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冬梅 | 司馬光對王安石變法態度的轉變

熙寧元年（1068）四月，王安石返京就任翰林學士，次年二月，王安石被任命為副宰相，正式接替了張方平的角色。

神宗任命王安石為副宰相，反對的人不少。神宗曾經告訴王安石：“呂誨曾經詆毀你不通時事。趙抃和唐介也多次進言，說你的壞話，生怕我要再提拔你。”神宗的東宮舊臣孫固則直言王安石“文章行誼都很高明”，然而“狷介偏狹肚量小”，非宰相人選。

這些反對的人卻不包括司馬光。司馬光后來追憶，王安石初入中書，“眾喜得人”，顯然，他本人是與眾同喜的。讓司馬光的態度發生逆轉的，是唐介之死與鄭獬之去。

三月二十九日，副宰相唐介去世，得年六十。很多人相信，唐介是被王安石氣死的。唐介的學問、行政能力和政績都算不上一流，他能夠登上參政高位，一多半是憑了性格中的剛烈正直。想當初，仁宗要給張貴妃的堂伯高官厚祿，殿中侍御史唐介堅決反對，言辭激烈。仁宗氣不過，把他貶官外放，結果卻讓唐介成了舉世矚目的直言標桿。神宗提拔唐介做副宰相，便是要借重他的“剛勁之名”來表明尊重輿論的態度。

天子用我以直，我當以直報之。熙寧元年七月，在王安石的極力主張下，神宗下詔宣布司法新規，允許在謀殺罪中適用自首減刑原則。在反對無效之后，大多數人像富弼和司馬光一樣，持保留態度。而唐介則拒絕保持沉默，他幾次當著神宗的面與王安石爭執不下。一場激烈的辯論之后，落了下風的唐介撇開王安石，轉向神宗喊道：“謀殺罪大惡極，全天下的人都認為自首不能減刑，說行的就只有曾公亮和王安石！陛下，陛下！”

面對面紅耳赤、渾身顫抖的辯論對手，王安石發出了致命一擊：“那些認為謀殺罪不能自首減刑的，都是朋黨！他們是為了反對而反對，他們并不關心法律的真諦和國家的安寧！”

此言一出，滿座皆恐。要攻擊高級官員，沒有比“朋黨”更為惡毒的罪名了。當天傍晚，唐介突然一病不起，不久，“疽發于背”而卒。

唐介之死震動了司馬光。在他的主持之下，一百五十八名參議官員一致通過了太常禮院為唐介所擬的“質肅”謚號。“質肅”者，“正而不阿，剛而能斷”。剛正之人，何來朋黨？司馬光為唐介鳴不平。

開封知府鄭獬的離職同樣與謀殺自首減刑新規有關。開封百姓喻興伙同其妻阿牛，謀殺阿李，案發后自首。鄭獬拒絕按照新規來判決此案，并揚言要面見皇帝，重啟討論，公開叫板王安石。然而，就在鄭獬躍躍欲試，準備上殿面君之時，卻被調離了開封知府的崗位，失去了面圣資格。趁著兩位宰相不在家——富弼請病假，曾公亮在洛陽出差，副宰相王安石越俎代庖，簽署調令，以明目張膽的違規操作，驅逐了素不相能且公開反對自己的鄭獬。這是司馬光斷斷不能安然接受的。

熙寧二年的秋天，司馬光與王安石對開封政局的感受是迥然不同的。

王安石意氣風發。他可以肯定自己獲得了神宗皇帝幾乎全部的信任——“幾乎”這個限定詞還是要有的，畢竟，皇帝偶爾還會有動搖、有保留。曾經推薦了王安石又成為王安石反對派的宰相曾公亮感嘆說：“上與安石如一人，此乃天也！”

在過去一年多的時間里，王安石與神宗有過數次一對一的長談。神宗聰明穎悟，超過王安石之前所有的學生。在往復問難之中，王安石完成了對神宗的“講學”，神宗完成了“擇術”。王安石確信，接下來朝廷的政策將沿著自己制定的方針路線前進。對于那些反對派，王安石相信，把他們趕走是必要的。本朝的傳統是“異論相攪”，允許甚至鼓勵持不同意見的大臣在朝堂上爭論——王安石不否認這樣做可能有些好處，但那只是在正確方針確定之前。方針既定，留著反對派說東道西，只會讓皇帝動搖，讓政策搖擺，讓政府喪失效率。是時候結束吵鬧、搖擺，大踏步向前了！

這正確方針，可以分為“最高目標”和“現階段最迫切的任務”兩部分。最高目標是“恢復漢唐舊境”，“依照漢唐兩代的幅員規模，由宋王朝再一次實現統一全中國的大業”。要實現這一偉大壯舉，就必須建設強大的國防力量；而強大的國防，必須以強有力的財政為支持。所以，“現階段最迫切的任務”就是“富國”，就是“理財”。

在財政問題上，王安石與當時大多數人最大的區別不在于形勢判斷，而在于解決方案。宋朝國家面臨前所未有的財政困境，這是常識，是共識。大多數人提出的解決方案的核心是“節流”，“所謂豐財者，非求財而益之也，去事之所以害財者而已矣”。王安石解決方案的核心則是“開源”，向富人下手，由政府出面，直接接管那些原本由富人所把持經營的事業，把原本富人“蠶食細民所得”的社會財富變成政府的直接收入，由政府來統一掌控使用。

王安石的政府將排除異見，從財政下手，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熙寧二年二月十三日，變法領導小組“制置三司條例司”成立，知樞密院事陳升之（1011-1079）、副宰相王安石擔任組長。制置三司條例司直屬于皇帝，在用人等方面擁有極大的靈活性，王安石是其頭腦和靈魂。在王安石的主導下，條例司就像是一個高效率的孵化器，各項新法不斷醞釀、出臺。

頭一個要改的就是東南地區供應中央物資的管理制度。宋朝的經濟重心在東南六路，政治重心在北方。順著運河，東南物資源源北上。按照當時的制度，各地供應中央物資的種類和數額都是固定的，三司只管收，地方只管送，毫無靈活性，碰上大豐收、價格便宜也不敢多送；趕上歉收、絕收，卻要從外地高價買進再轉送開封。如此一來，老百姓吃虧，政府也不占便宜，白白把大把的銀子送給那些“乘時射利”的大商人。怎么改？在東南設置“中央采購代表”一職，給本錢，給政策，讓他根據開封的庫存和需求信息，以及東南各地的生產情況，綜合考慮價格、運輸成本等因素，實時調控，根據就賤就近的原則決定政府購買和物資征發的品種及數量。這個“中央采購代表”就是“東南六路發運使”，發運使并不是新職位，只不過它本來的職責只是簡單的催收督運，而王安石賦予了它新生命，希望它成為東南物資與開封需求之間的樞紐，為政府創造效益。這項新法被稱為“均輸法”。

均輸法是在七月頒布的。接下來還會有青苗法，這是王安石早在鄞縣試驗成功了的。有關科舉制度的改革、有關勞役制度的改革，也都在醞釀之中。大宋王朝，必將擺脫貧弱之姿，國富兵強，指日可待。熙寧二年的秋天，王安石信心滿滿，腳步堅定，意氣風發。

熙寧二年秋天的司馬光卻憂心忡忡。他還是翰林學士，是神宗的經筵老師，皇帝依然尊重他，享受跟他在一起談史論今的時光，遇事還愿意聽聽他的意見。可是，司馬光的內心深處卻在經歷一場深刻的痛苦折磨。他眼睜睜看著大宋王朝政治傳統中那些最美好的東西，就像是黃河岸邊的泥沙一樣，正在快速流失。

那些膽敢反對王安石的人被一個一個地驅離了中央。在重大人事任免案上，王安石表現出高度的“任性”。按照宋朝制度，重大人事任免案必須由皇帝和宰相共同商定，宰相、副宰相集體簽署，以防止皇帝、宰相、副宰相中的任何一方、任何個人獨斷專權、非理性決策。可是，王安石引導著神宗，輕輕巧巧地就把制度給繞過去了。自二月初進入宰相府以來，不管大事小事，只要跟其他宰相意見不一致，王安石就會單獨求見皇帝。而每一次，他都能成功說服皇帝，拿到“御批”，以“御批”來搪塞其他宰相，壓服公眾輿論。變法領導小組“制置三司條例司”，“制置”的是“三司”的“條例”，三司長官卻不在其中；如此重要、關系政策未來走向的機構，也沒有其他宰相的參與。

司馬光更擔心王安石的這種作風對神宗的影響。神宗本身就是一個對制度缺乏耐心的年輕皇帝，他需要一個負責任的宰相從旁提醒。作為經驗豐富、富有智慧的資深政治家，宰相“佐天子而理大政”，本應在皇帝發昏的時候攔著他，而王安石的做法卻正好相反，他在利用皇帝的不耐煩，慫恿皇帝沖破傳統、打碎制度。那么，除了列祖列宗留下的制度傳統，還有什么是能夠束縛皇帝的？打破傳統與制度、失去制約的皇權是可怕的，它將會吞噬一切！

在司馬光看來，本朝的確需要改革，但改革絕不是草率的全盤否定、另起爐灶。他利用經筵進講的機會，苦口婆心勸說神宗：“天下就像是個大房子，有破敗的地方就要修，只要房子本身沒有大毛病就不需要拆了重造。真出了大毛病，要翻蓋，沒有好的設計師、沒有最優質的材料，也是不行的。現在這兩樣都沒有卻要硬生生拆了沒大毛病的老房子蓋新的，只怕這新房子連遮風避雨都做不到啊！”

司馬光眼睜睜地看著王安石與他最初所標榜的立場漸行漸遠。“變風俗，立法度”，開放言路，引用君子，振作風氣，這是王安石最初的說法。司馬光全都同意。然而，王安石的調子變得是那樣快，快得簡直讓司馬光回不過神來。他說“引用君子”是在二月三日上臺之初，可是到了三月二十一日，他卻說：“如今想要理財，就必須提拔能干的人。”當德與才不能兼備時，王安石選擇舍德而取才。他提醒神宗，要提防社會輿論的批評：“天下人只看見朝廷優先提拔能力突出的，看不到朝廷對道德君子的獎掖，只看見朝廷把理財當作頭等大事來抓，還沒來得及整頓禮義道德、社會風氣，可能會擔心風俗敗壞，流弊無窮。各種意見都會出來。所以，還請陛下首先確定治國之道的先后緩急（‘陛下當深念國體有先后緩急’）。”這是什么話？因為理財是迫切的，所以臉面、體統、規矩、道德秩序都可以暫時不要嗎？問題是，當你想要的時候，還能不能要得回？就算是能，在風俗敗壞、喪失了底線的社會廢墟上重建道德秩序，得多花多少力氣？

二月，王安石說“泰者通而治也，否者閉而亂也”，主張廣開言路。三月十八日，他還說“除弊興利，非合眾智則不能盡天下之理”。可是，四月間，他擠走了滕甫；五月間，他擠走了鄭獬；到六月，又趕走了呂誨。神宗想要安排青年才俊蘇軾到宰相府工作，王安石反對的理由無比直白：“蘇軾和我的所學（思想）及議論（觀點）都不一樣，無法共事。”而那些仍然留在核心機構中的“異議分子”，對于政策，已經沒有置喙的余地，剩下的就是兩條路，要么改弦易轍，跟王安石走，要么離職。比如，神宗皇帝欽點進入制置三司條例司的蘇轍，其財政觀點與司馬光接近，在條例司如坐針氈地熬了五個月之后，只得主動請辭。

王安石對于異己思想、觀點、人物如此極端的排斥和打擊，讓司馬光感受到強烈的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