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這套戰術在移民議題上,可能會打開潘多拉魔盒。
到頭來,一切努力都無濟于事:在巴登-符騰堡州,左翼黨從7%跌到接近4%。對小黨而言,這一結果出自一場“殘酷的兩極化”——杰姆·厄茲代米爾與曼努埃爾·哈格爾之間的對決擠壓了其他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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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黨主席揚·范阿肯為選舉專門上了好幾門語言課,也沒能改變左翼黨的命運。此后,競選不只用德語,也用阿拉伯語、希臘語或意大利語展開。
這套策略在這片以工業與生態并重著稱的巴登-符騰堡州沒有奏效,但它也許更像是在為即將到來的柏林選舉放出的試探氣球。
實用工具還是風險游戲?起初聽起來像是進步,細看卻是一場風險不小的博弈——操盤手顯然借鑒了英國綠黨或紐約民主黨人的做法。畢竟在選舉中,越來越“游刃有余”的一方,是能掌控選民那段愈發稀缺的注意力的人。
在移民社會里,用阿拉伯語或希臘語溝通,或許能制造出極化選戰所需的那種“微妙差別”。因此,它與其說是范阿肯所稱的“尊重的象征”,不如說是一種精巧的策略。
這套策略還讓左翼黨得以與右翼邊緣拉開差距——左翼黨在選票上也部分依賴這種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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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在于:異質社會要運轉,離不開一些前提,而這些前提往往只能由同質化的國家來保障。換句話說,在民族國家框架內推行多語競選,付出的代價可能是自由國家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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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多民族國家歷史的人都清楚:在中東、高加索或巴爾干,多民族國家往往只能靠強勢的“利維坦”維系。一旦威權統治結束,民族內戰就會反復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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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憲法學者伯肯福德曾精準概括,自由國家本身就是一場“冒險”,那么自由的移民社會更是如此。它必須證明:在一個被馴服的“利維坦”之下,也能保障和平共處。
但伯肯福德也早已指出:自由國家首先依賴的,是它的社會。如果德國選擇黨用羅馬尼亞語競選、基民盟用意大利語競選、左翼黨用阿拉伯語競選、社民黨用土耳其語競選、自民黨用波斯語競選,其分裂潛力將極其驚人。
這些語言選擇背后暗示的“黨派歸屬”,本身是過度簡化的刻板印象,但多語競選很容易把人推向這種并不體面的聯想。
在這方面,美國堪稱“先鋒”:例如,一位土耳其裔美國人出任美國醫療保險與醫療補助服務中心負責人,卻在亞美尼亞人聚居社區追查腐敗問題。
日常生活中的多語并存,依然是自由移民社會的優勢;但在競選這種非常狀態下,還是應當堅持使用德語。
至于合理的例外,厄茲代米爾與哈格爾已經證明過:施瓦本方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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