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獨秀出獄后想回黨內，毛主席也希望他回到黨內，為何最終沒回？

1937年8月的一個悶熱夜晚，安慶火車站燈光昏黃。五十七歲的陳獨秀拎著一只舊皮箱，抬頭望向北方的方向，輕聲感慨：“這場抗戰，能不出力嗎？”隨行友人只回了一句：“先生，路還長。”他終于結束四年囚禁，卻馬上把目光投向烽火中的民族大義。

彼時正值七七事變后不滿兩月，國民政府在各界輿論包圍下放人以示“團結”。在那批被列為“政治犯”的名單里，陳獨秀最受矚目。理由很簡單——二十多年前，他用《青年雜志》點燃的新思潮曾席卷全國，喚醒無數熱血青年，而今中國又陷入存亡關頭，他自然不甘旁觀。

獲釋第三天，陳獨秀請人轉交一封信到陜北。信不長，卻寫得擲地有聲：愿以余生與昔日同志并肩抗敵，望準予恢復黨籍。毛澤東收到信件后沉吟良久，對周恩來說：“老陳若能回歸，是好事。”一句看似輕松的肯定，其實暗藏復雜考量。

時針回撥到1915年。陳獨秀在上海法租界樓上一口氣寫下“敬告青年”六個字，隨后創刊《新青年》。雜志印到湖南時，一個叫毛澤東的師范生興奮地把文章剪貼在課堂黑板旁。五年后，黎明之前的上海弄堂里，陳獨秀、李漢俊、李達等人點燈開會，宣布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成立。再一年，全國十三位代表聚到望志路106號，黨的一大在風雨中落幕，陳獨秀被推為總書記。可以說，他是把火種交到后來人手中的那雙手。

然而歷史并不只記錄光環。1926年3月“中山艦事件”爆發，蔣介石借機掀起清共浪潮。陳獨秀在緊要關口主張“息事寧人”，既未組織反擊，也未公開反訴，直接導致廣州黨組織被連根拔起。幾個月后，他又對“是否脫離國民黨”遲疑不決，使一度壯大的工人運動迅速遭到鎮壓。這一連串撤步，被黨內稱為“三次右傾退讓”。

1927年“四一二”槍聲響起，上海街頭血染石庫門。陳獨秀的軟態度被視作直接推手，他在黨內的威信急轉直下。同年底中央決定改組，他仍被保留總書記名義，卻再無實權。1929年11月，他因堅持“反對冒險主義”與共產國際沖突，被開除黨籍。這一年，他五十歲。

被逐出黨后，陳獨秀輾轉武漢、南京、成都等地，繼續著書立說，公開批評國民政府對外妥協。1932年秋，淞滬會戰失利，他痛斥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這番言論直接惹惱當局，被以“危害民國”罪名判十三年。獄中，陳獨秀仍一邊翻譯《法蘭西革命史》，一邊關注前線態勢，甚至給友人寄去作戰分析。不得不說，這樣的骨氣與執拗，貫穿了他的一生。

抗戰爆發后，統一戰線成為全國共識。社會名流接連為陳獨秀呼吁，蔣介石權衡利弊，只得批準提前釋放。陳獨秀步出鐵窗那一刻，已無政黨身份，卻仍自認“革命老人”。他拒絕國民黨遞來的橄欖枝，也婉拒友人勸其另起爐灶，只想重返共產黨。

毛澤東的三點要求并不苛刻：一是寫出正式的自我批評，承認當年的右傾錯誤；二是公開支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三是用行動證明與黨內一致。后兩條，陳獨秀爽快應承。首條，卻像橫亙他與延安之間的一堵墻。他對周恩來說：“我可以負責戰斗，難道還要自污名節？”這短短一句，將他的性格刻畫得入木三分。

與此同時，王明在莫斯科治病后返國。他代表共產國際，對陳獨秀始終抱有強烈戒心，擔憂昔日領袖加入會沖擊自己路線。在延安窯洞里，他多次提出“防止托派滲透”，并暗中向各地黨組織放話：陳獨秀有“漢奸嫌疑”。這種聲音讓邊區高層陷入兩難：若貿然接納，容易引發國內外猜測；若繼續觀望，又顯得不近人情。談判由最初的熱絡逐漸冷卻。

更深層的矛盾，其實在理論分歧。自1930年起，陳獨秀公開傾向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反對斯大林“社會主義一國建設”。延安方面顧慮到與蘇聯的國際關系，對帶有“托派”色彩的陳獨秀保持防范。外部抗戰吃緊，內部尚未穩固，任何可能激化路線斗爭的因素都被謹慎排除。

1940年春，陳獨秀攜夫人高君曼遷居重慶北碚，再次遞交的申請石沉大海。此后，他不再寫信求復歸，只在雜志上發表《論抗戰與民主》等文章，力倡“全民抗戰，聯合政府”。1942年5月27日清晨，他在簡陋的草堂中因心臟病突發去世，終年六十三歲。床頭擺著的，仍是那本被翻卷了角的《共產黨宣言》。

回看這段曲折，大致可見三層原因阻隔了他與黨組織的再度攜手：個人性格的固執，不肯低頭認錯；黨內外復雜的政治考量，不容輕易冒險；以及國際路線斗爭的縫隙，令雙方互生顧慮。幾股力量交織，使得愿景終成泡影。留給后人的，唯有那本《新青年》泛黃的封面，靜靜述說一位老革命者未竟的歸隊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