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肅
涼州石窟遺跡和“涼州模式”
文 / 宿白
宿白
（1922年8月3日-2018年2月1日）
宿白，字季庚，著名考古學家、杰出的考古學教育家。
先生1922年8月3日出生于遼寧沈陽。1948年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研究生肄業，同年任職于該所考古學研究室，兼北京大學圖書館編目員。1952年任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教研室副主任。1978年任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1981年任博士生導師。1983年任北京大學考古系主任。曾任北京大學學術委員、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歷史學科評議組成員、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學術委員、中國考古學會名譽理事長、文化部國家文物委員會委員、全國歷史文化名城保護專家委員會委員、首都規劃建設委員會專家。獲北京大學第三屆蔡元培獎、首屆中國考古學大會終身成就獎。
先生是杰出的考古學教育家，終生致力于中國文物考古事業人才的培養。先生是北京大學考古學科主要創辦人，20世紀50年代，指導多屆考古訓練班的教學工作，主持創設完整的中國考古學課程體系。新中國文物考古工作者無一不受教于先生，他是文物考古界“永遠的老師”。先生主講的多門核心課程，廣為兄弟院校考古專業借鑒，在中國考古學學科的教學與實踐方面起到引領作用。先生多年來指導了眾多海外留學生，曾擔任美國洛杉磯加州大學客座教授，系統講授中國考古學課程，產生了深遠的國際影響。
先生篤信田野考古是考古學生命力之所在。先生不僅是北京大學田野考古教學的設計者，更是身體力行的實踐者。新中國建立伊始，先生就參加了雁北、東北和西藏地區的考古勘察，主持和指導了河南禹縣白沙水庫墓群、河北邯鄲澗溝、河南洛陽王灣等遺址的發掘。尤為重要的是，對響堂山、敦煌、龍門、克孜爾、須彌山、云岡和棲霞山等石窟寺的系統勘測和記錄，成為中國田野考古工作的典范。
先生是中國歷史時期考古學學科體系的開創者和大成者。他以一己之力，拓展了歷史時期考古的多個領域，舉凡城市、墓葬、手工業、宗教遺存、古代建筑、中外交流以及版本目錄等，先生均有開創或拓展之功，后學得以循徑拾階而入。
先生開辟城市考古新局面。先生以考古資料為本，結合文獻、輿圖，復原了多座秦漢以后的古代城市，重點分析了隋唐宋元時期城市的形制、布局和等級制度，闡明了古今重疊型城市考古方法的普適性，揭示了中國古代城市有別于西方城市的特質。
先生確立墓葬考古新范式。先生對魏晉南北朝隋唐墓葬進行了全面的分區分期，從墓葬形制、隨葬品組合等方面出發，充分結合出土和傳世文獻，系統研究了中古時期的墓葬制度，拓展了古代社會研究的視野。
先生將手工業遺存置于考古學體系之中。先生特別關注工藝技術的發展和交流，創建了陶瓷考古教學體系，開展了系統、持續的田野工作，將物質文化研究上升到探索手工業發展史及經濟史的新高度。
先生創立宗教考古，對佛教寺院和石窟寺傾力尤多。先生選擇典型石窟寺進行勘查記錄，建立了中國佛教石窟寺的時空框架，開啟宗教考古的新紀元。對意義重大的藏傳佛教寺院，先生特予關注，第一次全面系統地研究了藏傳佛教寺院的年代和歷史文化價值。
先生最早將古代建筑納入考古學領域。先生致力于將歷史時期考古學的理論方法應用于古代建筑的調查和研究，注重古建筑的斷年分期、分區和類型，使古代建筑成為歷史文化研究的可靠史料，引領了中國古代建筑研究的新方向。
先生在中外文明交流研究領域成果卓著。先生以淵博的學識和宏闊的視野，辨明了眾多的外來文物，探討了中外文明的相互影響，是從考古材料出發開展中外文明交流研究的指導者。
先生深諳古代文獻、精通版本目錄。先生將考據學深厚素養與考古學分類方法相結合，在傳統目錄學的基礎上，依據典籍、考古發現與傳世文物，拓展了版本與目錄學的研究領域，對雕版印刷和古籍版本進行了全面系統的考古學研究，為中國古籍版本目錄學做出了獨特貢獻。
先生一生勤于著述，慎于刊布。正式出版的《白沙宋墓》、《中國石窟寺研究》、《藏傳佛教寺院考古》、《唐宋時期的雕版印刷》、《魏晉南北朝唐宋考古文稿輯叢》等著作，無一不是發凡創制的鴻篇巨著。《白沙宋墓》是新中國成立后最早出版的考古報告之一，學界奉為圭臬；《中國石窟寺研究》忠實地記錄了中國石窟寺考古學的創建歷程，是一部“轉移一時之風氣，而示來者以軌則”的著作；《藏傳佛教寺院考古》以兩次入藏調查資料為基礎，通過寺院建筑深入研究了西藏地區政教合一的歷史背景，是西藏歷史考古的奠基之作；《唐宋時期的雕版印刷》充分利用傳世與出土資料，厘清了中國雕版印刷早期和盛期的發展史，代表了中國在雕版印刷史研究上的新高度；《魏晉南北朝唐宋考古文稿輯叢》蘊含著先生對中國歷史時期考古學的縝密思考，體現了先生將考古材料與文獻記載切實結合的治學之道。先生授業逾七十載，晚年將一生講述輯為《宿白未刊講稿系列》六種，為后人確立了課堂講授的典范。
先生一生摯愛文化遺產，關心文物保護事業。先生多次致信國家領導人和文物主管部門，就重大文化遺產保護事項提出自己的意見與建議，并親赴三峽等重大建設工程的考古工地指導工作。經由先生不懈的努力，芒康鹽井、良渚古城等重要文化遺產得以保存或提升，其功在當代，其利在千秋。
先生博古通今，學貫中西，是學術上的“通儒”。先生深得中國傳統治學之要，更具現代學術之長。在先生那里，考古學與其他人文學科融會貫通，渾然一體，“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培養轉深沉”，先生的學識風范，是一座難以企及的高峰。
先生淳厚篤誠，止于至善，是道德上的“純儒”。自青年時代進入北京大學，先生在北大度過八十載，歷經中國社會翻天覆地的變革，始終沉浸在中國考古學的教學和學術之中，以學生培養和學術研究為己任。先生是一位純凈的學者，他沒有將任何一天浪費在與教學和學術無關的活動中，也沒有做過任何一件與教學和學術無關的事情。先生對北大懷著深沉的感情，生前已將他的全部藏書捐給了北京大學圖書館，以報答北京大學的哺育。
先生的生命早已與考古學連為一體，他將他的全部精力奉獻給了中國考古事業。他對中華文明和傳統文化懷有深沉的景仰和摯愛，持有言語難以表達的親情和關切。他將全部知識和智慧留給了后來者。他盡一個學者之所能，報效了他的祖國。他是一座永遠的燈塔，指引后學前行的方向。
此人只應天上有，從此世間無先生。
宿白先生代表論著：
宿白先生的專著：
《白沙宋墓》，文物出版社，1957年；
《敦煌七講（油印本）》，敦煌文物研究所，1962年；
《三國-宋元考古（上）》，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教研室，1974年；
《中國美術全集·墓室壁畫》，文物出版社，1989年；
《中國美術全集·新疆石窟壁畫》，文物出版社，1989年；
《中國石窟寺研究》，文物出版社，1996年；
《藏傳佛教寺院考古》，文物出版社，1996年；
《唐宋時期的雕版印刷》，文物出版社，1999年；
《中華人民共和國重大考古發現（1949～1999）》，文物出版社，1999年；
《蘇秉琦與當代中國考古學》，科學出版社，2001年；
《白沙宋墓（第二版）》，文物出版社，2002年；
《張彥遠和〈歷代名畫記〉（宿白未刊講稿系列）》，文物出版社，2008年；
《中國古建筑考古（宿白未刊講稿系列）》，文物出版社，2009年；
《漢文佛籍目錄（宿白未刊講稿系列）》，文物出版社，2009年；
《中國佛教石窟寺遺跡——3至8世紀中國佛教考古學（宿白未刊講稿系列）》，文物出版社，2010年；
《漢唐宋元考古——中國考古學（下）（宿白未刊講稿系列）》，文物出版社，2010年；
《考古發現與中西文化交流（宿白未刊講稿系列）》，文物出版社，2012年；
《白沙宋墓》，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7年；
《中國石窟寺研究》，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9年；
《唐宋時期的雕版印刷》，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0年；
《魏晉南北朝唐宋考古文稿輯叢》，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0年；
《藏傳佛教寺院考古》，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1年；
《宿白講稿（上、下）》，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1年。
宿白先生的論文：
《顓頊考》，《中國留日同學會季刊》第5號，1943年9月；
《少昊考》，《北大文學》第1輯，1943年；
《漢魏間人對于諸葛武侯之評論》，《中國留日同學會季刊》第9號，1944年11月；
《曹魏孫吳校事制補遺》，《大公報·文史周刊》，1947年9月24日；
《八年來日人在華北諸省所作考古工作記略》，《大公報·圖書周刊》1947年1月11日、1月18日；
《 <萬安北沙城> 提要》，《大公報·圖書周刊》1948年8月23日、8月30日；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朝鮮、日本善本書錄》，《北京大學五十周年紀念：北京大學圖書館善本書錄》，北京大學出版部，1948年；
《敦煌莫高窟中的“五臺山圖”》，《文物參考資料》1951年5期；
《渾源古建筑調查簡報》，《雁北文物勘查團報告》，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文物局，1951年；
《莫高窟大事年表》，《文物參考資料》1951年5期；
《朝鮮安岳所發現的冬壽墓》，《文物參考資料》1952年1期；
《展覽會中的一部分美術史料》，《文物參考資料》1954年9期；
《 <莫高窟記> 跋》，《文物參考資料》1955年2期；
《“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校注——新發現的大同云岡石窟寺歷史材料的初步整理》，《北京大學學報（人文科學）》1956年1期；
《參觀敦煌莫高窟第258號窟札記》，《文物參考資料》1956年2期；
《從許昌到白沙》，《文物參考資料》1956年4期；
《魏晉南北朝至宋元考古》，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輯《考古學基礎》，科學出版社，1958年；
《南宋的雕版印刷》，《文物》1962年1期；
《永樂宮創建史料編年——永樂宮札記之一》，《文物》1962年4、5期；
《元大都〈圣旨特建釋迦舍利靈通之塔碑文>校注》，《考古》1963年1期；
《永樂宮調查日記——附永樂宮大事年表》，《文物》1963年8期；
《居庸關過街塔考稿》，《文物》1964年4期；
《趙城金藏和弘法藏——釋藏雜記之一》，《現代佛學》1964年2期；
《記新剝出的薊縣觀音閣壁畫》，《文物》1972年6期；
《絲綢之路——漢唐織物》，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出土文物展覽工作組編《絲綢之路——漢唐織物》文物出版社，1972年；
《東北、內蒙古地區的鮮卑遺跡——鮮卑遺跡輯錄之一》，《文物》1977年5期；
《盛樂、平城一帶的拓跋鮮卑-北魏遺跡——鮮卑遺跡輯錄之二》，《文物》1977年11期；
《云岡石窟分期試論》，《考古學報》1978年1期；
《隋唐長安城和洛陽城》，《考古》1978年6期；
《北魏洛陽城和北邙陵墓——鮮卑遺跡輯錄之三》，《文物》1978年7期；
《敦煌莫高窟早期洞窟雜考》，《大公報在港復刊卅周年紀念文集（卷上）》，香港大公報，1978年；
《石窟寺考古的回顧》，《文物》1979年10期；
《調查新疆佛教遺跡應予注意的幾個問題》，《新疆史學》1980年1期；
《唐五代時期雕版印刷手工業的發展》，《文物》1981年5期；
《 <大金西京武州重修大石窟寺碑> 的發現與研究——與日本長廣敏雄教授討論有關云岡石窟的某些問題》，《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2年2期；
《西安地區唐墓壁畫的布局和內容》，《考古學報》1982年2期；
《兩漢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敦煌—— <敦煌兩千年> 之一》，絲綢之路考察隊編《絲路訪古》，甘肅人民出版社，1983年；
《太原北齊婁叡墓參觀記》，《文物》1983年10期；
《“鮮卑”遺跡研究の現狀と新發見》，奈良県立橿原考古學研究所《橿原考古學研究所紀要·考古學論攷》第10冊，1984年；
《隋唐城址の類型》，奈良県立橿原考古學研究所《橿原考古學研究所紀要·考古學論攷》第10冊，1984年；
《獨樂寺觀音閣與薊州玉田韓家》，《文物》1985年7期；
《北宋的版畫》，《榮寶齋三十五周年紀念冊》，榮寶齋，1985年；
《涼州石窟遺跡和“涼州模式”》，《考古學報》1986年4期；
《東陽王和建平公》，閻文儒、陳玉龍編《向達先生紀念論文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
《三國兩晉南北朝考古》，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編輯部編《中國大百科全書·考古學》，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 1986年；
《藏王墓》，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編輯部編《中國大百科全書·考古學》，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 1986年；
《中國境內發現的東羅馬遺物》，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編輯部編《中國大百科全書·考古學》，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 1986年；
《中國境內發現的中亞與西亞遺物》，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編輯部編《中國大百科全書·考古學》，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 1986年；
《中國石窟寺考古》，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編輯部編《中國大百科全書·考古學》，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 1986年；
《東陽王與建平公（二稿）》，北京大學中國中古史研究中心編《敦煌吐魯番文獻研究論集（第四輯）》，北京大學出版社，1987年；
《法門寺地宮出土文物反映的一些問題》，《文物》1988年10期；
《中國美術全集·云岡石窟雕刻》，文物出版社，1988年；
《敦煌莫高窟密教遺跡札記》（上、下），《文物》1989年9、10期；
《敦煌莫高窟現存早期洞窟的年代問題》，《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1989年20卷；
《北朝造型藝術中人物形象的變化》，《中國古佛雕——哲敬堂珍藏選輯》，覺風佛教藝術文化基金會，1989年；
《南朝龕像遺跡初探》，《考古學報》1989年4期；
《克孜爾部分洞窟階段劃分與年代等問題的初步探索——代序》，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文物管理委員會等《中國石窟·克孜爾石窟（一）》，文物出版社，1989年；
《寧夏固原北周李賢墓札記》，《寧夏文物》1989年總3期；
《隋唐城址類型初探（提綱）》，北京大學考古系編《紀念北京大學考古專業三十周年論文集（1952—1982）》，文物出版社，1990年；
《<《紀念北京大學考古專業三十周年論文集（1952—1982）>后記》，北京大學考古系編《紀念北京大學考古專業三十周年論文集（1952—1982）》，文物出版社，1990年；
《 <李君莫高窟佛龕碑> 合校》，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編《敦煌吐魯番學研究論文集》，漢語大詞典出版社，1990年；
《元代杭州的藏傳密教及其有關遺跡》，《文物》1990年10期；
《洛陽地區北朝石窟的初步考察》，龍門文物保管所、北京大學考古系《中國石窟·龍門石窟（一）》，文物出版社，1991年；
《平城實力的集聚和“云岡模式”的形成與發展》，云岡石窟文物保管所《中國石窟·云岡石窟（一）》，文物出版社，1991年；
《西藏山南地區佛寺調查記——西藏佛寺調查記之二》，李錚、蔣忠新主編《季羨林教授八十華誕紀念論文集（上）》，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
《武威行——河西訪古叢考之一（上、中、下）》，《文物天地》1992年1、2、3期；
《西藏日喀則地區寺廟調查記——西藏寺院調查記之三（上、下）》，《文物》1992年5、6期；
《北宋汴梁雕版印刷考略》，北京大學考古系編《考古學研究》（一），文物出版社，1992年；
《中國古代金銀器和玻璃器（上、下）》，《中國文物報》1992年4月26日、1992年5月3日；
《我和北大圖書館》，莊守經、趙學文編《文明的沃土》，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年；
《張掖河流域13～14世紀的藏傳佛教遺跡》，《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3年2期；
《西藏日喀則那塘寺調查記——西藏佛寺調查記之五》，王宗維、周偉洲編《馬長壽紀念文集》，西北大學出版社，1993年；
《西藏江孜白居寺調查記》，《慶祝饒宗頤教授七十五歲論文集》，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1993年；
《西藏寺廟建筑分期試論——西藏寺廟調查記之六》，北京大學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編《國學研究（第一卷）》，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
《拉薩布達拉宮主要殿堂和庫藏的部分明代文書——西藏寺廟調查記之七》，《文物》1993年8期；
《呼和浩特及其附近幾座召廟殿堂布局的初步探討》，《文物》1994年4期；
《西藏拉薩地區佛寺調查記——西藏佛寺調查記之一》，王永興編《紀念陳寅恪先生百年誕辰學術論文集》，江西教育出版社，1994年；
《恒安鎮與恒安石窟——隋唐時期的大同與云岡》，云岡石窟文物保管所《中國石窟·云岡石窟（二）》，文物出版社，1994年；
《甘肅連城魯土司衙和妙因、顯教兩寺調查記》，北京大學考古系編《考古學研究(二)》，北京大學出版社，1994年；
《西藏發現的兩件有關古代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文物》，《傳統文化與現代化》1994年6期；
《西夏古塔的類型》，寧夏回族自治區文物管理委員會辦公室編《中國古代建筑·西夏古塔》，文物出版社，1995年；
《阿里地區札達縣境的寺院遺跡—— <古格王國建筑遺址> 和 <古格故城> 中部分寺院的有關資料讀后》，北京大學傳統文化研究中心編《國學研究（第三卷）》，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
《 <荒漠獨行：西域探險考察熱點尋跡> 序》，楊鐮著《荒漠獨行：西域探險考察熱點尋跡》，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5年；
《西安地區的唐墓形制》，《文物》1995年12期；
《建平公于義續考》，宿白著《中國石窟寺研究》，文物出版社，1996年；
《關于河北四處古墓的札記》，《文物》1996年9期；
《 <洛陽漢墓壁畫> 序》，黃明蘭、郭引強編著《洛陽漢墓壁畫》，文物出版社，1996年；
《西藏發現的兩件有關古代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文物》，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十世紀前的絲綢之路和東西文化交流》，新世界出版社，1996年；
《記西藏拉薩札拉魯浦石窟寺》，宿白著《中國石窟寺研究》，文物出版社，1996年；
《 <李君莫高窟佛龕碑> 三種拓本與兩種錄文合抄》，宿白著《中國石窟寺研究》，文物出版社，1996年；
《東漢魏晉南北朝佛寺布局初探》，田余慶主編《慶祝鄧廣銘教授九十華誕論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
《隋代佛寺布局》，《考古與文物》1997年2期；
《定州工藝與靜志、凈眾兩塔地宮文物》，《文物》1997年10期；
《在“渤海文化研討會”上的發言》，《北方文物》1997年1期；
《 <北宋皇陵> 讀后》，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北宋皇陵》，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年；
《 <新疆克孜爾石窟考古報告> 序》，北京大學考古學系、克孜爾千佛洞文物保管所《新疆克孜爾石窟考古報告（第一卷）》，文物出版社，1997年；
《新世紀中國考古學展望》，《文化月刊》1997年12期；
"Origins and Trends in the Depiction of Human Figures in China of the Fifth and Sixth Centuries.",China 5000 Years: Innov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in the Arts, Washington: Solomon R. Guggenheim Museum,1988.
《 <文物> 月刊出刊500期紀念筆談》，《文物》1998年1期；
《宣化考古三題——宣化古建筑·宣化城沿革·下八里遼墓群》，《文物》1998年1期；
《在閉幕式上的講話》，北京大學考古學系編《“迎接二十一世紀的中國考古學”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科學出版社，1998年；
《我和中國佛教考古學》，張世林編《學林春秋——著名學者自序集》，中華書局，1998年；
《校園“故”事》，趙為民主編《青春的北大： <精神的魅力> 續編》，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
"Afterword.",The Golden Age of Chinese Archaeology: Celebrated Discoveries from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National Gallery of Art,1999.
《青州城考略——青州城與龍興寺之一》，《文物》1999年8期；
《龍興寺沿革——青州城與龍興寺之二》，《文物》1999年9期；
《青州龍興寺窯藏所出佛像的幾個問題——青州城與龍興寺之三》，《文物》1999年10期；
《南宋刻本書的激增和刊書地點的擴展——限于四部目錄書的著錄》，宿白著《唐宋時期的雕版印刷》，文物出版社，1999年；
《北京大學圖書館善本書影選輯擬目》，宿白著《唐宋時期的雕版印刷》，文物出版社，1999年；
《武威天梯山早期石窟參觀記》，燕京研究院編《燕京學報（新8期）》，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
《保利藝術博物館收藏的北齊佛像》，“保利藏珍”編輯委員會編著《保利藏珍——石刻佛教造像精品選》，嶺南美術出版社，2000年；
《5·6世紀北中國における人物造形上の變化と諸問題》，東京國立博物館、朝日新聞社編《中國國寶展》，朝日新聞社，2000年；
《現代城市中古代城址的初步考查》，《文物》2001年1期；
《西部大開發中維修和保護新疆石窟寺遺跡應注意事項》，《中國文物報》2001年2月21日；
《大功德主苻（苻璘？）重修安陽修定寺塔事輯》，燕京研究院編《燕京學報（新15期）》，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
《日本奈良法隆寺參觀記》，燕京研究院編《燕京學報（新15期）》，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
《 <考古學研究（五）> 序》，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編《考古學研究（五）》，科學出版社，2003年；
《四川錢樹和長江中下游部分器物上的佛像——中國南方發現的早期佛像札記》，《文物》2004年10期；
《4至6世紀中國中原北方主要佛像造型的幾次變化》，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文物局, 香港特別行政區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聯合主辦《走向盛唐——文化交流與融合》，康樂及文化事務署，2005年；
《試論唐代長安佛教寺院的等級問題》，《文物》2009年1期；
《試釋云岡石窟的分期—— <云岡石窟卷> 畫冊讀后》，《文物》2010年7期；
《編寫龍門窟龕檔案和考古報告應予關注的幾個問題——以往學術工作的初步整理和培訓實習工作的要點》，中國古跡遺址保護協會石窟專業委員會、龍門石窟研究院編《石窟寺研究（第1輯）》，文物出版社，2010年；
《新疆考古發現與西域文明》，《文史知識》2010年1期；
《魏晉南北朝唐宋考古文稿輯叢》，文物出版社，2011年；
《唐代長安以外佛教寺院的布局與等級初稿》，宿白《魏晉南北朝唐宋考古文稿輯叢》，文物出版社，2011年；
《三記拉薩大昭寺藏鎏金銀壺》，宿白《魏晉南北朝唐宋考古文稿輯叢》，文物出版社，2011年；
《有關新疆拜城克孜爾石窟調查工作紀略》，宿白《魏晉南北朝唐宋考古文稿輯叢》，文物出版社，2011年；
《 <趙萬里文集> 跋》，冀淑英、張志清、劉波主編《趙萬里文集（第一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1年。
宿白先生手書
韓國國立中央博物館金英美女士提供
佛教藝術從新疆向東傳播，首及河西地區。河西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魏晉以來在武威，即涼州。西晉譯經大師竺法護往來河西、長安、洛陽間[1]，東晉中原地區的名僧道安（314—385年）謂其譯經“寢逸涼土”[2]。“涼州自張軌以來，世信佛教[3]。四世紀中期，鄴都有涼州博學沙門”[4]。其時張氏在涼州東苑置銅像[5]。373年，前涼統治者張天錫延攬月支人、龜茲人組織涼州譯場，并親自參加譯經工作[6]。374年，道安在襄陽撰《綜理眾經目錄》時，其《涼土異經錄》中，已收涼州譯經五十九部、七十九卷[7]。376年，前秦陷涼州，所遣涼州刺史楊弘忠崇奉佛教[8]。之后，武威太守趙正亦崇仰大法，忘身為道[9]。379至385年，道安在長安譯經，譯場的主力竺佛念是涼州沙門，佛念洞曉梵語，“符姚二代為譯人之宗”[10]。這時，涼州僧人多西行求法。明確見于記載的有：竺道曼之去龜茲[11]；智嚴隨法顯西行，后又泛海重到天竺[12]；又有寶云曾抵弗樓沙國，東歸后南渡江，“江左練梵莫逾于云”，晉宋之際翻傳諸經多云所刊定[13]。四世紀末，龜茲高僧鳩摩羅什居涼州十七年（385—401）[14]，長安僧肇遠來受業[15]。其后，罽賓高僧佛陀耶舍亦來姑臧，后秦末，耶舍還國猶托賈客寄經與涼州諸僧[16]。涼州佛教淵源已久，412年，沮渠蒙遜入據之前，已大有根基了。
武威天梯山彩塑坐佛與脅侍菩薩
“沮渠蒙遜在涼州亦好佛法”[17]。劉宋何尚之《答宋文帝贊揚佛教事》記蒙遜“末節感悟，遂成善人”[18]。《高僧傳》卷二《曇無讖傳》亦記“沮渠蒙遜素奉大法，志在弘道。”蒙遜子牧犍（亦作茂虔）亦重佛教[19]。故《魏書·高崇傳附子謙之傳》謂“涼國盛事佛道”，高謙之撰《涼書》記沮渠“國寺極壯，窮海陸之財，造者弗吝金碧，殫生民之力”[20]。沮渠時期西去求法的北涼僧人，見于著錄的多達十余人，其中有蒙遜從弟沮渠京聲[21]。在北涼譯經的僧人，見于著錄的亦多達十余人，有名的中天竺沙門曇無讖于421年到達姑臧，主持譯場，道俗數百人，參與討論[22]，沮渠時期的涼州，遂成為當時中國的譯經中心之一。因此，沮渠藏經亦為當時人所敬重，南齊竟陵文宣王肖子良撰《凈住子凈行法門》，其第二十六章《敬重正法門》所舉敬禮對象中列有“沮渠國大乘十二部法藏”[23]。
《大般涅槃經》第27卷（局部）
北涼曇無讖 譯
紙本水墨，唐，26.4 x 853.4 cm
現藏于大英博物館
重禪定，多禪僧，是北涼佛教的另一特點[24]，此后，南北習禪者多受北涼影響[25]。習禪多覓僻靜之地，水邊崖際開鑿窟室更是禪行觀影之佳處[26]。所以，佛教石窟之興多與禪僧有關[27]。北涼既弘佛法，又聚禪僧，文獻記載新疆以東最早的較具規模的開窟造像，始于沮渠蒙遜在涼州南山興鑿的涼州石窟，并非偶然之事。關于涼州窟像事跡，見錄于七世紀道宣（596-667年）撰《集神州三寶感通錄》卷中[28]：
涼州石窟瑞像者，昔沮渠蒙遜以晉安帝隆安元年（397年）據有涼土二十余載，隴西五涼，斯最久盛。專崇福業，以國城寺塔修非云固，古來帝宮終逢煨燼，若依立之，效尤斯及。又用金寶終被毀盜。乃顧眄山宇可以終天，于州南百里，連崖綿亙，東西不測，就而斵窟，安設尊儀，或石或塑，千變萬化。有禮敬者驚眩心目。中土有圣僧可如人等，常自經行，初無寧舍，遙見便行，近矚便止，視其顏面如行之狀。或有羅土坌地，觀其行不，人才遠之，便即踏地，足跡納納，來往不住。如此現相，經今百余年，彼人說之如此。
蒙遜所斵窟，可能是以佛像為主的佛殿窟。六世紀慧皎《高僧傳》卷二《曇無讖傳》記蒙遜為母造丈六石像云：
偽承玄二年（429年），蒙遜濟河，伐乞伏暮末于枹罕，以世子興國為前驅，為末軍所敗，興國擒焉。后乞伏失守，暮末與興國俱獲于赫連勃勃，后為吐谷渾所破，興國遂為亂兵所殺。遜大怒，謂事佛無應[29]。即欲遣斥沙門，五十已下皆令罷道。蒙遜為母造丈六石像，像遂泣涕流淚，（曇無）讖又格言致諫，遜乃改正而悔焉。
武威天梯山石窟第15窟石殘像
（左圖為1958年檔案照片）
此事與道宣同時的道世在《法苑珠林·敬佛篇·觀佛部感應緣》中，另有較詳記錄：
北涼河西王沮渠蒙遜為母造丈六石像于山寺，素所敬重。以宋元嘉六年（429年）遣世子興國攻枹罕大敗，興國遂死于佛氏。遜恚恨，以事佛無靈，下令毀塔寺，斥逐道人。遜后行至陽述山，諸僧候于路側。望見發怒，立斬數人。爾時，將士入寺禮拜，此像涕淚橫流，驚還說之。遜聞往視，至寺門，舉體戰悸，如有犯持之者，因喚左右扶翼而進，見像淚下若泉，即稽首禮謝，深自尤責，登設大會，信更精到，招集諸僧還復本業焉。
慧皎、道世所記的“丈六石像”，大約即是道宣所記斵窟安設的“涼州石崖佛像”。按蒙遜自張掖遷姑臧，《資治通鑒》系于東晉安帝義熙八年冬十月。義熙八年即412年。興國大敗于枹罕的宋元嘉六年即429年。因此，可推斷蒙遜開鑿造像在412年至429年之間。蒙遜窟像的所在，從道宣記載知“于州南百里”。可是七世紀以后，此處窟像即不再見于著錄。直到本世紀四十年代初，向達等先生才懷疑是武威東南九十多里的張義堡天梯山大佛寺[30]。1952年，甘肅馮國瑞等先生曾去調查。1954年，史巖先生又去勘查，確定了那里即是沮渠蒙遜創鑿的涼州石窟的地點，但蒙遜所斵窟已不存在，可能毀于大地震（據云隋以來隴西一帶平均每六十年有一次大地震）。
武威天梯山石窟勘察搬遷工作隊部分隊員與
常書鴻隊長在第13窟大佛前合影
1959年12月4日
武威天梯山石窟及黃羊河水庫全景
武威天梯山佛像
天梯山現存石窟十三座，其中編號第1窟和第4窟是北朝式的塔廟窟[31]。五十年代末，天梯興建水庫，甘肅省文管會對現存的石窟中幾座重要洞窟進行拆遷保護。在拆遷過程中，發現上述兩座塔廟窟最下層壁畫比敦煌莫高窟現存早期洞窟的壁畫為早，因此懷疑它是北涼的遺跡。這個懷疑是有道理的，這兩座洞窟應予以特別重視。
武威天梯山石窟第一窟平面、立面示意圖
武威天梯山石窟第一窟最下邊的裝飾
兩窟沒有發表實測圖，現依據史巖先生的記錄試作第1窟的示意圖。第1窟寬4.78米、高5.15米。中央有方形塔柱，塔柱基每面寬2.27米。塔鑿三層，每層各面各開一大佛龕，龕內各置后代補塑的坐佛一尊。塔柱前面和窟左右壁前端已崩毀，左壁殘長4.48米，右壁殘更甚，其全部長度已無法估計。該窟是否尚有前室亦不便推測。塔柱和窟右壁上方殘存部分壁畫。第4窟除塔柱鑿出二層塔和壁畫殘存更少外，形制、布局均略同第1窟。此兩窟的開鑿時間，似應在蒙遜所創窟之后。第1窟的最下層壁畫，據敦煌文物研究所保存的幾幅摹本觀察，供養菩薩的自由姿態和發髻、服飾的形式，與酒泉、敦煌、吐魯番出土的北涼石塔基座所雕的供養菩薩有相似處。摹本中還有一副兩方連續的化生忍冬邊飾，這是早期石窟紋樣的罕見實例。
酒泉、敦煌、吐魯番所出北涼石塔，現知有十座[32]。其形制皆八角基座，圓形塔身；從其中保存較完整者可知塔身之上，尚雕有相輪和寶蓋。細部情況記錄如下：
酒泉高善穆石塔
承玄元年（428年）建。高44.6、基座底徑15.2厘米。八面基座每面雕供養人一身，左上端刻八卦符號。圓形塔身下部刻發愿文與《增一阿含·結禁品》，共三十六行。塔身上部（復缽）雕七龕佛像，一龕菩薩像。佛像皆著通肩服裝，作禪定相，后有項光、身光。菩薩著有繒飾的寶冠，袒上身，有頸飾、臂釧，下著裙，交腳坐，后有項光和“靠背”。佛座為矮平蓮座。圓拱龕，有龕柱，無龕楣。相輪之上有寶蓋，蓋頂刻北斗七星。
酒泉高善穆石塔
1969年出土于酒泉市石佛灣東北處
現藏于甘肅省博物館
酒泉田弘石塔
承玄二年（429年）建。殘高41、基座底徑21厘米。八面基座雕刻與高善穆石塔同。塔身下部所刻經文亦同，殘存二十三行。塔身上部殘存三龕，皆佛像，服飾、姿態和龕式俱同高善穆塔。無佛座。圓形塔身以上部分佚。
酒泉田弘石塔
1969年出土于酒泉市石佛灣
現藏于甘肅省博物館
酒泉馬德惠石塔
承陽二年（430年？）建。殘高34、基座底徑16厘米。八面基座雕供養人物，中有武士裝者；八卦符號刻在每面上端；供養人物右側各刻有易卦象榜題。塔身下部刻經文同上兩塔，共三十三行。塔身上部雕七龕佛像。其中四龕著通肩服裝，作禪定相；三龕服裝右袒，作說法相。七佛皆只具項光。一龕菩薩，著寶冠，袒上身，垂帔帛，有頸飾、臂釧和瓔珞，下著裙，交腳坐，背后只具項光。佛為須彌座，菩薩坐藤座。尖拱龕，有龕柱、龕楣。自相輪以上佚。相輪下部的方柱上雕飛天八身。
酒泉馬德惠石塔
1923-1935年間出土于酒泉市石佛灣子
現藏于甘肅省博物館
敦煌南沙山石塔
修建年代不詳。八面基座刻供養人物。中有武士裝者。八卦符號刻在每面上端。塔身下部雕刻同以上諸塔。發愿文泐，行數不詳。塔身上部僅殘存龕中坐佛，服裝姿態和龕式與馬德惠塔同。無佛座。相輪三重以上佚。
塔敦煌南沙山石塔
1966年出土于敦煌南沙山塔龕
現藏于敦煌博物館
酒泉白雙咀[上口下且]石塔
緣和三年（434年）建。殘高46、基座底徑21厘米。八面基座刻發愿文與《增一阿含·結禁品》，存十七行。塔身下部雕八龕，六龕禪定佛像，具項光、身光。一龕交腳菩薩，一龕思惟像，后兩龕像后皆有“靠背”。塔身上部雕七龕禪定佛像，具項光、身光。一龕交腳菩薩，有項光和“靠背”。佛坐須彌座。火焰龕。圓形塔身以上佚。
酒泉白雙咀 [上口下且] 石塔
出土于甘肅省酒泉市
現藏于中國國家博物館
酒泉程段兒石塔
太緣二年（436年）建。高42.8、基座底徑12厘米。八面基座刻供養人物八身，無八卦符號。塔身下部刻發愿文和《增一阿含·結禁品》，共二十六行。塔身上部雕七龕佛像，只具身光，服裝通肩與垂領相間排列，皆作禪定相。另一龕情況不詳。佛坐矮平座。火焰龕，有龕柱。相輪之上的寶蓋較寬大。
酒泉程段兒石塔
1969年出土于酒泉市石佛灣東北處
現藏于酒泉市肅州區博物館
吐魯番宋慶石塔
修建年代不詳。高66厘米。八面基座刻供養人物八身，上端各刻八卦符號。塔身下部刻經文同程段兒塔，但經文標題作《佛說十二因緣經》，共三十五行。塔身上部雕刻和龕式同程段兒塔。佛坐蓮座。圓式塔身以上佚。
吐魯番小石塔
修建年代不詳。高27.7厘米，基座底徑不詳。八面基座雕刻和塔身下部經文均同宋慶塔，但經文行數不詳。塔身上部雕刻七龕佛像，形式同宋慶塔。另一龕交腳菩薩亦作禪定相。佛坐蓮座。火焰龕，有龕柱。圓形塔身以上佚。
敦煌三危山石塔
修建年代不詳。高40厘米。八面基座刻供養人物八身，右上端各刻八卦符號。塔身下部刻發愿文與《增一阿含·結禁品》，存十八行。塔身上部與吐魯番小石塔同。佛坐須彌座。火焰龕。寶蓋頂刻復蓮。
敦煌三危山石塔
出土于三危山王母宮供桌內
現藏于敦煌博物館
敦煌岷州廟石塔
修建年代不詳。殘高46、基底直徑48厘米。塔身下部刻模糊的立像一列，其上為《增一阿含·結禁品》，再上為婆羅謎字經文。塔身上部存五龕，四龕為禪定佛像，服裝通肩與垂領相間排列。一龕為交腳菩薩，有“靠背”。各龕間各雕一供養人像，現存三身，有比丘和著交領大衣的男供養人像。佛坐須彌座。圓形塔身以上佚。
敦煌岷州廟石塔
現藏于敦煌研究院
這批北涼石塔，最重要處是可增補天梯山1、4兩窟已不存在的主要形象。石塔列龕中的主像是過去七佛坐像與彌勒菩薩交腳坐像，434年石塔出現思惟菩薩像。佛的姿態，428、429年兩石塔都作禪定相，430年石塔出現說法相。佛的服裝，通肩、右袒出現較早，436年石塔出現雙領下垂內著僧衹支的服裝。較早的佛像是矮平的蓮座，434年石塔出現須彌座。彌勒菩薩皆作著寶冠、袒上身的交腳坐式，430年石塔彌勒菩薩已裝飾瓔珞。428、429年石塔無龕面裝飾（龕楣）。430年石塔出現了尖拱龕面，434年石塔出現了火焰龕面。絕大部分石塔基座上的供養人物附刻有八卦符號；430年石塔在供養人物右側還刻出與易卦象結合起來的榜題，例如“?乾、父”、“?艮、仲男”之類。最早的一座（428年）石塔，寶蓋頂上還刻出北斗七星。這些東方傳統的因素在北涼石塔上出現是值得注意的。它應與魏晉佛教形象雜有黃老道術的內容，有一定的聯系[33]。
武威天梯山石窟窟內中心柱立面示意圖
載于《武威天梯山石窟》
文物出版社
史巖先生在記錄天梯山1、4兩窟的中心塔柱時說它：“每層上寬下縮，此種樣式與敦煌千佛洞略有不同，而在酒泉文殊山、民樂金塔寺則有同樣的發現。”酒泉文殊山、肅南金塔寺，還有張掖馬蹄寺共有十多處塔廟窟。這批塔廟窟，保存較好的早期洞窟，可以肅南金塔寺東窟、西窟和文殊山前山千佛洞為例[34]。
肅南金塔寺東窟
平面寬9.7、高約6米。窟內正中鑿方形的中心塔柱。現因前壁崩毀，塔柱已暴露在外。殘深7.65米。原有無前室不詳。中心塔柱每面寬約4.5米。基座之上，每面各三層，每層皆有龕像。下層每面各開一尖拱龕，龕楣尾塑反顧的龍頭。龕內塑一右袒坐佛坐于矮蓮座上。龕外兩側，除北面塑二比丘外，其余三面均為二菩薩。龕上部影塑大型飛天。中層每面開圓拱淺龕三，龕內塑一著通肩或右袒的坐佛，西面中龕坐佛為交腳式。龕間各塑一菩薩，唯北面龕間塑千佛。上層東、南、北三面各塑一坐佛，佛后塑半身菩薩，間罅處塑千佛或菩薩，或飛天。西面只左右側存飛天一身。前壁與窟口已崩毀。左、右、后壁殘存壁畫有三層，里面兩層內容不詳，最外層畫千佛。
金塔寺東窟中心塔柱（局部）
肅南金塔寺西窟
平面略同東窟，但規模較小。中心塔柱基座以上，每面各三層，每層皆有龕像。下層除龕外無比丘、有武士外，大略同東窟。中層東、南兩面正中塑通肩坐佛，西面正中塑思惟菩薩。東、南、西三面兩側各塑菩薩坐像四身。北面正中塑右袒交腳坐佛，兩側上部各塑兩菩薩，下部各塑兩比丘坐像。上層每面塑千佛或菩薩。前壁與窟口已崩毀。左、右、后壁殘存壁畫有三層，最里層畫千佛。窟頂繞中心塔柱畫供養菩薩，外側繪滿飛天。
金塔寺西窟中心塔柱（局部）
酒泉文殊山千佛洞
平面近方形，寬3.94、深3.8、高3.6米。窟內正中鑿方形中心塔柱。有前室，寬略同于主室，深不詳。中心塔柱每面寬2米。基座之上每面各兩層，每層皆有龕像。下層每面各開尖拱龕一，龕內原塑坐佛一，龕外兩側各塑一菩薩。上層略同下層。前壁正中的窟口高1.68、寬0.53米。西、北兩壁尚存壁畫。北壁分上下兩部分，上部畫著通肩服裝的千佛，下部畫通肩或右袒服裝的立佛十身。西壁中部畫阿彌陀佛及觀世音、大勢至兩菩薩。阿彌陀兩側上部畫千佛，下部畫供養人行列。窟頂繞中心塔柱畫飛天與伎樂天。
上述所列三窟皆無紀年題記。肅南金塔寺東西兩窟，據董玉祥、岳邦湖等同志描述其窟頂壁畫和窟內塑像云：“菩薩與飛天均高鼻深目，體高肩寬，其畫法是以朱色線條準確而又簡練地勾出人物形體，衣飾部分施以石綠、淺黃或純白等色，與敦煌早期壁畫毫無共同之處。不僅壁畫如此，其兩窟內塑像，無論在人物形體或塑作手法上，也自成一格。在衣紋雕作上，多采用凹凸線條或圓線條，更增加了一種立體感和衣服的質感。另外，兩窟造像大量采用高塑的方法，使一些造像貼壁而坐或凌云飛翔”。“金塔寺東、西兩窟內所造菩薩與飛天的裝飾，就各有六七種之多，如東窟中心柱中層東、西、南三面各龕外之菩薩服飾，就很少有兩個是相同的。這些新的形式出現，將為研究我國早期石窟藝術造像方面，提供了新的資料。”由此知與敦煌莫高窟現存早期洞窟的繪塑不同。
金塔寺東西兩窟中的飛天
他們描述酒泉文殊山前山千佛洞的壁畫云：“佛與菩薩其面像都體格魁梧，具有早期作品的特征。布局概括簡練。用色以土紅、赭石、石綠、純白、藍、黑等幾種顏料為主。其畫法的特點，先以土紅或白色刷出人物基本形象，再用較深的寬線在顏面和肢體邊緣勾出輪廓，然后以紅線或黑線勾勒，使其定形之后，用鮮艷而又濃厚的色彩，涂其衣裙和帔巾等飾物，裙紋除用黑線勾畫外，又在其邊緣用一種比底色較深的顏色，暈染一道，使其明暗分明，增加了強烈的體積感。與新疆克孜爾千佛洞以及敦煌272、275、254、259等早期洞窟內之壁畫，有著不可分割的淵源關系。”似乎也表示了文殊山前山千佛洞早于敦煌莫高窟現存早期洞窟的看法。
莫高窟第275窟壁畫
北涼
莫高窟第275窟彌勒造像
北涼
此外，值得注意的還有千佛洞阿彌陀、觀世音和大勢至這組為敦煌莫高窟現存早期洞窟中所沒有的題材；而這種題材，卻以不同的譯名——“無量壽佛”，出現在劉家峽市炳靈寺的西秦龕像中[35]。敦煌莫高窟現存早期洞窟的年代，我認為還以維持北魏時期的舊說為穩妥[36]。因此，早于敦煌莫高窟現存早期洞窟的這三座塔廟窟的開鑿，有可能出自北涼時期；或是北涼亡后，這里沿襲了涼州佛教藝術的系統而開鑿的。無論前者，抑是后者，這三座塔廟窟是考慮涼州式樣的重要參考對象，應該是無可懷疑的。
炳靈寺169窟北壁一佛二菩薩泥塑造像
綜合武威天梯山1、4兩窟、酒泉敦煌吐魯番所出北涼石塔和肅南金塔寺、酒泉文殊山前山這三座石窟的資料，我們初步考慮在我國新疆以東現存最早的佛教石窟模式——涼州模式，其內容大體可包括為以下幾項：
1.有設置大像的佛殿窟，較多的是方形或長方形平面的塔廟窟。塔廟窟窟內的中心塔柱，每層上寬下窄，有的方形塔廟窟還設有前室，如酒泉文殊山前山千佛洞之例。
2.主要佛像有釋迦、交腳菩薩裝的彌勒。其次有佛裝彌勒、思惟菩薩和酒泉文殊山前山千佛洞出現的成組的十佛（十方佛）、阿彌陀三尊。以上諸像，除成組的十佛為立像外，皆是坐佛。
3.窟壁主要畫千佛。酒泉文殊山前山千佛洞千佛中現說法圖，左壁說法圖的主像是阿彌陀三尊；壁下部出現了供養人行列。
4.邊飾花紋有兩方連續式的化生忍冬。
5.佛和菩薩的面相渾圓，眼多細長型，深目高鼻，身軀健壯。菩薩、飛天姿態多樣，造型生動。飛天形體較大。
左圖：武威天梯山第4窟中心柱右壁下層龕外菩薩像
右圖：武威天梯山石窟第1窟中心柱左壁下層龕外供養菩薩
距離涼州較近的早期佛教遺跡，還有劉家峽市的炳靈寺石窟。炳靈寺第169窟第六龕發現西秦建弘元年（420年）題記和“□國大禪師曇摩毗之像”的榜題[37]，知道這里最早龕像始于西秦。西秦411年遷都枹罕，即今臨夏，炳靈寺位于枹罕之北約八十余里，其地古稱唐述山，《水經注·河水》記其地云：
每時見神人往還矣，蓋鴻衣羽裳之士，煉精餌食之夫耳。俗人不悟其仙者，乃謂之神鬼，彼羌目鬼曰唐述，復因名之為唐述山，指其密堂之居，謂之唐述窟。其懷道玄宗之士，皮冠凈發之徒亦往托棲焉。
炳靈寺石窟核心區域遠眺
圖片轉引自“飛鳥寺文管所”公眾號
西秦禪師選此地造龕像，正是取其幽密，便于禪行。《高僧傳》卷十一《玄高傳》云：
（西秦乞伏）熾槃跨有隴西，西接涼土，有外國禪師曇無讖（或即上述之曇摩毗——引者）來入其國，領徒立眾，訓以禪道。
又記關中禪僧玄高也為乞伏熾槃所尊崇：
尊（玄高）為國師，河南（指西秦——引者）化畢，進游涼土，沮渠蒙遜深相敬事。
西秦高僧或從涼州來，或向涼州去，可見西秦佛教與涼州關系密切，而西秦于炳靈興建龕像之時（420—431年），也正與北涼沮渠蒙遜在涼州南山斵窟安置佛像的時間（412—428年）相近，因此，參考炳靈西秦龕像，推測涼州石窟或許沒有大誤。
炳靈寺第169窟南壁
炳靈寺西秦龕像主要有1窟通肩立佛一身和169窟中的若干龕像[38]。兩窟皆利用天然洞罅，并未斵崖開窟。現將上述兩窟西秦和較西秦為晚的重要龕像，試分兩期，簡記其內容如下：
一期（屬于420年或稍后）
窟龕號169:6平面橫長方形龕。龕內塑右袒禪定坐佛和二菩薩，有榜題：“無量壽佛”“□觀世音菩薩”“得大勢志菩薩”。右壁上方畫十方佛，其下畫“彌勒菩薩”立像。彌勒之右畫“釋迦牟尼佛”立像，像下有供養人行列。釋迦立像右上方為建弘元年（420年）題記，共二十四行。題記下方列供養人兩行，上行第一身榜題“□國大禪師曇摩毗之像”，其后供養人榜題中有“乞伏□罡集之像”。
窟龕號1貼崖罅處塑通肩立像一身。現存二菩薩為明代塑像。
窟龕號169:7貼崖原塑二立佛，現存左側通肩立佛一身。下方繪壁畫八鋪，自上：立佛二，通肩禪定坐佛及二菩薩，通肩禪定坐佛一，通肩說法坐佛及二菩薩，右袒說法“無量壽佛”坐像，“維摩詰之像”及“侍者之像”，通肩禪定坐佛一，以塔為背景的“釋迦牟尼佛”“多寶佛”相對倚坐像。左下方繪壁畫多鋪，其中有右袒說法坐佛、二菩薩及胡人供養像一鋪，該鋪左上端有后來補繪的交腳菩薩坐像。
窟龕號169:9—11貼崖塑三立佛，一右袒，二通肩。左下方繪壁畫多鋪，有右袒坐佛及菩薩，通肩禪定坐佛。
窟龕號169:17西壁貼崖原塑一佛、二菩薩，現存右側菩薩。右下方有思惟菩薩像一身。
窟龕號169:18西壁貼崖塑右袒立佛一身。
西秦建弘元年墨書題記
炳靈寺第169窟第6龕
炳靈寺第169窟第6龕供養人像
炳靈寺第169窟第11龕壁畫
二期（較一期為晚）
窟龕號169:22貼崖原塑右袒立佛及二菩薩，現右側菩薩佚。
窟龕號169:？位第22龕上方，貼崖原塑通肩禪定坐佛七，現存五身。
窟龕號169:3平面橫長方形龕。龕內塑通肩禪定坐佛一，右塑菩薩，左塑力士。坐佛上端有飛天壁畫。
炳靈寺169窟飛天壁畫
炳靈寺第169窟北壁外側下層泥塑坐佛三身
從上述可見西秦在炳靈尚無鑿窟的作法，除貼崖塑繪，即作橫長方形平面開口形式的淺龕。龕像布局皆以一鋪為單位，各鋪間沒有聯系，這顯然比若干單位有系統的組合在一起的洞窟設計為原始。第一期各單位的主要佛像有釋迦坐像、立像，二立佛、三立佛和無量壽佛，其次有十方佛，彌勒菩薩立像和思惟菩薩像，還有與較晚的其他地點形式不同的維摩詰臥床和侍者像及釋迦多寶相對倚坐像等。第二期出現了七佛、交腳菩薩坐像和一菩薩一力士組成的脅侍像。這后一種脅侍組合既見于肅南金塔寺東窟、西窟，又見于敦煌莫高窟現存早期洞窟之一的257窟。而這種脅侍組合在炳靈第二期最晚的一組龕像之中。看來，炳靈第一期龕像比肅南金塔寺、酒泉文殊山前山千佛洞為早，是無可置疑的。因此，我們考慮涼州樣式似可分為兩個階段：早期可參考天梯山殘存的遺跡，酒泉等地出土的北涼石塔和炳靈第二期龕像。炳靈第二期龕像中最晚的如169窟第三龕的時間，大約已到了涼州式樣的尾聲階段。
彩塑脅侍菩薩
涼州系統的窟龕造像，大多來源于今新疆地區。涼州節制西域由來已久，西晉末，中原戰亂，四世紀中期，位于塔里木盆地北沿的龜茲和南沿的于田，這兩個西域的重要佛教據點都詣姑臧朝貢[39]。384年，前秦呂光一度攻占龜茲后，經龜茲東來涼州和自涼州西去龜茲的僧人，日益增多，東來涼州的有名高僧有鳩摩羅什[40]、佛陀耶舍[41]、曇無讖[42]、曇摩蜜多[43]；西去龜茲的有僧純、曇充[44]、竺道曼[45]。此時，涼州佛教也和于田關系密切。約在三、四世紀之際，已有涼州道人在于田城中寫漢譯的《時非時經》[46]。此后，曇無讖到涼州后又親自去于田求《涅槃中分》[47]，沮渠蒙遜從弟安陽侯京聲亦去于田取經[48]。此外，涼州僧寶云[49]、僧表[50]、惠欖[51]西去于田，智猛、曇纂也西歷龜茲、于田后，東返涼州[52]。文獻記錄北涼僧人去于田者，尚有曇學、威德等八人[53]。其時，龜茲盛小乘，于田習大乘；龜茲多鑿石窟，于田盛建塔寺。這兩個系統的佛教及其藝術，于新疆以東首先融會于涼州地區。上述涼州式樣的窟龕造像，正如實地反映了這個事實。
克孜爾石窟第188窟 (左) 及第189窟 (右) 壁畫
沮渠蒙遜設置丈六大型佛像于石窟之中，炳靈貼塑大像于崖壁和天梯、肅南金塔寺、酒泉文殊山前山千佛洞等處的方形或長方形塔廟窟，應都與龜茲有關[54]，北涼石塔和涼州系統各窟龕所雕塑的釋迦、交腳彌勒、思惟菩薩等，也都見于龜茲石窟[55]；文殊山前山千佛洞內壁面上下分欄的布局和中部以下壁面繪供養人行列的作法，也是龜茲石窟所習見[56]，值得注意的是涼州模式中保存較為完整的一處壁面——肅南金塔寺東窟中心塔柱西面的布局：下層為坐佛龕，上為交腳彌勒這一組形像，與拜城克孜爾石窟第80窟中心塔柱正面的設計極為相似[57]。文殊山前山千佛洞中心塔柱龕外與窟頂繪畫或影塑大型飛天，前者多見于龜茲大像窟[58]，后者在塑像大部被毀的龜茲石窟中，雖然沒有可以對比的資料，但在龜茲西南境外今巴楚東北的脫庫孜薩來依發現的佛寺遺址中，出土了內容豐富的影塑，其中即有姿態類似的大型飛天形像[59]。
克孜爾石窟第80窟主室正壁壁畫全景
克孜爾石窟第80窟主室正壁壁畫局部
克孜爾石窟第8窟飛天壁畫
炳靈寺和文殊山塑繪的立佛列像，既見于龜茲石窟[60]，又發現于時間略晚的和田拉瓦克塔院遺址中[61]。金塔寺、文殊山壁畫滿繪千佛。千佛在龜茲石窟流行較晚[62]，但為于田寺院流行的形像[63]。此外，文殊山所繪的阿彌陀和炳靈寺的無量壽、釋迦多寶、維摩詰等形像，目前雖不聞于田有相同的遺跡，但都出自大乘佛典，且都可在于田找到有關情況。
丹丹烏里克遺址
載于《斯坦因第一次中亞考察報告：古代和田》
丹丹烏里克佛寺壁畫殘片
載于《斯坦因第一次中亞考察報告：古代和田》
和田東北丹丹烏里克和阿克特勒克等寺院遺址多出蓮花化生形像[64]。按蓮花化生，出于眾生隨九品行業，經過化生于蓮花之中，始可往生極樂世界的信奉[65]，因知于田曾流行《無量壽經》或《阿彌陀經》。三世紀末，于田沙門直祇多羅譯《維摩詰經》[66]；約為八世紀祥公所輯的《法華經傳記》卷一引《西域志》記：“昔于田王宮有《法華》梵本六千五百偈”，又記于田
“東南二千里有國名遮拘槃國[67]。……王宮亦有……《法華》《大涅槃》等五部大經，并十大偈。……又東南二十余里，有山甚嶮難，峰上有石窟，口狡（狹）內寬，其內……《法華》凡一十二部，皆十萬偈。國法相傳，防護守掌”[68]。
看來，涼州系統的石窟中的大乘形像，應與于田及其以東關系密切。涼州系統的大乘形像，以最東邊的炳靈寺為最突出。這一點，我們考慮還可以和當時長安佛教聯系起來。四世紀末五世紀初，即沮渠佛教興隆之前，東方佛教盛行關中。402年，鳩摩羅什在長安譯《無量壽經》《賢劫經》；406年，又重譯《法華》《維摩》[69]，后又注解《維摩》。羅什譯經時，廣集四方義學參與研討者，多至三千人[70]，其高弟道融[71]、曇影[72]、慧觀[73]各疏解《法華》，僧肇[74]、道融[75]、道生[76]各注釋《維摩》，因此，當時長安對《法華》《維摩》之研討論述，影響廣遠。我們懷疑炳靈壁畫中出現早期形式的釋迦多寶和維摩形像，很可能和這樣的歷史背景有關。如果上述推測無大差誤，那么，距長安較近的炳靈窟龕出現較多的大乘圖像，除了西方于田及其以東的影響外，很可能比涼州系統的其他石窟更多的受到來自東方長安的影響。至于五世紀前期的長安佛教及其造像，既有向西影響涼州的跡象，又有南下影響南方的文獻記錄，此饒有興趣的問題，已超出本文研討涼州模式的范圍，容將另文討論。
本文原載于《考古學報》，1986年第4期。
注釋：
[1]參看《出三藏記集》（以下簡作《祐錄》）卷十三《竺法護傳》；《高僧傳》卷一《竺曇摩羅剎傳》；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以下簡作《佛教史》）第七章《兩晉之名僧與名士》。
[2]見《祐錄》卷七釋道安《合放光光贊略解序》。
[3]見《魏書·釋老志》。
[4]參看《祐錄》卷九《漸備經十住胡名并書敘》。
[5]《太平御覽》卷一二四引《十六國春秋·前涼錄》：張天錫“三年（365年），姑臧北山楊樹生松葉，西苑牝鹿生角，東苑銅佛生毛”。
[6]參看《祐錄》卷七《首楞嚴后記》《開元釋教錄》卷四《總括群經錄·前涼錄》。
[7]參看《祐錄》卷三《新集安公涼土異經錄》和《佛教史》第八章《釋道安》。
[8]《高僧傳》卷五《釋道安傳》：道安“既達襄陽，復宣佛法，……四方學士競往在師之。時征西將軍桓朗子鎮江陵，要安暫住。朱序西鎮，復請還襄陽，安以白馬寺狹，乃更立寺，名檀溪，即清河張殷宅也，大富貴者并加贊助，……涼州刺史楊弘忠送銅萬斤，擬為承露盤。安曰，露盤已托汰公營造，欲迴此銅鑄像，事可然乎。忠欣而敬諾”。按朱序西鎮之年為377年，其前一年，前秦下涼州，379年道安離檀溪西入關，因知弘忠刺涼，即在376年以后不久。
[9]參看《高僧傳》卷一《曇摩難提傳附趙正傳》。正字文業，《祐錄》卷九道安《增一阿含序》：“外國沙門曇摩難提……以秦建元二十年（384年）來詣長安……武威太守趙文業求令出焉，佛念譯傳。”同書卷十三《曇摩難提傳》作趙政。
[10]見《祐錄》卷十五《佛念法師傳》。
[11]《祐錄》卷十一《比丘大戒二百六十事》：“卷后又記云，秦建元十五年（379年）十一月五日，歲在鶉尾，比丘僧純、曇充從丘慈高德沙門佛圖舌彌許，得此授大比丘尼戒儀及二歲戒儀……涼州道人竺道曼于丘慈因此異事；來與敦煌道人……。”
[12]參看《高僧傳》卷三《釋智嚴傳》。
[13]見《祐錄》卷十五《寶云法師傳》。
[14]參看《高僧傳》卷二《鳩摩羅什傳》。
[15]《高僧傳》卷六《僧肇傳》：“后羅什至姑臧，肇自遠從之，什嗟無極。及什適長安，肇亦隨入。”
[16]參看《祐錄》卷十四《佛陀耶舍傳》。
[17]見《魏書·釋老志》。
[18]見《弘明集》卷十一。
[19]《太平御覽》卷一二四引《十六國春秋·北涼錄》記“（沮渠茂）虔為酒泉太守，起浮圖于中街，有石像在焉。”蒙遜卒，茂虔嗣位后，涼州閑豫宮中譯事猶盛，事見《高僧傳》卷三《浮陀跋摩傳》：“浮陀跋摩，此云覺鎧，西域人也……宋元嘉之中達于西涼。先有沙門道泰志用強惈，少游蔥右，遍歷諸國，得《毗婆沙》梵本十有萬偈，還至姑臧，側席虛襟，企待明匠，聞跋摩游心此論，請為翻譯。時蒙遜已死，子牧犍襲位，以犍承和五年歲次丁丑四月八日，即宋元嘉十四年（437年），于涼州城內閑豫宮中，請跋摩譯焉，泰即筆受，沙門慧嵩、道朗與義學僧三百余人考正文義，再周方訖，凡一百卷。沙門道挺為之作序。”
[20]見《廣弘明集》卷七《列代王臣滯惑解》。
[21]見于著錄的北涼西去求法僧人有：沮渠京聲，見《祜錄》卷十四《沮渠安陽侯傳》；道普，見《高僧傳》卷二《曇無讖傳》；道泰，見《祐錄》卷二《新集經論錄》和《高僧傳》卷三《浮陀跋摩傳》；僧表、法盛，見《名僧傳》卷二六（據日釋宗性《名僧傳抄》，下同）；恵欖（覽），見《名僧傳》卷二十；法惠，見《名僧傳》卷二五；曇學（靜泰《眾經目錄》卷一、《大唐內典錄》卷三皆作曇覺）、威德等八人，見《祜錄》卷八《賢愚經記》。
[22]見于著錄的北涼譯僧有：曇無讖，見《祜錄》卷十四《曇無讖傳》；浮陀跋摩、道泰，見《高僧傳》卷三《浮陀跋摩傳》；僧伽陁，見《歷代三寶記》卷九；道龔、法眾、曇學、威德見《祜錄》卷二《新集經論錄》；智猛、曇篡，見《祜錄》卷十四《智猛法師傳》；法盛，見《開元釋教錄》卷四；慧嵩，見靜泰《眾經目錄》卷一；沮渠京聲，見《祜錄》卷十四《沮渠安陽侯傳》。此外，《祜錄》卷二《新集經論錄》另記有出于涼州敦煌的《決定毗尼經》，未審譯經人名。又《開元釋教錄》卷四《總括群經錄·北涼錄》錄北涼新舊諸失謙經有五十三部合七十五卷之多。
[23]《廣弘明集》卷二七。
[24] [25]參看《佛教史》第十九章《北方之禪法凈土成戒律》。
[26]參看佛陀跋陀羅譯《佛說觀佛三昧海經》卷三、卷七和沮渠京聲譯《治禪病秘要法》卷上。僧人習禪之窟或名定窟，定窟一辭最早見于曇無讖譯《犬般涅槃經》卷三十。
[27]參看劉慧達《北魏石窟與禪》，《考古學報》1978年3期。
[28]此事又見道宣《廣弘明集》卷十五《列塔像神瑞跡》。
[29]興國重佛事，見《祐錄》卷九《優婆塞戒經記》：“太歲在丙寅（426）夏四月二十三日，河西王世子撫軍將軍錄尚書事大沮渠興國與諸優婆塞等五百余人共于都城之內，請天竺法師曇摩讖譯此在家菩薩戒，至秋七月二十三日都訖。秦沙門道養筆受。愿此功德令國祚無窮，將來之世值迂彌勒，初聞悟解，逮無生忍，十方有識，咸同斯誓。”
[30]參看向達《西征小記》，刊《國學季刊》七卷一期（1950年）。后收入《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論文集，三聯，1957。
[31]參看史巖《涼州天梯山石窟的現存情況和保存問題》，《文物參考資料》1955年2期。
[32]其中酒泉、敦煌所出八座，見錄于王毅《北涼石塔》，刊《文物資料叢刊》（一），1977年版。吐魯番所出兩座，本世紀初為德人勒柯克（Lecoq）劫去，宋慶石塔見“Choischo”，圖版60，1913年版。此塔與另一小石塔1982年曾運美國展覽，見“Along the ancient silk routes”，圖版7、8，1982年。
[33]《太平御覽》卷一二四引《十六國春秋·北涼錄》記沮渠茂虔任酒泉太守時在酒泉中街起浮圖，其形制可據上述諸石塔推測。茂虔任職酒泉在420年至433年之間，其建浮圖時正與石塔年代相若。北涼諸石塔以高窄的基座和粗壯的相輪為其特征。此種塔式與英人斯坦因（A. Stein）從若羌、焉耆劫去的小木塔極為近似（前者參看“Serindia，IV，圖版32；后者見同書、卷，圖版128），因知是當時新疆中部以東以南流行的塔式。敦煌、酒泉靠近該區，再東即未見實例。
[34]參看甘肅省文物工作隊《馬蹄寺、文殊山、昌馬諸石窟調査簡報》（董玉祥、岳邦湖執筆），《文物》1965年3期。史巖：《酒泉文殊山的石窟寺院遺跡》，《文物參考資料》1956年7期。
[35]參看甘肅省博物館、炳靈寺石窟保管所《炳靈寺石窟》，圖版24，1982年版。
[36]參看拙著《兩漢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敦煌》，刊絲綢之路考察隊《絲路訪古》，1982年。
[37]參看《炳靈寺石窟》，圖版17、24。
[38]參看《炳靈寺石窟》圖版5—7、13—32。
[39]《晉書·張軌傳附孫駿傳》：“至駿境內漸平，又使其將楊宣率眾越流沙伐龜茲、鄯善，于是西域并降。……焉耆、前部、于田王并遣使貢方物。”《通鑒》系此事于咸康元年（335年）末。同書《四夷·龜茲傳》：“惠懷時，以中國亂，遣使貢方物于張重華”。
[40]參看《高僧傳》卷三《釋智嚴傳》。
[41]參看《祐錄》卷十四《佛陀耶舍傳》。
[42]參看《祐錄》卷十四《曇無讖傳》。
[43]參看《高僧傳》卷三《曇摩密多傳》。
[44] [45]參看《祐錄》卷十五《佛念法佛傳》。
[46]《開元釋教錄》卷二《總括群經錄·西晉錄》：“沙門若羅嚴外國人也，譯《時非時經》—部。經后記云：“外國法師若羅嚴手執胡本，口自宣譯。涼州道人于田城中寫記。房等皆云法矩譯者，誤也。既莫知于帝代，且附西晉錄中。”
[47]參看《祐錄》卷十四《曇無讖傳》。
[48]參看《祐錄》卷十四《沮渠安陽侯傳》。
[49]參看《祐錄》卷十五《寶云法師傳》。
[50]參看《名僧傳》卷二十六。
[51]參看《名僧傳》卷二十。
[52]參看《祐錄》卷十四《智猛法師傳》。
[53]靜泰見《眾經目錄》卷一。威德見《祐錄》卷八《賢愚經記》。
[54]參看拙著《克孜爾石窟部分洞窟的類型與年代》，《中國石窟·克孜爾石窟》I，日文版，1983年。
[55]同上。
[56]如克孜爾石窟189窟主室左右壁，參看《中國石窟·克孜爾石窟》III，圖版64、75，日文版，1985年。
[57]參看《中國石窟·克孜爾石窟》II，圖版43，日文版，1984年。
[58]如克孜爾石窟47、48窟和新1窟窟頂壁畫，參看《中國石窟·克孜爾石窟》I，圖版152，158—160。又同書III，圖版171。
[59]此寺址，1906年曾被法人伯希和（P. Pelliot）盜掘，所出大型飛天影塑見法人韓伯詩（L. Hambis）編輯的“Too-mchdur”I圖版68:170，74:180—181，1961年。
[60]參看《中國石窟·克孜爾石窟》I，日文版，1983年。
[61]此塔院址，1900年英人斯坦因（A. Stein）、1928年德人特靈克勒（E. Trinkler）等皆曾盜掘，所出列像參看斯坦因“Ancient Khotan”（以下簡稱“斯坦因書”），圖版13—15、17、18、40，1907年；德人格羅甫（G. Gropp）編輯的“Arch?ologische Funde aus Khotan. Chinesisch-ostturkestan”(以下簡稱“格羅甫書”）圖93、99、105，1974年。塔院的年代，斯坦因推定為六世紀，時間雖略晚，當源于該地區或其附近的早期形像。
[62]見上揭《中國石窟·克孜爾石窟》I。
[63]如1900年斯坦因在丹丹烏里克盜掘的寺址，參看斯坦因書I，圖29、同書II，圖版3。又如特靈克勒在達瑪溝北巴拉瓦斯特盜掘的寺址，參看格羅甫書，圖76。
[64]丹丹烏里克所出化生形象，參看斯坦因書II，圖版56、83、87。阿克特勒克所出化生形像，參看格羅甫書，圖129。
[65]參看支婁迦讖譯《無量清凈平等覺經》卷三、康僧鎧譯《無量壽經》卷下、曇良耶舍譯《觀無量壽經》。
[66]《歷代三寶記》卷七《東晉錄》錄西域沙門祇多蜜譯經中有《維摩詰經》四卷。此祇多蜜即《祐錄》卷七釋道安《合放光光贊略解序》所記泰康七年（286年）赍《放光經》來洛陽之于由沙門祇多羅。參看日人羽溪了諦《西域之佛教》第四章《于田國之佛教》（賀昌群譯本，1956年）。
[67]遮拘槃又譯作遮拘迦，羽溪《西域之佛教》謂即斫句迦。斫句迦，斯坦因考其位置當在今若羌一帶，參看斯坦因書I，89—92頁。
[68]《法華經傳記》引《西域志》所記遮句槃王宮事，應是442年鄯善王西奔且末以前的情況。參看馮承鈞《高車之西徙與車師都善國人之分散》，《輔仁學志》十一卷一、二合期（1942年），該文后輯入《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論著匯輯》（1957年）。
[69]參看《歷代三寶記》卷八《前后二秦苻姚世錄》。
[70]參看《高僧傳》卷二《鳩摩羅什傳》。
[71]見《高僧傳》卷六《道融傳》。
[72]見《高僧傳》卷六《曇影傳》。
[73]見《高僧傳》卷七《慧觀傳》。
[74]見《高僧傳》卷六《釋僧肇傳》。
[75]參看《高僧傳》卷六《道融傳》。
[76]見《高僧傳》卷七《竺道生傳》。
本文綜合消息來源：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武威市博物館、武威市天梯山石窟保護研究所、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涼州文化研究院、考古學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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