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發展的底層邏輯,不是誰攢錢攢的多,而是誰花的多。
不知道你們發現沒有,隨著時間進入2020年代,最近幾年大家的對時間的感知普遍變得遲鈍了,很多人至今的記憶還停留在2019年。
站在百年后的歷史窗口,2020年注定會是一個分水嶺,這不僅僅只是因為新冠,也包括整個宏觀經濟的底層運行邏輯。
說一個數字大家就能夠感受到其中的變化。截止2019年末,我國居民存款為80多萬億,這是此前這么多年存款的總和。
然后,我國居民存款從2020年到2025年這六年時間里,存款總額從80多萬億飆升到了160萬億,短短六年時間,居民存款總額就翻了一倍,這背后的原因,可以說是整個國人消費投資習慣的徹底逆轉。
當然,越來越多的還不僅僅是居民存款總額。截至2025年末,我國廣義貨幣供應量(M2)余額也突破了340萬億大關,同比增長8.5%。
在如此龐大的貨幣供應背景下,我國居民消費占GDP的比重,卻仍然維持在40%左右,遠低于全球平均水平。
更值得關注的是,狹義貨幣(M1)余額為115.5萬億元,增速僅為3.8%,這與M2增速形成了4.7個百分點的剪刀差。
宏觀上的貨幣總量持續擴張,但居民消費意愿卻并未同步提升。錢印得越多,人們反而越不敢花錢,這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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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理解這一悖論,我們首先需要理清貨幣供應量的層次結構。M0是流通中的現金,M1包括M0加上單位活期存款、個人活期存款等,代表即時購買力。
而M2則在M1基礎上加上單位定期存款、居民儲蓄存款等,反映了潛在購買力。
最近這十年,我國M2增速可以說是相當迅猛。從2016年的155萬億元到2025年的340萬億,十年間M2規模翻了一番多。2025年M2增速8.5%也明顯高于5%名義GDP增速,這也意味著貨幣環境較為寬松。
這種擴張主要源于幾個方面。第一是為了應對下行壓力,保持流動性充裕;第二是債券發行規模擴大;第三是金融機構信貸投放保持合理增長。
當M1增速低于M2增速時,這表明資金更多沉淀為定期存款等低流動性資產,而非用于即時消費和投資。這也能夠幫助我們理解為什么這幾年居民存款飛漲,以及基建民間投資層面的下滑。
而面對龐大的貨幣供應,居民消費率卻長期低迷,這背后是一系列結構性、制度性乃至心理性因素的疊加結果。
為什么消費相對疲軟?第一個原因就是預防性儲蓄動機強烈。社會保障體系的薄弱,是抑制消費的首要因素。2025年我國居民儲蓄率約32%,超額存款規模也非常龐大,世界銀行的報告也明確指出,高預防性儲蓄是我國消費疲軟的核心原因。
至于為什么會出現預防性儲蓄,這也是因為家庭缺乏充足的社會保障,而被迫進行大量儲蓄。
第二個原因就是收入增長放緩和預期不穩。
收入是消費的基礎,但近年來我國居民收入增長也面臨著實質性壓力。2025年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實際同比增長5%,這和GDP增速基本持平,但收入分配結構問題突出。
社科院金融研究生指出,居民消費不足從流量因素看,源于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放緩和收入預期下降。央行調查也顯示,2025年傾向于“更多儲蓄”的居民占比62%以上,創歷史新高,而傾向于“更多消費”的僅19%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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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個原因就是資產價格收縮和財富效應減弱。房地產和股市的調整,其實對居民財富也形成了很大的沖擊。2025年地產投資下滑17.2%,多地房價和峰值相比下跌明顯,對于背負房貸的家庭來說,貶值不僅僅意味著家庭資產縮水,還使家庭資產負債表惡化。
而最后一個原因,則是供給和需求的錯配。
有效供給不足也制約了消費潛力釋放。我國在投資上占GDP比重比全球平均水平更高,同時我國居民消費占GDP比重又低于全球平均水平,這也導致了生產端的問題,擠壓到了收入端乃至消費端。
當然,最重要的還是M1和M2剪刀差的擴大本身,就直觀反映了資金從“活錢”向“死錢”轉化的過程。
剪刀差擴大說明企業在獲得資金后,往往選擇存進銀行,而不去投資和使用,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經濟下行壓力下,企業投資意愿下降。2025年10月制造業PMI為49.0%,處于榮枯線以下且環比走弱,BCI企業銷售、利潤前瞻指數也出現環比下降,企業預期轉弱使得資金活化意愿降低,單位活期存款流轉放緩。
貨幣政策保持適度寬松,但資金從金融體系向實體經濟的傳導仍然存在阻滯。2025年社會融資規模增量累計為35.6萬億元,但大量資金并未轉化為有效的消費和投資需求。這種“流動性充裕但傳導不暢”的局面,是剪刀差持續存在的重要原因。
資金充裕,但要想真正傳導到實體經濟,這背后仍然需要一個更健全和流暢的傳導機制。除此之外,就是收入分配機制。
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就建議,提振居民消費關鍵在于改善收入預期和增加存量財富,財政應該抓住低利率窗口期積極擴張,將較多的地方部門存量財富向居民部門適度轉移。具體措施包括深化收入分配、財富積累、民營經濟等重點領域;優化收入分配格局,健全社會保障體系,解決中低收入群體消費的后顧之憂。
總的來說,要想提振消費,必須要搭配一套多元化的支撐體系,其中就包括收入分配、社會保障體系等等,只有不斷健全這些,才能夠讓消費潛力得到充分的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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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0萬億M2與40%消費率的反差,揭示了宏觀經濟轉型期的深層矛盾。貨幣供應的擴張創造了“有錢”的表象,但居民消費決策基于的是實際購買力、未來預期和安全感。當教育、醫療、養老的“新三座大山”依然沉重,當就業和收入前景不明朗,當資產價值面臨縮水風險時,理性的家庭選擇必然是增加儲蓄、減少消費。
M1-M2剪刀差的擴大,正是這種集體心理的貨幣化表現:資金從活躍的支付領域流向沉淀的儲蓄領域,從即時消費轉向預防性儲備。這不是簡單的“流動性陷阱”,而是結構性問題的集中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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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羅sir,關心人、社會和我們這個世界的一切;好奇事物發展背后的邏輯,樂觀的悲觀主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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