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工資”何以成為“犯罪”？企業職務行為刑事打擊擴大化的糾偏

本文作者：徐偉

摘要

近年來，在企業涉罪案件的司法實踐中，呈現出將僅履行職務行為的普通員工或高管大規模、無差別地作為刑事打擊對象的趨勢。此種做法不僅對涉案員工及其家庭造成了毀滅性打擊，亦在深層次上違背了刑法所內含的謙抑性與期待可能性兩大基本原則。本文以辯護律師代理的真實案例為切入點，剖析當前司法實踐中職務行為被不當擴大打擊的現象、成因及其社會危害。在法理層面，本文深入探討了履行職務行為的主觀認知與犯罪故意之間的界限，并論證了在特定企業組織結構與文化中，對普通員工苛以避免參與違法活動的期待是不現實的。最后，為回應實踐難題，本文從完善單位犯罪“直接責任人員”的認定標準、將期待可能性理論作為具體的出罪事由、強化主觀故意的證據規格等方面，提出限縮職務行為刑事責任的路徑，以期在懲治犯罪與保障人權之間達致平衡，促進刑事司法公正與法治營商環境的優化。

關鍵詞：企業犯罪；職務行為；刑法謙抑性；期待可能性；單位犯罪

引言

作為一名在刑事辯護領域深耕多年的律師，筆者時常感受到法律天平的沉重與復雜。在處理過的眾多案件中，一個反復出現的現象尤為引人深思：在涉企業犯罪的案件中，大量僅為履行自身工作職責、領取固定薪酬的員工，甚至包括部分中高層管理人員，被一并列為刑事打擊的對象。這種將個人職務行為與企業犯罪行為簡單劃等號的做法，不僅在法理上值得商榷，更在現實中造成了諸多負面的社會影響。筆者近期代理的兩起案件，便是這一困境的典型縮影。

在筆者代理的一起北京侵犯公民個人信息案中，涉案企業因其經營行為涉及的公民個人信息數量高達上億條，這一驚人的數字成為司法機關啟動刑事追訴的直接動因。然而，在后續的審判中，法院幾乎對企業內所有履行了相關職務行為的員工均判處了刑罰。但從一線辯護的視角審視，該案的定罪證據，尤其是證明各層級員工具有“明知”其行為系“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犯罪的主觀故意的證據，存在明顯不足。另一件開設賭場的案件，情況同樣令人警醒。涉案企業不僅建立了相對明確的內部合規舉措，其創始人甚至曾擔任當地的政協委員，具有一定的社會聲望。盡管案件背后可能牽涉復雜的“趨利性執法”問題，但更為突出的矛盾在于，在缺乏充分證據證明相關人員具有共同犯罪故意的情況下，司法機關依然對所謂的中高層管理人員——這些同樣僅是領取固定薪酬的“高級打工人”——判處了重刑。這種做法給相關員工及其家庭帶來了毀滅性的打擊，有的親屬因此悲傷離世，有的則對子女的未來發展造成了難以挽回的負面影響。

上述案例并非孤例，它們共同指向了一個核心問題：在當前的刑事司法實踐中，當企業行為觸及刑法紅線時，對內部員工刑事責任的追究邊界何在？將單純的職務行為不加甄別地擴大化打擊，是否違背了作為刑法“最后手段性”的謙抑性原則？當員工在復雜的企業結構和信息不對稱的環境下，難以對企業行為的整體違法性產生準確認知時，我們是否還能“期待”他們做出完全合法的選擇？這又是否與刑法的期待可能性理論相悖？這些問題不僅關乎個案的公正，更關乎法治化營身環境的建設，以及每一個社會成員的安全感。因此，本文擬從筆者的實務感受出發，結合相關法學理論，對企業犯罪中職務行為的刑事責任擴大化問題進行剖析，并嘗試提出相應的解決路徑，以期為司法實踐提供有益的參考。

一、現象、成因與危害：職務行為刑事責任的擴大化

（一）現象描述：司法實踐中的擴大化趨勢

當前司法實踐中，對企業犯罪中員工職務行為的刑事責任追究，呈現出一種令人擔憂的擴大化趨勢。這種趨勢主要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是歸責的“整體化”。在單位犯罪的框架下，司法機關傾向于將企業視為一個單一的犯罪主體，進而將單位的整體責任不加區分地“轉嫁”或“分解”至內部的各個成員。一旦單位被認定構成犯罪，所有參與了相關業務環節的員工，無論其職位高低、作用大小，都可能被視為犯罪鏈條上的一環，從而被追究刑事責任。這種“一人涉罪，全員受過”的邏輯，模糊了單位責任與個人責任的界限。

其次是打擊的“規模化”。特別是在一些涉案金額巨大、信息數量龐大或社會影響廣泛的案件中，如非法集資、網絡傳銷、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等，辦案機關往往面臨巨大的社會輿論和維穩壓力。為了彰顯打擊力度、回應社會關切，一種“從重從快”、“一網打盡”的辦案思路便容易形成。在這種思路主導下，偵查機關傾向于對所有涉案員工采取強制措施，檢察機關和法院也傾向于對大部分人員提起公訴并作出有罪判決，以實現對犯罪行為的全面清算。

最后是認定的“客觀化”。在主觀故意的認定上，存在著明顯的“重客觀、輕主觀”傾向。司法機關往往將員工具體參與了某一職務行為，作為其具有犯罪故意的核心證據，即從客觀的參與行為直接推定主觀的犯罪明知。至于員工對其行為在整個犯罪計劃中的地位、作用以及最終的危害結果是否具有清晰、完整的認識，則常常被忽略。這種以“客觀歸罪”邏輯替代嚴格主觀責任審查的做法，極大地降低了入罪門檻。

（二）成因探析：多重因素的疊加共振

職務行為刑事責任的擴大化并非偶然，而是多種復雜因素相互疊加、共同作用的結果。

第一，員工在企業經營活動中的認知困境。現代企業分工日益精細，業務模式也愈發復雜，尤其是在互聯網、金融科技等新興領域，商業模式的創新常常游走在合法與非法的邊緣地帶。身處其中的普通員工，往往只負責流水線上的一個環節，缺乏對企業整體商業模式及其法律風險的全面了解和準確判斷。當企業整體經營行為最終被認定為犯罪時，要求這些員工在事前就具備超越其崗位職責和認知能力的“火眼金睛”，是不現實的。

第二，企業內部的信息不對稱與風險隔離。在許多案件中，企業高層或實際控制人為了順利推進違法業務，往往會有意對普通員工隱瞞關鍵信息，或通過精心包裝的內部培訓、話術材料，將違法行為描述為正常的業務創新。員工在被動接受指令和信息的情況下，客觀上參與了犯罪行為，但其主觀上可能完全被蒙在鼓里，或者僅僅是基于對公司的信任而履行職責。

第三，司法實踐中的慣性思維與外部壓力。一方面，部分司法人員習慣于傳統的、以打擊犯罪為首要目標的辦案思維，對于刑法謙抑性、期待可能性等現代刑法理念的理解和適用尚不到位。另一方面，如前所述，重大案件引發的社會維穩壓力、被害人信訪壓力，以及潛在的“趨利性執法”動機，都可能促使辦案機關采取更為嚴厲的刑事政策，通過擴大打擊范圍來平息事態或實現特定目標。

第四，相關法律制度的模糊與缺失。我國《刑法》及相關司法解釋對于單位犯罪中“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的認定標準規定得較為原則，缺乏明確、可操作的細則。這種制度上的模糊性，為司法實踐中將責任擴大至普通員工提供了空間。當法律的標尺不夠清晰時，個案的裁量就更容易受到非法理因素的干擾。

（三）社會危害：法治與社會的雙重傷害

將職務行為不當擴大化追究刑事責任，其危害是深遠而廣泛的。它不僅違背了刑法的基本精神，也對社會造成了實質性的傷害。

從個體層面看，這種做法對涉案員工造成了極大的不公。許多員工僅僅因為“運氣不好”加入了涉案企業，或是在不知情的情況下履行了工作職責，卻因此身陷囹圄，個人前途盡毀。這嚴重違背了現代刑法“罰當其罪”和“罪責自負”的基本原則，使刑罰失去了其應有的正當性基礎。

從家庭層面看，每一個被錯判或重判的員工背后，都是一個破碎的家庭。親人承受著巨大的精神痛苦和經濟壓力，子女的成長也因此蒙上揮之不去的陰影。這種由司法不公引發的“次生災害”，其社會成本難以估量。

從社會和法治層面看，這種做法嚴重侵蝕了法律的權威和公信力。當普通公民發現，僅僅是恪盡職守地“打一份工”，也可能隨時面臨牢獄之災時，他們對法律的預測可能性和對司法的信賴感便會蕩然無存。這不僅會抑制社會的創新活力，破壞法治化營商環境，更會在根本上動搖社會公眾對公平正義的信仰。

二、法理評析：被洞穿的刑法基本原則

對企業員工職務行為的刑事責任擴大化，不僅在實踐中造成了諸多弊端，更在深層次上洞穿了現代刑法賴以建立的數個基本原則。這種以追求打擊效果為導向的司法實踐，使得刑法的正當性與合理性面臨嚴峻挑戰。

（一）刑法謙抑性：被遺忘的最后手段性

刑法謙抑性，又稱刑法的最后手段性，是現代法治國家公認的刑法基本原則。它要求立法者和司法者時刻保持審慎與克制，唯有在其他法律手段（如民事、行政手段）均不足以有效保護法益時，才能動用刑罰這一最嚴厲的制裁方式。正如我國著名刑法學家張明楷教授所指出的，刑法謙抑性的核心要義在于，“凡是適用其他法律足以抑止某種違法行為、足以保護合法權益時，就不要將其規定為犯罪；凡是適用較輕的制裁手段足以抑止某種犯罪行為、足以保護合法權益時，就不要規定較重的制裁手段。”[1]這一原則旨在防止刑罰權的濫用，避免國家以社會保衛為名，對公民的自由施加不必要的干預。

然而，在當前處理涉企犯罪的實踐中，謙抑性原則往往被懸置。司法機關傾向于將刑法作為處理企業違法行為的首選工具，而非最后手段。一旦企業行為觸及犯罪的邊緣，便急于啟動刑事程序，將企業及其員工悉數納入刑事追訴的范圍。這種做法混淆了職務行為與犯罪行為的界限。職務行為是企業組織得以運轉的基礎，是員工安身立命的本職工作。即便某些職務行為客觀上成為企業整體犯罪的一環，也絕不意味著該職務行為本身就等同于犯罪行為。在復雜的商業活動中，違法與合法的界限本就模糊，將刑罰的觸角過度伸入企業內部正常的職務分工，不僅會扼殺企業的經營活力，更會使所有員工都處于一種“動輒得咎”的不安狀態中。

更重要的是，對于企業經營活動中產生的許多違法問題，行政監管、民事賠償等手段本可以發揮重要作用。例如，對于數據處理不當的企業，可以通過《網絡安全法》《個人信息保護法》等行政法規進行處罰，責令其整改并賠償損失；對于經營模式存在爭議的，可以由市場監管部門進行調查和規范。只有當企業的行為嚴重侵害法益，且非刑罰不足以懲戒和預防時，刑法才應介入。將大量僅履行指令、未獲非法利益的普通員工推向刑事審判臺，顯然是對刑法謙抑性原則的背離，是刑事手段的過度與濫用。

（二）期待可能性：被忽視的“常人之不能”

期待可能性理論，是大陸法系刑法責任論中的核心概念。其基本思想是：只有當能夠期待行為人在具體情狀下不實施違法行為，而去實施合法行為時，才能對行為人進行非難，令其承擔刑事責任。如果基于行為人所處的特殊環境，無法期待其做出合法選擇，那么就應當阻卻其責任，或至少減輕其責任。[2]這一理論將“常人”在特定壓力下的正常反應納入考量，體現了法律對人性的深刻洞察與關懷，防止了法律對公民提出不近人情的過高要求。

在企業犯罪的語境下，期待可能性理論具有極強的適用價值，卻在司法實踐中被普遍忽視。現代企業是一個等級森嚴、分工細密的科層制組織。身處其中的普通員工，其行為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組織結構、企業文化、上級指令和信息壁壘的制約。

首先，從組織壓力來看，員工在面對上級下達的、可能存在法律風險的指令時，其選擇空間極為有限。拒絕執行指令，可能意味著失去工作、晉升機會，甚至遭到排擠和報復。在當前的社會保障體系和就業環境下，要求一個普通的“打工人”為了一個尚不確定的法律風險，去對抗整個組織的意志和個人的生存壓力，這種期待顯然是不現實的，也是不人道的。

其次，從認知能力來看，如前所述，員工往往被限定在特定的信息繭房中，難以對企業復雜的商業模式和法律風險形成全面、準確的判斷。當企業高層利用其信息優勢和專業知識，將違法行為包裝成“業務創新”或“行業慣例”時，普通員工往往只能被動接受，缺乏辨別的能力和機會。在此情況下，期待他們洞悉一切、做出完全合法的行為選擇，無異于強人所難。

我國刑法理論雖早已引入期待可能性理論，且在《刑法》第28條關于脅迫犯的規定中有所體現，但在司法實踐中，它卻長期處于“沉睡”狀態，鮮有法官在判決中明確援引此理論進行出罪或減責的說理。在涉企犯罪案件中，司法機關往往只關注員工是否“參與”了客觀行為，而忽略了對其行為選擇背后是否存在“不期待可能性”的情狀進行審查。這種對“常人之不能”的忽視，使得刑法淪為一種不食人間煙火的冷酷規則，而非體現正義與理性的裁判準則。

（三）主觀故意：被混淆的“認知”與“明知”

罪責自負原則要求，刑罰只能施加于具有主觀罪過（故意或過失）的行為人。在故意犯罪中，核心是行為人對其行為的性質、后果具有“明知”。然而，在職務行為被擴大化打擊的案件中，對“明知”的認定往往被泛化和虛置。

司法實踐中存在一種錯誤的傾向，即將員工對“履行職務行為”的認知，等同于其對“參與犯罪行為”的明知。員工當然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工作，比如在數據公司負責清洗數據，或在網絡游戲公司擔任客服。但這種對具體工作內容的“認知”，與刑法意義上對其行為的犯罪性質（如“侵犯公民個人信息”“開設賭場”）和最終危害結果的“明知”，完全是兩個層面的問題。前者只是對事實層面的認識，而后者則是對規范層面的認識，且要求行為人對行為的社會危害性有明確的預見。

根據主客觀相統一的原則，司法機關在認定犯罪故意時，負有嚴格的證明責任。必須提供充分、確實的證據，來證明員工不僅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而且明確知道其行為是犯罪行為的一個環節，并希望或放任這種犯罪結果的發生。絕不能僅僅因為員工參與了某一環節的職務行為，就簡單地、想當然地推定其對整體犯罪具有共同故意。這種做法本質上是一種客觀歸罪，它放棄了對行為人內心世界的審慎探究，將刑事責任的追究建立在了簡單、粗暴的邏輯跳躍之上，嚴重違反了主觀責任原則。

三、路徑探索：職務行為刑事責任的限縮與回歸

面對司法實踐中職務行為刑事責任的擴大化趨勢及其引發的種種弊端，僅僅停留在法理層面的批判是遠遠不夠的。我們必須積極探索將刑法基本原則重新嵌入司法實踐的具體路徑，在立法、司法、證據和政策等多個層面進行系統性重塑，以實現對員工職務行為刑事責任的合理限縮，使其回歸到罪責刑相適應的法治軌道。

（一）立法完善：明確“直接責任人員”的實質標準

當前單位犯罪刑事責任擴大化的一個重要制度根源，在于《刑法》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的界定過于原則，缺乏可操作性。為填補這一漏洞，立法機關和最高司法機關應盡快通過立法或司法解釋的方式，明確其認定標準，核心在于引入實質性判斷標準，摒棄單純的形式化、身份化認定。

首先，應確立“地位”與“作用”的雙重審查標準。在認定“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時，不僅要審查其是否在單位中擔任管理職位（地位標準），更要實質性地考察其在單位犯罪的決策、指揮、組織、協調等環節是否發揮了關鍵性的、不可或缺的作用（作用標準）。對于“其他直接責任人員”，則應考察其行為是否是單位犯罪得以實施的關鍵執行環節，以及其是否明知行為的犯罪性質并積極追求或放任結果的發生。通過這種實質性的審查，可以將那些雖身居高位但未參與核心決策的“掛名高管”，以及雖參與執行但僅是機械履行指令的普通員工，從刑事責任的羅網中剝離出去。

其次，應明確排除僅領取固定薪酬、未參與非法獲利的普通員工。在絕大多數單位犯罪中，非法利益的歸屬是判斷責任大小的重要標尺。對于那些僅是領取與市場水平相當的固定薪酬，未從犯罪活動中獲取任何額外分紅或提成的普通員工，原則上不應認定為單位犯罪的“直接責任人員”。因為他們缺乏犯罪的經濟動機，其行為更多地是基于勞動雇傭關系下的職責履行，而非對犯罪的認同和投入。這一規則的確立，可以為司法實踐提供一個清晰、簡便的“安全港”，有效避免責任的無限擴大。

（二）司法適用：激活期待可能性理論

要讓“沉睡”的期待可能性理論在司法實踐中蘇醒，關鍵在于推動法官在個案裁判中主動適用并展開說理。這需要司法機關轉變觀念，并建立起一套具體的審查標準。

第一，法官應依職權主動審查是否存在缺乏期待可能性的情形。在審理涉企犯罪案件時，不能僅僅滿足于查明被告人客觀上實施了何種行為，更應主動探究其行為時的具體情境。例如，可以通過庭審調查，了解被告人在企業中的層級、權力，其接收指令的模式，企業內部是否存在高壓或欺騙性的文化，被告人是否曾對指令提出異議，其薪酬水平是否異常等。通過對這些具體情境的綜合判斷，來評估對其苛以合法行為的期待是否合理。

第二，推動將期待可能性作為具體的出罪或減免處罰事由在判決中予以明確。當法官經過審查，認定被告人確實存在缺乏期待可能性的情形時，應當勇敢地在判決書的說理部分予以明確闡述，并以此作為宣告無罪、免予刑事處罰或減輕處罰的直接依據。只有通過一個個鮮活的案例，才能逐步形成適用期待可能性理論的司法慣例，使其真正從法學家的書齋走向法官的裁判文書，為那些“情有可原”的被告人打開一扇正義之門。

（三）證據規則：提高主觀故意的證明規格

遏制客觀歸罪的傾向，必須嚴格恪守主觀責任原則，核心在于全面提高對犯罪故意的證明標準。

首先，必須堅決反對“參與即明知”的簡單推定。司法機關必須摒棄僅因員工參與了某一環節的職務行為，就推定其對整體犯罪具有共同故意的做法。控方必須提供超越“參與行為”本身的、能夠直接或間接證明行為人內心“明知”的證據。例如，證明行為人參與了犯罪預謀的會議、閱讀過揭示犯罪性質的文件、接受過關于如何規避監管的專門培訓，或者獲取了遠超其正常勞動報酬的高額利益等。

其次，要特別重視對言詞證據的審查和補強。在很多案件中，認定員工主觀故意的核心證據，往往來自于同案被告人之間相互推諉、指認的供述。對于這類存在利害沖突的言詞證據，必須進行嚴格的審查，并要求有其他客觀證據（如前述的郵件、會議紀要、聊天記錄、資金流水等）予以印證，形成完整的證據鏈條，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孤證不能定案，尤其是在關涉公民自由與命運的主觀故意認定上，更應慎之又慎。

結語

對企業犯罪中員工職務行為的刑事責任進行合理界定與限縮，不僅是實現刑法個案公正與保障基本人權的內在要求，更是優化法治化營商環境、促進經濟社會健康發展的必由之路。當刑法的利劍不加區分地揮向那些在企業機器中按部就班工作的普通勞動者時，我們傷害的不僅是他們個人與家庭的幸福，更是整個社會對法治的信仰。司法機關必須時刻秉持刑法謙抑性的基本立場，審慎行使國家刑罰權，在每一個個案中，都應充分考量行為人是否具有值得同情的“不期待可能性”，并以最嚴格的證據標準去審視那份藏于內心的“犯罪故意”。唯有如此，刑法才能真正成為保護社會、懲治極惡的堅實盾牌，而非一把懸在所有“打工人”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

參考文獻

[1]張明楷.論刑法的謙抑性[J].法學研究,1995(4):59-65.

[2]李冬峰.期待可能性理論在司法實踐中的適用[EB/OL].(2019-10-22)[2026-02-20]
.https://www.deheng.com/dhgc/flgc/17409.html.

徐偉，北京市京都律師事務所合伙人，北京律協優秀辯護律師 ，北京青年刑辯法庭大賽冠軍 ，最高檢刑事申訴律師庫律師。

山東大學法學院碩士，北京市律協智庫委員，重大復雜案件研究組成員。作為業內以“靠譜、專業、有拼勁”著稱的新生代刑辯專家，徐律師長期深耕疑難復雜案件的攻堅。不僅在新型網絡犯罪領域建樹頗豐（著有《網絡犯罪案例研究》），更專攻高端經濟犯罪，業務深度覆蓋稅務、金融、走私、高管職務犯罪、重大食藥、復雜刑事資產定性及刑事財產保全與執行等高凈值領域。

其代理案件多次引發行業關注，曾入選最高檢典型案例、被寫入最高檢官方報告，并入圍“全國十大無罪辯護經典案例”評選，多次成功幫助當事人獲不起訴、無罪及國家賠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