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光權：處理涉民營經濟案件需更好貫徹刑法謙抑性

周光權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

全國人大憲法和法律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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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當下的刑事司法中，對于涉及民營企業的案件總體上能夠給予妥當處理，刑法謙抑性逐步受到重視。”3月2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全國人大憲法和法律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周光權接受羊城晚報記者專訪時表示。

民營企業座談會召開、民營經濟促進法施行……2025年，民營經濟發展迎來新的利好消息。在最高國家立法機關工作的周光權深切地體會到這一變化。

“民營企業生產、經營中的某些不規范行為，僅可能構成行政違法，有的行為僅成立個人犯罪而非單位犯罪，有的行為僅成立輕罪而非重罪，此時，正確區分行政違法和刑事違法、個人犯罪和單位犯罪、此罪和彼罪的界限，對于保證刑法謙抑性的實現和促進民營經濟健康發展意義重大。”周光權表示，司法機關在處理涉民營企業經營引發的刑事案件時，需加大貫徹刑法謙抑性原則的力度，進一步優化民營經濟發展環境。

一、謙抑的、正確的刑事司法理念必須得到貫徹

羊城晚報：我們注意到，您近年的關注點聚焦到民營經濟發展上。

周光權：民營經濟在我國經濟發展中地位重要，在穩增長、促創新、保就業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近年來特別是去年，黨中央高度重視民營經濟健康發展，從2025年2月召開的民營企業座談會，到民營經濟促進法的施行，再到習近平總書記在《求是》雜志上發表重要文章《促進民營經濟健康發展、高質量發展》，這些都體現出黨中央對民營經濟健康發展、高質量發展的重視。

2025年5月20日起施行的民營經濟促進法，向全社會傳遞了黨和國家支持民營經濟發展的莊重承諾。該法律對侵害民營企業和民營企業家合法權益的各類行為都明確規定了法律責任。民營經濟促進法第63條中“生產經營活動未違反刑法規定的，不以犯罪論處”的規定，既是對刑法第3條罪刑法定原則的重申，也是對刑法謙抑性原則的肯定。

羊城晚報：在處理涉民營經濟的案件時，應當如何堅持刑法謙抑性原則？

周光權：根據刑法謙抑性的要求，司法機關在處理涉及民營企業和民營經濟發展的案件時，如果要得出對民營企業家或相關企業不利的定罪結論，一定要慎之又慎。如果司法機關輕易將民營企業并不違法或者經過政府及相關部門同意、批準的行為認定為犯罪，不僅違背了罪刑法定原則，人為地擴大了處罰范圍，也有損市場主體對政府的合理信賴，更與黨中央保護民營企業的政策精神和決心背道而馳，不利于為民營經濟發展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

總體來看，我國刑事司法實務遵循了刑法謙抑性的邏輯。民營經濟促進法等法律以及相關政策的出臺，對于保護民營企業合法權利、優化營商環境具有正面推動的效果。同時，也應當注意到，一個刑事司法上不當的判決，可能會帶來意想不到的負面效果，導致民營企業家喪失信心，民營經濟發展環境惡化。基于趨利性執法、完成辦案指標等各種考慮，動用刑事司法力量侵害民營企業家或民營企業權利，破壞民營經濟發展環境的情形仍然在一些地方存在，尤其在某些類型的經濟犯罪、行政犯罪中，民營企業容易受到刑事司法的不當打擊，這是難以否認、亟待重視的現象。因此，為了保護民營企業、促進民營經濟發展，謙抑的、正確的刑事司法理念必須得到貫徹。

二、刑法謙抑性在民營經濟案辦理中逐步受重視

羊城晚報：刑法謙抑性原則在民營經濟案件處理中的貫徹情況如何？

周光權：一方面，在當下的刑事司法實務中，對于涉及民營企業的案件總體上能夠給予妥當處理，刑法謙抑性逐步受到重視。尤其在發案率較高的涉民營企業的詐騙罪、合同詐騙罪，以及爭議較大的非法轉讓、倒賣土地使用權罪等的認定上，還有在涉民營企業單位犯罪的處罰范圍確定等方面，實務中都朝著滿足刑法謙抑性要求的方向轉變。

另一方面，在一些地方，刑法謙抑性在涉民營經濟案件處理中沒有得到切實貫徹。實踐中，民營企業家或民營經濟受到刑事司法不當沖擊的現象，一定程度上還發生在個別領域和方面，刑事處罰范圍廣的現象仍然存在，導致部分民營企業家仍有“后顧之憂”。

此外，對民營企業家犯有數罪的，能否對其適用緩刑？這與刑法的寬容性有關。對于民營企業家同時犯有數個輕罪，只要其符合緩刑條件的，仍然可以對其適用緩刑，以體現刑法寬容性。

三、從四方面貫徹刑法謙抑性辦好民營經濟案件

羊城晚報：在您看來，辦好涉民營經濟的刑事案件，應該從哪些方面入手能更好貫徹刑法謙抑性？

周光權：我認為可以從四個方面出發，首先，對案件的預判不能偏離一般的社會生活經驗，否則，相關結論難以得到公眾認同。為此，需要從常識出發判斷對有些民營企業家定罪是不是合適。例如，民營企業基于對行政機關決策或答復的信賴，以為某種行為合法而實施該行為的，不宜作為犯罪處理。例如，某些民營企業實施的“以探代采”的非法采礦行為，地方政府一直允許行為人實施，行為人很難認識到自己的行為違法，對其定罪與公眾的社會經驗有所偏離。此外，有的采礦行為比如越界開采或者超層開采，如果被告人提出緊急避險的抗辯，即不實施這樣的開采行為就可能引發塌方，導致礦工陷入生命、身體的危險，就需要認可該行為具有阻卻違法的性質，肯定其合法性，否則，司法的邏輯就可能違背民眾所認同的常識或常理，得出有罪結論就是不合適的。

其次，要堅持構成要件的觀念。對民營企業極易觸犯的罪名，需要仔細審查被告人的行為是否符合構成要件。在司法活動中堅持構成要件的觀念，才經得起歷史和時間的檢驗。如果難以得出肯定結論的，不能定罪。

例如，刑法第225條規定的非法經營罪是民營企業容易觸犯的罪名，其構成要件的要求是比較明確的，即實施非法經營行為，擾亂市場秩序，情節嚴重的，才能構成本罪。如果某種行為不符合行為要件的規定，自然不能成立本罪。例如，對外匯交易要認定為非法經營罪，必須先確定其是一種經營行為。所謂“經營”，是指經營方以提供商品或服務實現營利目的的業務活動、職業活動，此時，行為人主觀上存在營利目的是不言而喻的，沒有營利目的的行為根本不可能是經營行為，也不可能是變相買賣外匯行為。

再比如，基于刑法謙抑性的考慮，應當嚴格按照單位犯罪的構成要件，對民營企業工作人員的犯罪和單位犯罪做區分，不能出于趨利執法的考慮，為追求高額罰金，而錯誤地把民營企業負責人或業務人員的個人犯罪不當地認定為單位犯罪。這主要是單位犯罪在構成要件方面有特殊要求，即同時要求該自然人的行為體現單位意志且為了單位利益實施，否則該個人行為不能“升格”為單位犯罪。因此，在實踐中，為了保護民營企業發展，避免因為一起刑事案件“搞垮”一個企業，就不能僅因自然人的行為符合其中一個條件就認定其為單位犯罪。一方面，在無法證明犯罪行為是單位意志的情況下，不能認為單位員工的行為只要是為了單位利益而實施的，就視為單位犯罪。因為這樣就會導致直接將自然人犯罪的意志轉化為單位的意志，簡單地將單位成員的過錯歸咎于單位而讓后者承擔連帶責任，這不當地擴大了單位犯罪的處罰范圍。

再次，要審查行為的法益侵害性。對有些涉及民營企業家或者民營經濟的案件，司法機關在辦案時需要仔細審查保護法益有沒有被侵害。現在有的案件辦得明顯不當，主要是對法益侵害的確定不當。比如，民營企業申請貸款的資料雖有虛假的成分，但是，其有真實的擔保的，金融機構在發現這個收不回來時提起民事訴訟，法院通過執行擔保物就能夠抵償銀行貸款的，銀行就沒有損失，涉案的民營企業及其負責人就不可能構成騙取貸款罪。如果實務中把貸款當中有瑕疵，甚至連貸款擔保很真實，只是部分手續作假的行為都認定是犯罪，借款合同中當事人違約的民事案件成立空間就被大幅度壓縮。

最后，要考慮犯罪的嚴重社會危害性和刑法自身的特殊性。刑事處罰和行政處罰是兩種不同的手段，刑事處罰非常嚴厲，行政處罰所針對的違法行為相對比較輕微。違反行政管理規范=行政違法性；違反行政管理規范+符合（實質的）構成要件+造成法益侵害+不存在違法阻卻事由=刑事違法性。刑事違法性的成立要求更高、判斷標準更嚴格，司法上要進行過濾。但要認定其是否構成刑事犯罪，還需嚴格按罪刑法定原則的要求判斷該行為是否符合具體犯罪的構成要件。

文章來自羊城晚報?羊城派，原文標題為《專訪周光權：處理涉民營經濟案件需更好貫徹刑法謙抑性》，記者董柳。本文所載內容來源于互聯網、公眾號等公開渠道，我們對文中觀點持中立態度，僅供讀者參考、交流。轉載的稿件版權歸原作者和機構所有，如有侵權，請聯系我們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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