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克蘭難民抵觸回國：孩子已習慣了美國文化，忘了自己出生在哪里

美媒報道，在炸彈如雨點般落下、俄軍迅速逼近基輔之際，塔莉婭·布拉熱維奇做出了艱難的決定：帶著孩子們逃離烏克蘭，移居國外。

做出同樣選擇的人遠不止她一個，許多像布拉熱維奇這樣的流離失所者曾相信，有朝一日他們會重返家園。但上月這場沖突進入第五個年頭后，一些人不再那么確定自己會拋下新生活、返回烏克蘭。

“這場沖突看不到盡頭。我擔心它會永遠拖下去。”布拉熱維奇上月在其位于華盛頓特區的家中通過電話接受采訪時表示，她和9歲的兒子阿爾喬姆以及7歲的兒子丹尼斯居住在那里。

據聯合國難民署統計，自俄烏沖突以來，已有近600萬人離開該國，現年31歲的布拉熱維奇便是其中之一，她在沖突爆發五個月后離開了烏克蘭。盡管許多人在收容國找到了工作、接受了教育并獲得了某種程度的穩定，但像布拉熱維奇這樣的人擔心，如果返回烏克蘭，孩子們會忘記自己的祖國，或者難以適應。

“即使是像交通信號燈這樣的小差異：在這里，你在白色信號燈時過馬路，而不是綠色。孩子們需要幾個月的時間才能內化這一點。”她說，“這么小的事情，但在承受了這么多壓力之后，它就顯得重要了。”

布拉熱維奇說，重返家園對他們來說在社會交往方面會很困難。她在移居美國之前就會說英語，現在是一名私人助理。“五年后，他們可能會完全忘記自己曾經出生在烏克蘭。”她補充道。

隨著俄軍在東部前線持續施壓，并反復打擊軍事地點以外的民用和能源基礎設施，留在烏克蘭的人們正面臨每日的無人機和導彈襲擊、輪流停電、不眠之夜、動員浪潮以及對未來的深深不確定性。

“我太害怕回到那個社會了。在經歷了所有這些創傷、所有這些恐怖之后，人們會變成什么樣子？”布拉熱維奇說。2014年，在俄羅斯支持的反叛分子通過武裝起義推翻烏克蘭中央統治后不久，她就被迫逃離了烏克蘭東部的頓涅茨克地區。

她說，當她徒步離開該地區時，“我的兩個朋友在路上被地雷炸死了。”

時至今日，她的家鄉——位于頓涅茨克北部的康斯坦丁尼夫卡——仍處于前線，并是一片廢墟。

對其他人來說，比如德米特羅·茲維亞金采夫，適應新國家的生活被證明更加困難。

這位49歲的男子（距離烏克蘭征兵最高年齡還有11年）表示，他在俄羅斯襲擊后立即嘗試入伍，但因健康問題被拒絕。

他曾在烏克蘭擔任高級電氣工程師并經營小生意，他表示語言障礙阻礙了他在德國找到類似的工作。俄羅斯襲擊六個月后，他與妻子柳德米拉和10歲的兒子伊萬移居德國。

他說，相反，他被迫從事技能要求較低的工作以維持生計。

“我被迫每天突破自己，但目前我別無選擇。”他說，并補充說他發現很難適應。“在我這個年紀，由于我已經養成的習慣和原則，我不愿意改變。”他說。

根據這個由27個國家組成的聯盟上月發布的數據，德國接收的烏克蘭難民數量在歐盟中最多，超過125萬人。

盡管茲維亞金采夫感謝德國為他建立新生活提供的支持，但他表示他的心仍留在哈爾科夫。這座城市位于烏克蘭東北部，距離俄羅斯邊境約20英里，經常遭到俄軍轟炸。

“我所有的思緒都關于家鄉，看到它被轟炸讓我心碎。”茲維亞金采夫說，“我真的很想回到烏克蘭。因為那是我出生的地方，我歸屬的地方，我父母安葬的地方。”

據基輔智庫拉祖姆科夫中心的社會項目專家奧爾加·佩休克利娜稱，像茲維亞金采夫這樣的難民之所以堅守烏克蘭，是因為“根據定義，他們是被迫移民者”。

該智庫去年12月的一項研究發現，烏克蘭難民越來越不傾向于將返回家園視為唯一選擇。

瑪麗亞·庫利亞在上月的一次采訪中表示，她一直想在別處建立事業，因為“國外有更多機會”，而且腐敗不像烏克蘭那樣普遍——在烏克蘭，即使在與俄羅斯的沖突期間，丑聞也席卷了政府、商界和軍隊的高層。

因此，她于2022年10月從烏克蘭南部港口城市敖德薩移居倫敦，目前正在學習成為一名律師。“在烏克蘭，由于所有的任人唯親和腐敗，要取得成就極其困難。”21歲的庫利亞說。

烏克蘭人能否留在他們移居的家園還有待觀察。

歐盟理事會給予烏克蘭難民的臨時保護身份將于2027年3月到期，不過該機構已建議此后過渡到更永久的身份。

在美國，拜登政府推出的“團結為烏克蘭”人道主義計劃在唐納德·特朗普總統于2025年1月上任后暫停接受新申請，人道主義假釋延期申請也被凍結，使許多烏克蘭人陷入法律困境。許多人現在擔心他們可能很快面臨被驅逐回活躍戰區的命運。

布拉熱維奇表示，在她和兒子們的臨時法律身份于2025年7月到期后，她失去了工作權，在等待延期期間靠罐頭食品生存，并欠下了巨額債務。

該身份隨后被延長至2027年7月，但她說新規則旨在讓“人們放棄并離開，但我無處可去”。

“我看到了死亡人數。”她在談到家鄉康斯坦丁尼夫卡時說，該鎮現已處于疏散令下超過一年。“孩子們不應該在那里。”

盡管法律系學生庫利亞表示她曾返回敖德薩探望，但她“在烏克蘭不再有家的感覺，至少不像在英國那樣，因為這里是我人格形成的地方。”

“烏克蘭感覺像是另一種生活，另一種現實，有時我甚至不再認同那種現實。”她說，并補充說，盡管她的一些親戚仍留在敖德薩，“但很難與他們保持聯系。”

“我羞于向家人講述我生活中的任何快樂時刻。”她說，“因為我知道他們的現實與我的如此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