象，認為北方少數民族政權文化落后，主要靠武力統治。但在研究之后發現，遼朝實行的南北面官制，尊重農耕和游牧兩種不同的生產生活方式，這就促使我們修正固有的認知。

同時，契丹人的漢文化水平，也遠遠超出了我的預期。遼國的貴族，包括南京留守等官員，好多都在主動學習漢文化，會作詩，會寫文章，精通儒家經典。遼南京的科舉制度、文化教育跟中原王朝幾乎沒差別。漢文化和契丹文化在這兒的交融，不是簡單的疊加，而是深度融合。

除此之外，有數以百計的論文或著作說，契丹在文化上志在“學唐比宋”，但作者卻又不注明出處，這就很容易使讀者誤以為出自遼人之口。我經過一番追索查對才發現，這實際上是當代遼史專家陳述先生所做的概括。經過這樣追索的過程，今后就可以避免此類不講出處、不合規范的征引了。

堅守嚴謹治學

讀懂真實北京歷史

北青報：您從事北京史與歷史地理研究數十年，能否和讀者分享一些與遼南京相關、讓您難忘的治學瞬間？

孫冬虎：這類難忘的瞬間很多，今天只講最近的一例，就是探尋宛平縣名由來的過程。

宛平縣自遼圣宗開泰元年（1012年）定名到1952年撤銷，存在了940年。關于這個名稱的由來和含義，從《大元一統志》開始直至當代論著，都在“前赴后繼”地抄錄前代舊文，說它出自東漢劉熙《釋名》中的“宛然以平”這句話。但令人奇怪的是，無論古人還是今人，誰也說不清什么叫“宛然以平”。是看起來地勢很平坦嗎？宛平縣的西部區域是西山，何來地勢平坦？于是，我忍不住動手查書。這才發現，劉熙《釋名》里根本沒有所謂“宛然以平”，原文是“燕，宛也，北方沙漠平廣。”意思是：“燕”與“宛”的古代讀音相近，燕地以北（或其所處的北方）有平坦廣闊的沙漠。遼人為幽都縣更名時，確實是從《釋名》里取詞的，他們理解“燕就是宛”，于是選出“宛平”二字作為新縣名，“宛平”就是“燕平”，寄托對于燕地平安的希望。《大元一統志》造出了半通不通的“宛然以平”，后世只顧抄書而不察。

詳細的考證過程，我以《源于誤解的“宛平”命名》為題寫了一篇短文，發表在《北京紀事》2025年第9期。

這樣的過程使我強化了一個認識：歷史研究，嚴謹是第一要務，精讀原典、交叉驗證是根本方法。很多學術錯誤，并不是因為史料不足，而是因為研究者不讀原典、輕信二手材料，甚至想當然地下結論。另外，對于專業名詞也要小心謹慎地查證。

比如《遼史·地理志》提到南京城有“戰櫓”，從字面上看似乎與戰船有關，但我總感覺不太對，通過揣摩原典、查閱古建筑辭書，我才明白它是城墻上的臨時御敵設施，避免了望文生義。

再如，山西應縣木塔發現的遼代佛經，有題記作“燕京檀州街顯忠坊門南頰住馮家印造”。不止一位論者有意無意地忽視了“頰”字的存在，從而認為檀州街是東西向，相當于當代的廣安門內外大街。實際上，“門南頰”就是“南門臉兒”，如此一來檀州街只能是南北向的。據我的同行們考證它靠近遼南京城的東北隅。此類細微之處，不可不察。

最希望讀者從這本書里

記住三個核心結論

北青報：最后，您最希望今天的讀者從《遼南京》這本書里，讀懂并記住什么？

孫冬虎：我最希望讀者從這本書里，記住三個核心的點。

首先，明白遼南京的歷史定位。它是北京建都史的序幕，是北京從區域性城市走向國家首都的歷史轉折的前夜和鋪墊。這本書也可以為北京城起源于廣安門內外的薊城補足歷史的鏈條，糾正其他的認知偏差；

其次，記住客觀、理性的歷史觀。研究和解讀歷史，不能盲從某個階段的需要，而是要回到歷史情境，客觀地看待歷史。比如遼宋之間的國家關系和民族關系，既有斗爭，也有交融。再比如對石敬瑭、契丹統治者這些歷史人物，不能用當代的政治標準去評判，要把他們放到當時的歷史背景中去客觀分析，這是讀懂歷史的關鍵。

最后，記住北京的多民族基因。歷史上的北京從先秦時期開始，就培育了多民族交融的基因。這是北京鮮明的城市底色，也是北京能最終成為多民族大一統王朝首都的核心原因。今天的北京，是一個對多種文化兼容并蓄的國際化大都市，這種海納百川的文化基因，在遼南京時期因為得到了國家“因俗而治”的制度保障而發展壯大，并對后世產生了久遠的影響。希望讀者通過這本書，能更深刻地明白北京的歷史是多民族共同創造的歷史，這份多元交融的遺產，值得我們永遠珍視和傳承。

同時，也希望讀者能夠體會學術研究對于嚴謹性和規范性的要求，盡量從文獻和考古成果中獲得準確的認知，將傳說與史實區分開來。比如《遼史》沒有一個字提到蕭太后主持開鑿運河，大約在明代以后才把金口河的一條故道附會在她身上，這才有了民間熟知的蕭太后河。梳理這些看似細節問題，實則是對歷史的尊重。

文/北京青年報記者 王勉

編輯/汪浩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