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處安家》：中國農民城鎮化研究的社會學力著

黃鵬進的《何處安家：鄉城兩棲農民家庭的城鎮化實踐》（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6年）全景式地展現了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農民縣域城鎮化的家計策略、生活狀態、家庭關系，深刻地揭示了農民縣域城鎮化的漸進特征及其形成機制。與此同時，該書系統地闡明了中國特色的漸進城鎮化道路對中國式現代化創造經濟快速發展和社會長期穩定兩大奇跡的重要意義，有針對性地提出了優化農民縣域城鎮化的對策建議。《何處安家》運用了國際比較和縣域比較相結合、宏觀政策分析和微觀家庭發展策略分析相結合、質性研究與量化研究相結合的方法，對城鎮化問題進行了比較深入的探討，提出了許多有洞察力的觀點，是一部從社會學視角研究城鎮化的有深度、有高度、有中國特色的學術專著。

《何處安家》定義“縣域”的角度僅限于行政層級（介于地級市與鄉鎮之間），并沒有排除市轄區。“縣域城鎮化”指普通農民城鎮化落腳地大多選擇縣域內的城鎮（中西部地區主要是縣城）而不是跨縣的城市（如大城市），也不是就地（如費孝通提出的“小城鎮”，即“離土不離鄉”），是一種“就近城鎮化”（相對于跨縣或跨地級市或跨省的“異地城鎮化”）（第45-48頁）。

《何處安家》所突出的農民縣域城鎮化的漸進特征，并不是指城鎮化的速度慢，因為中國城鎮化進程是世界范圍內規模最大、速度最快的，1978—2022年常住人口城鎮化率從17.92%提高到65.22%（第1-2頁）。縣域城鎮化的漸進特征主要體現在城鄉關系的變遷上，相對于西方城鎮化進程中農民快速在農村拔根，中國農民家庭在城鎮化進程中會長久地保持農村的根（即“緩慢拔根”），家庭部分成員會長期在城鄉往返，在城鎮生活的年輕人特別是在中西部縣城陪小孩上學的年輕人，需要生活在農村的老一代人支持。其漸進性，既體現在空間轉移的小范圍（城鎮安家地大多不跨縣）、身份轉變（從農民到市民的轉變，不僅是戶籍，而且指認同、行為方式）的緩慢性、代際關系和支持體系等方面的城鄉聯結，還體現在農民家庭城鎮化的程度方面——在城安家的家庭成員是先部分（年輕人）后全體，在城安家的地點是先縣內的城鎮（中西部主要是縣城）后大城市（第53-56、243-249頁）。總體而言，它是一個農民家庭逐步由農村邁向城鎮化的漸進性嬗變過程。

《何處安家》認為，中國農民縣域城鎮化的漸進特征是中國農民的家庭制度（家庭倫理）與中國的戶籍制度、土地制度（特別是農村宅基地制度和承包地制度）共同作用的結果。這些具有中國特色的制度安排促進了中國經濟發展與社會穩定的平衡，為中國式現代化創造經濟快速發展和社會長期穩定兩大奇跡發揮了“穩定器”和“蓄水池”作用。西方城鎮化“快速拔根”是資本主義制度的產物（如馬克思在分析資本的原始積累過程中的圈地運動），導致了城市出現大量的貧民窟和社會的動蕩。此外，該書在縣域城鎮化相關對策建議方面，指出中國要全面實現現代化，必須防止農民縣域城鎮化的風險，優化農民縣域城鎮化的政策，堅持漸進原則和農民主體原則，完善縣城小區治理，重視家庭倫理建設（第148-155、250-332）。

當然，如果《何處安家》在定義“縣域”時既考慮行政層級又考慮城鄉關系，排除市轄區，會進一步聚焦，邏輯自洽性會更強，在進行縣域比較時也更有針對性。如該書表1-1（第32-34頁）中縣域和縣城都不包括市轄區，而杭州市蕭山區、蘇州市吳江區、廣州市南沙區都是特大城市的市轄區。市轄區的農民城鎮化與縣（不含市轄區，含縣級市）域農民城鎮化有很大不同——市轄區農民城鎮安家地主要不是縣城（即使將區政府所在街道當成縣城），如蕭山區瓜瀝鎮城鎮常住人口超過20萬人，吳江區的盛澤鎮和黎里鎮的城鎮常住人口分別超過20萬人，南沙區的城鎮常住人口也主要在鄉鎮。其原因是市轄區特別是特大城市的市轄區內的鄉鎮特別是中心鎮公共服務體系已經比較完善，很多鄉鎮已經與主城區聯在一起了；而且這些市轄區的農民特別是拆遷農民比普通市民更有錢，他們的拆遷房也大多在鄉鎮。這本身也提醒關注農民的縣域城鎮化，還需要在概念的內涵界定及其外延范圍上做更細致的區分與觀察。

（溫州大學 王習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