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大培·文史淺談(625)長征,應是一個國家的遷徒

劉大培/2026/3/14

我曾在40多年前在岳王路花鳥市場的地攤上收購到一枚瑞金蘇維埃政府發行的銅幣，拿在手中沉甸甸的，攤主要價5元人民幣。當年我工資一個月也只有50多元，所以覺得貴了點。好者我時常有稿費，5元、10元的每月有幾筆，于是就咬咬牙買了下來。過了幾年在幾位錢幣收藏家朋友一起鑒定時，有位收藏前輩告我，這枚銅幣可能不是瑞金當年鑄造的，而是后來臺灣鑄造的，后流入大陸，忙問緣由。

這位錢幣收藏大佬告我：當年瑞金蘇區有蘇維埃銀行，自鑄銅元自印紙幣，當然只在蘇區內流通。據說當時蘇區有兩臺質量上乘的鑄幣機，一臺隨中央紅軍長征時帶走，另一臺則留在蘇區瑞金。結果被帶走的那一臺在紅軍為減輕行軍負擔時沒能保存下來，反而是留下來的一臺鑄幣機被國民黨軍繳獲，最后落到何應欽手中。到了上世紀六十年代，何應欽年老無事，閑得無聊，就動起了這臺鑄幣機腦筋，壓出了不少中華蘇維埃硬幣出來。所以現在錢幣收藏圈中不少蘇維埃硬幣都不是當年的真貨，而是何應欽當年在臺灣自鑄的。

由鑄造蘇維埃銅幣的中央蘇維埃銀行，我聯想到幾天前在瑞金看到的那幾十個蘇維埃機關舊址室館，心想，那時的中央蘇維埃就是一個完整的國家呀！我在參觀中見到了中共中央辦公廳、中央紀委檢察部外，還見到了外交委員會（部）、軍事委員會、勞動委員會、土地委員會、財政委員會、教育委員會、內務委員會、司法委員會、檢察委員會、國家政治保衛局。這是1931年中央蘇維埃政府剛成立時的九部一局。

到了1934年召開了第二次蘇維埃代表大會后，又增添了國民經濟委員會、糧食委員會、中革軍委、最高法院、審計委員會、國家銀行、國家郵局等。大家看看，這不就是北京各部、局、委的前身嗎？在當年那么困難的情況下，一個龐大的國家已經形成了。只不過，它們隨長征又搬遷到了延安，又從延安搬到了北京，這就中央政府的搬遷史。

掛在瑞金葉坪景區內墻上的中央蘇維埃政府布告

瑞金中央紀委丶國家監委辦公處

瑞金市政行政局辦公處

瑞金教育委員會（部）辦公處

這是一個完整的國家機構，幾乎涵蓋了類似今天北京的各個部門最高權力機關。但長征開始了，這么多部門，誰能落下呀，于是統統跟隨主力撤退。撤到哪里去呀？誰也沒有數，連最高領導人博古同志也心中無底，走一步算一步吧。

然而如此龐大的臃腫的機構和軍隊是不適合突出敵軍重重合圍的，在長征一出發的湘江突圍戰中就慘遭損失，除了犧牲的將士外，僅被桂系軍宣傳，就有七千多人被他們的第四集團軍俘虜（有可能被李宗仁的桂系部隊夸大了）。

中央紅軍的損失，除了出發時的倉促外，機構龐大，新兵質量差是重要因素外，所攜帶的物資太多也是重要因素。在師永剛、劉瓊雄編著的《紅軍》一書中記載，為防御敵軍進攻，或迫不得已時撤退，中共中央和中央蘇維埃各部門都儲存了大量物資，如棉花8．6萬斤、子彈14萬發、草鞋20萬雙、糧食6萬余擔…。這么多機構、這么多物資全要突圍轉移出去，太困難了。于是沿途就開始拋棄，到四渡赤水時，攜帶的大部分物資都拋棄了。親歷長征的將士們告訴斯諾：“成千上萬支步槍和機槍，大量機器和彈藥，甚至還有大量的銀洋都埋在他們從南方出發的長征途中。”我在文章開頭寫到的鑄幣機也是不得不拋棄的物資之一。

我在瑞金參觀學習時，認真看了三個展區，一是葉坪展區，二是紅井展區，三是二蘇大（第二次蘇維埃代表大會）展區。三個展區看完，我就認識到這兒其實就是一個小小的國家，這兒有完整的國家機器，早在1931年11月中共中央就在瑞金召開了第一次全國工農兵代表大會，大會上宣告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成立，這大概算是國號吧！

選出了國家領導人，由毛澤東、周恩來、朱德、項英、等63人為中央執行委員，毛澤東為蘇維埃主席，項英、張國燾為副主席。毛主席的稱呼就此誕生。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有憲法大綱、土地法、勞動法、婚姻法等法律。

蘇區中央政府下設軍事、外交、財政、土地、教育、司法、內務、監察、國家政治保護局（大概與今天的國安部類似吧）等一整套國家權力部門。

中央蘇區政府有自己的銀行、貨幣、郵票。

有軍隊，包括主力紅軍、地方武裝、民兵10多萬人。

中央蘇區內人口約300多萬人。

暫以紅軍軍旗代替國旗。

這不是一個國家嗎？

從瑞金歸來，我常思考一個問題，即像我們這樣權力高度集中的國家，領導不能輕易犯錯呀，一犯錯其損失就不得了。像瑞金蘇區的慘敗，就是前車之鑒。毛澤東于1937年在延安總結三年前中央蘇維埃失敗的二個教訓時，對斯諾說，第一個教訓是當年未能與福建蔡廷鍇將軍密切合作，團結合作，共圖大事；第二個教訓是，在敵強我弱的情況下，應避開正面強攻的陣地戰，保存好自己的有生力量，才不至于使中央紅軍遭受到如此困境和損失。當年從中央蘇區走出8．6萬人馬，一年后到達延安時，僅存一萬左右了。這完全是王明、博古的錯誤領導所致，由瞎指揮造成的。

教訓在眼前，值得后人深思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