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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場不該發生的戰爭背后,都有一個不愿做困難選擇的人。
1964年8月4日晚,美國總統約翰遜在白宮接到報告:北越魚雷艇在北部灣第二次攻擊了美國驅逐艦。他立刻要求國會授權動武。決議在眾議院全票通過,在參議院以88比2通過。他的支持率從42%飆升到72%,三個月后以壓倒性優勢贏得大選。
只有一個問題:第二次攻擊根本沒有發生。2003年,當年的國防部長麥克納馬拉公開承認了這一點。越南將軍武元甲對他說:"絕對什么都沒有。"約翰遜自己1965年就私下說過:"據我所知,我們的海軍可能是在向鯨魚開火。"
但那時候已經不重要了。決議已經通過,軍隊已經在部署,一個用謊言啟動的戰爭獲得了自己的生命力。從16000名軍事顧問到超過50萬地面部隊,從"不會把美國的孩子送到九千英里之外"到十年戰爭和58000名美軍陣亡,每一步都是上一步的必然延伸。
約翰遜為什么要這么做?因為他面前有兩條路。
一條是困難的:在國內問題上做艱苦的工作,在選舉年面對經濟和民權問題的復雜博弈,承受被對手攻擊為”軟弱”的政治風險。
另一條是容易的:把一個可能不存在的海上沖突包裝成敵人的挑釁,用恐懼和民族主義情緒淹沒所有理性討論,在戰爭的聚光燈下重塑自己的強人形象。
他告訴助手肯尼·奧唐奈,他擔心的不是北越的軍事威脅,而是共和黨候選人戈德華特會利用這件事攻擊他。
他選了容易的那條路。62年后的今天,另一個美國總統站在了完全相同的岔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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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的全面崩塌
2026年3月,特朗普的支持率跌到了第二任期的最低點。昆尼皮亞克大學的民調顯示37%的支持率和57%的反對率,凈支持率負20。獨立選民中只有28%支持他。福克斯新聞的民調也好不到哪去:43%對57%。
這個數字是一系列政策失敗的總和。他的標志性武器"關稅"已經變成了一個笑話。華爾街給他的行為模式起了個名字,叫TACO(特朗普總是臨陣退縮,Trump Always Chickens Out)。
宣布關稅,市場暴跌,然后推遲或取消,市場反彈。這個循環在2025年反復上演:”解放日"關稅宣布一周后暫停90天;對華關稅從145%降到30%;對歐盟50%的關稅威脅在幾天內收回。
《金融時報》的專欄作家第一個總結了這個規律,隨后它成了華爾街的共識交易策略:特朗普一威脅就賣,一退縮就買。當你的對手能精確預測你的下一步,你就不再擁有任何談判籌碼。2026年2月,最高法院以6比3裁定他用緊急權力法(IEEPA)發布的關稅違憲,政府估計需要向33萬家企業退還1660億美元的非法征收。
經濟數據更加殘酷。2月份美國經濟凈失去9.2萬個工作崗位。DOGE主導的聯邦裁員沒有帶來效率提升,只制造了更多失業。消費者信心在暴跌。股市從年初就在下行通道中。
所有常規的政策工具都被堵死了。減稅需要國會立法,眾議院多數只剩幾票。貿易談判的信譽已經被TACO消耗殆盡,沒有哪個國家還相信他的威脅是認真的。美聯儲不會在通脹壓力下降息。
一個支持率在37%、經濟工具全部失效的總統,面對八個月后的中期選舉。丟掉眾議院意味著彈劾、調查、立法癱瘓,整個第二任期變成跛腳鴨。他必須找到一個新的舞臺。
只有一個領域是總統可以單方面行動、不需要國會配合、可以立刻產生新聞效果的: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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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簡單"的勝利
理解2月28日的斬首行動,需要回到一個月前的委內瑞拉。1月,美國特種部隊抓獲了馬杜羅。政權迅速更迭,美國石油公司進場接管。快速、干凈、有經濟收益、零美軍傷亡。
NBC報道證實,特朗普私下對助手描述的伊朗理想結局就是"像委內瑞拉那樣":殺掉領導人,政權崩潰,新政府上臺,美國和新政權合作開發石油。
在他的認知框架里,伊朗只是一個放大版的委內瑞拉。所以他在記者會上說戰爭"四到五周"就能結束,把它稱為一次"小小的遠征"。他說了一句可能會被歷史記住的話:"我們在很多方面已經贏了,但還沒有贏夠。"
但委內瑞拉是靠裙帶維系的。伊朗的革命衛隊(IRGC)是靠意識形態維系的。委內瑞拉沒有霍爾木茲海峽。委內瑞拉沒有9000萬人口和扎格羅斯山脈。
委內瑞拉沒有兩大神秘力量的戰略支持。委內瑞拉的領導人被抓后軍隊立刻投降。伊朗的領袖被殺后,IRGC的回應是封鎖全球20%的石油供應通道。
斬首行動11天后,霍爾木茲海峽的日均通行船只從153艘降到13艘。IRGC在航道中布設了水雷。伊朗議長在社交媒體上寫道:"我們當然不尋求停火。"油價從戰前的55美元飆升到接近100美元。七名美軍士兵陣亡。
特朗普想要的”四到五周快速勝利"沒有出現。但和約翰遜一樣,他發現退路已經被自己切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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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只有他輸的牌局
如果只是一場打不贏的仗,特朗普還可以宣布勝利然后撤退——像他在也門對胡塞武裝做的那樣。但這次不一樣。這次,他發現自己坐在了一張所有其他玩家都不希望游戲結束的牌桌上。
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IRGC)從戰爭中獲得的收益是持續性的、累積的。霍爾木茲封鎖讓它成了全球石油流通的守門人。它的影子艦隊通過自己掌握的安全通道繼續出口折價石油,每天都在賺錢。油價越高,它的收入越高,它的議價能力越強,它在國際上的戰略價值越大。
轟炸不但沒有削弱它的國內合法性,反而在強化它——每一張被炸學校的照片都是民族主義動員的素材。IRGC面前的選擇極其清晰:現在停下來拿到一個好的交易,還是再等幾周拿到一個更好的。答案不言自明,因為每多一天,特朗普的政治壓力就增加一個單位,IRGC的要價基礎就提高一個單位。
3月9日晚,特朗普主動打電話給北方大國求幫忙斡旋。這個求助信號本身就暴露了絕望,但俄方是最不可能幫忙的人。高油價意味著俄羅斯國庫每天多進幾十億美元。美國甚至被迫部分解除對俄油的制裁來緩解全球供應——戰爭正在替俄方拆解西方的制裁體系,他什么都不用做。
烏克蘭戰場上,美國的軍事資源和政治注意力被中東吞噬,俄軍從容推進。克里姆林宮顧問烏沙科夫在通話后透露,俄方向特朗普"描述了前線俄軍正在取得大量成功的進展"。這句話的潛臺詞再清楚不過:你們忙著中東吧,我在烏克蘭正在贏。如果戰爭結束,油價回落,制裁重新收緊。俄方維持戰爭的動機和IRGC完全一致。
至于東大,經濟更有韌性,有104天的戰略石油儲備。它有俄羅斯、巴西、安哥拉的替代供應。它有全球最完整的煤化工體系在高油價下替代石油化工。它有全球80%以上的光伏產能和70%以上的鋰電池產能,高油價在全球范圍內加速的能源轉型,恰恰需要東大的工業產能來實現。
東大保持了強大的戰略定力,不僅源于其深厚的戰略石油儲備,更源于過去十年在新能源和全產業鏈上不計成本的投入。這種‘防御性韌性’讓其在系統性風險面前獲得了難得的避險空間。
這就形成了一個殘酷的格局:有杠桿的人沒意愿,有意愿的人沒杠桿。特朗普想要停戰,但唯一能幫他的大國恰恰是從戰爭持續中獲益最大的。
歐洲想要停戰,但對IRGC沒有任何杠桿。海灣國家想要停戰,但正在被IRGC的無人機攻擊,自保都來不及。日本和韓國想要停戰,但它們只是博弈的成本承擔者,不是參與者。
一個所有有能力的參與者都偏好升級的系統,不會自發產生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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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前的同一張牌桌
這個結構并非人類第一次遇到。
1914年6月28日,奧匈帝國皇儲斐迪南大公在薩拉熱窩被塞爾維亞民族主義者刺殺。和2026年的行動一樣,這個觸發事件產生了發動者始料未及的效果:暗殺本應削弱的一方,反而釋放了更激進的力量。
斐迪南是溫和派,主張給斯拉夫民族更多自治權,他的存在一直壓制著軍方強硬派。他死后,強硬派失去了制約。哈梅內伊雖然是強硬派,但在關鍵時刻扮演過制動器——1988年他”飲鴆止渴”接受了兩伊戰爭停火;去年6月的“十二日戰爭”中,是他拍板決定與美以共同表演停火協議。
他死后,IRGC實際指揮官瓦希迪和傀儡最高領袖莫杰塔巴取代了他。這個組合沒有任何制動能力,也沒有任何制動意愿。
然后,奧匈帝國利用刺殺事件發動了它早就想打的戰爭,向塞爾維亞發出了故意不可接受的最后通牒。
然后同盟連鎖反應啟動了。1914年:奧匈拉入德國,塞爾維亞拉入俄國,俄國觸發法國,法國經由比利時觸發英國。2026年:IRGC激活真主黨、胡塞武裝、伊拉克什葉派民兵,攻擊擴散到黎巴嫩、也門、海灣國家,遍及整個中東,甚至拉丁美洲的反美組織網絡。
中立方被動卷入:1914年的比利時不想打仗,但地理位置決定了它無法置身事外;2026年的沙特、阿聯酋、卡塔爾也不想打仗,但IRGC的無人機不問它們愿不愿意。
而最深層的回聲來自社會背景。布魯金斯學會的研究直接指出,當代全球不平等水平接近20世紀初戰前時代的峰值。1914年前的”美好年代"表面上是繁榮的黃金時代:技術革命(電力、內燃機、化學工業)創造了巨大的財富。
但財富集中在洛克菲勒、卡內基、摩根手中,大量城市人口在惡劣條件下工作。這種分化催生了遍布歐洲的民粹運動、無政府主義組織和準軍事團體。今天的K型經濟是同一個故事:科技和互聯網革命催生了貝索斯和馬斯克的萬億市值,也催生了MAGA運動和歐洲極右翼政黨的崛起。
技術革命制造贏家和輸家,輸家的憤怒尋找出口,民粹領袖提供最簡單的出口:一個外部敵人。
1914年沒有任何一個領導人想要一場持續四年、死亡兩千萬人的世界大戰。每個人都只想要”比現在多一點"。奧匈想懲罰塞爾維亞,德國想打破包圍,俄國想保護影響力。每個目標都是有限的、理性的。但所有有限目標加在一起,產生了人類文明的浩劫。
當時所有人都說”圣誕節前回家"。特朗普說"四到五周"。對戰爭持續時間的系統性低估不是愚蠢,是一種結構性的認知偏差——發動戰爭的決策者永遠低估對手的意志和承受力,因為如果他們不低估,就不會發動戰爭。
愚蠢的認知總是獲勝
那么,一個已經陷入無法取勝的戰爭、經濟舞臺已經崩塌、面對一張所有對手都不希望游戲結束的牌桌上的總統,接下來會做什么?
答案已經在歷史中寫好了。約翰遜選擇了把戰爭升級為國內政治的核心敘事。他把北部灣的幽靈攻擊包裝成敵人的侵略,用恐懼淹沒了理性。
特朗普面前擺著同一條路。而且他走這條路的條件比約翰遜更成熟。
約翰遜需要解釋為什么美國要在東南亞打仗。他的工具是”多米諾骨牌理論"——如果越南倒下,老撾就會倒下,然后柬埔寨、泰國、馬來西亞,最后蘇聯影響力蔓延到美國家門口。
這個理論把完全不同的國家簡化為一串骨牌,忽略了中蘇分裂、胡志明首先是民族主義者這些基本事實。但它有效,因為任何人都能在10秒內理解它。
特朗普甚至不需要一個理論。他有一個每天都能看見的物理證據:加油站的價格牌。
"伊朗封鎖了海峽所以你的油價漲了,我們得打贏伊朗才能降油價。"這個敘事需要三秒來理解。而真實的因果鏈——"美國先斬首了伊朗最高領袖,這是始于2018年退出核協議的一系列升級行動的延續,伊朗的封鎖是對此的報復"——需要五分鐘加上歷史背景知識。在注意力經濟中,三秒永遠打敗五分鐘。
特朗普在記者會上已經給出了這個敘事的完整版本:"伊朗不能挾持全世界、試圖阻斷全球石油供應。"因果關系被完美地倒轉了:高油價不是因為他發動了戰爭,是因為伊朗封鎖了海峽。他不是問題的制造者,他是問題的解決者。
普通美國人的信息獲取路徑是加油站價格牌、手機推送標題、晚餐時電視上的30秒片段。在這些渠道里,"油價$4.50"、"伊朗封鎖海峽"、"美軍遭到攻擊"、"總統誓言反擊"就是全部的故事。因果鏈中缺失的那個環節——是美國先動的手——存在于長篇調查報道和外交政策期刊里,99%的選民永遠不會去讀。
即使有人去了解完整的因果鏈,它在政治上也幾乎沒有競爭力。1964年參議員韋恩·莫爾斯的反對完全正確——助理國務卿邦迪的助手私下承認政府在"非常薄的冰上",建議"迅速轉向一般性的實際和政治理由"來回避法律爭論。但莫爾斯的理性分析得到了什么?88比2的投票結果。恐懼面前,正確一文不值。
而且改革石油價格機制、設計國內緩沖政策、通過外交解決問題,每一條理性路徑都需要經濟學知識、政策工具、立法程序和政治妥協。每一條都需要向選民解釋反直覺的事實:美國雖然是石油出口國但不能獨立于國際油價,出口禁令會摧毀頁巖油產業。
這些解釋需要的認知投入,和它們能影響的人群規模,是反比關系。一條推文可以定義一場戰爭的敘事。一篇五千字的政策分析改變不了任何人的投票。
3月11日,聯邦調查局向加州警察局發出警告:伊朗企圖從美國海岸附近的船只上發射無人機攻擊加州目標。情報被標注為”未經證實",沒有關于時間、方法、目標的細節。但它在這個時刻被公開釋放。北部灣第二次攻擊也從未被證實——但它在1964年8月4日被"報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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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遠站在舞臺中央
理解特朗普不需要復雜的政治理論。只需要看他一生的行為模式:當一個舞臺上的劇情對他不利時,他不會試圖在同一個舞臺上扭轉局面。他會轉換舞臺,在新的舞臺上把自己塑造為主角,然后讓留在上一個故事里的人承擔代價。
經濟民族主義的關稅敘事失敗了,轉向打擊非法移民的排外敘事。排外敘事被反噬了,就轉向委內瑞拉的”強人行動”敘事。委內瑞拉的成功讓他相信伊朗也可以這樣解決。伊朗沒有按劇本崩潰,現在需要轉向”保衛美國”的戰時敘事。
每一次轉換都留下一地碎片,但他已經在新的聚光燈下了。
競選時他承諾"結束無盡的戰爭",就像約翰遜承諾"不會把美國孩子送到九千英里之外"。現在七名美軍已經陣亡,82空降師待命,特種部隊奪取核設施和哈爾克島的方案在討論中,他自己說地面部隊"可能需要"。從"結束無盡的戰爭"到討論地面入侵伊朗,時間甚至比約翰遜更短。
但這恰恰是舞臺轉換的核心邏輯:反戰承諾不是和平的保障,而是戰爭的增強器。"連這么愛好和平的總統都被迫打仗了,說明威脅一定是真實的。"約翰遜的支持率從42%跳到72%,恰恰是因為公眾相信一個和平總統被逼到了不得不打的地步。
如果本土威脅敘事被成功建立,一切國內問題都會消失在戰爭的陰影中。經濟痛苦從"總統搞砸了經濟"變成"伊朗對美國的經濟戰爭"。反對聲音從"合理的政策批評"變成"戰時的不忠"。油價從"戰爭的代價"變成"必須打贏才能解決的問題"。股市下跌從"政策失敗"變成"敵人的攻擊"。
在新的舞臺上,特朗普不需要道瓊斯五萬點。他需要美國人憤怒。憤怒的選民比富裕的選民更容易動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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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在上一個舞臺的散戶
那些一直相信"特朗普會為了保護股市而改變政策"的人,可能正站在舞臺轉換的錯誤一邊。
這個信念建立在一個假設上:股市和經濟表現是特朗普政治生存的核心變量。這在和平時期是成立的。但在戰時,支持率的驅動因素從經濟轉向國家安全。
一個下跌的股市在和平時期是政治災難,在戰時變成了"敵人造成的損害",反而是戰爭敘事的素材。很多人期待的"Trump Put"——總統會因為股市下跌而停止戰爭的預期——建立在舊舞臺的規則上。新舞臺有其新規則。
而且這次戰爭對股市的影響和歷史上所有先例都不同。以前美國的戰爭中,石油供應從未被切斷。二戰時美國是全球最大產油國。海灣戰爭時霍爾木茲是開放的。伊拉克戰爭時油價上漲但幅度有限。
以前"戰爭利多股市"的邏輯鏈是:戰爭支出刺激經濟、美聯儲配合寬松、石油供應不受影響。這一次,三個環節全部斷裂。霍爾木茲封鎖意味著石油供應被物理性切斷。油價推高的供給側通脹意味著Fed不能降息。36萬億國債意味著財政空間極其有限。這一切疊加在一個已經在惡化的經濟周期上:AI白領替代、信貸周期見頂、就業轉負。
歷史上最接近的類比可能是1973年贖罪日戰爭加石油禁運,那一次美股在隨后兩年跌了將近50%。但即使1973年,霍爾木茲也沒有被封鎖。人類歷史上從未出現過一個大國發動戰爭的直接后果是切斷了對自己經濟命脈的供應,而且切斷的控制權完全在對手手里。
金融市場的脆弱性在這個背景下變得格外危險。機構持有大量保護性看跌期權,散戶則相信”每次大跌都是買入機會"和"美股長期永遠漲"。如果戰爭進一步升級——比如地面部隊真的進入伊朗——機構的有序減倉和做市商的機械性對沖賣出,會在散戶的"抄底"資金耗盡后制造一場瀑布式的下跌。而特朗普會把這場下跌歸咎于伊朗。
股市崩盤不會成為結束戰爭的理由,而會成為升級戰爭的燃料;在舊的舞臺上等待舊的規則生效的人,會發現舞臺本身已經不在了。而當他們破產之后,憤怒也同樣不會被歸咎于這個造成了他們苦難的騙子,只會被歸咎于華爾街精英,Market Maker,以及政府樹立的敵人——遠在千里之外的伊朗。
沒有人去走困難的路
這篇文章在描述一個無奈的現實:當每一個參與者都按照自己的本性做出最容易的選擇時,系統會自動走向一個沒有任何人想要的結局。
特朗普選擇了轉換舞臺而不是做困難的經濟改革,因為轉換舞臺是他一生都在做的事。IRGC選擇了升級而不是談判,因為升級的收益遠大于談判。俄方選擇了扮演調停者而不是真正施壓停火,因為戰爭每持續一天他都在賺錢。歐洲和日本想要和平但沒有杠桿。普通美國選民想要低油價,但沒有信息來理解真正的因果關系。
1914年也是這樣。沒有一個領導人是瘋子。每一個人都在做他認為最符合自身利益的"有限"選擇。奧匈帝國只是想懲罰塞爾維亞。德國只是想支持盟友。俄國只是想保護影響力。但所有這些"我只是想"加在一起,就是四年戰爭和兩千萬人死亡。
1964年也是這樣。約翰遜只是想在選舉中看起來強硬。他只是想讓一個可能不存在的攻擊看起來像是敵人的挑釁。他只是想要一個"覆蓋一切"的決議來保留靈活性。但所有"我只是想"加在一起,就是十年戰爭和五萬八千名美軍陣亡。
2026年3月,特朗普只是想要一個像委內瑞拉那樣的快速勝利。IRGC只是想在窗口關閉前最大化籌碼。俄方只是想讓高油價多維持一段時間。東大只是想讓能源轉型自然加速。
沒有人選擇了困難的路。從來沒有人選。這就是我們一次又一次走到這里的原因。文明的進步或許在于技術的迭代,但文明的脆弱卻始終源于人性的路徑依賴。在容易與正確之間,歷史從未停止過它的嘲弄。
本文作者 Aelia Capitol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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