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銀行行長“開口子”，客戶經理如何成了“背鍋俠”？

在銀行貸款業務鏈條中，行長是審批人，客戶經理是經辦人。審批人不下基層，經辦人直面客戶——這一看似清晰的職責分工，卻在某些違法放貸案件中演變成一場“權力的游戲”：行長以權壓人，客戶經理被迫配合，最終雙雙淪為被告席上的“難兄難弟”。

“出了問題，他負責。”這句行長們常掛在嘴邊的話，究竟是一顆定心丸，還是一劑迷魂藥？當違法放貸案發，誰才是真正的“責任人”？

“領導安排的業務”，辦還是不辦？

“看你這個月貸款任務完成得這么差，這幾個客戶你盡快對接一下。”——對于業績壓力大的客戶經理而言，行長遞來的“橄欖枝”往往難以拒絕。但如果這些客戶存在明顯的風險瑕疵，甚至貸款資料系偽造，客戶經理就陷入兩難：辦了，違規；不辦，得罪領導。

有不良動機的行長深諳此道。他們往往會模糊客戶來源，暗示“這是領導安排的”，或是以專業優勢施壓：“你才做了幾年貸款？這點風險都看不出來？”更有甚者，直接要求客戶經理“忽略”資料瑕疵，甚至配合偽造財務數據、隱瞞負面信息。

一旦客戶經理順從操作，便已踏入法律雷區。某農商行客戶經理張某的經歷頗具代表性：他按行長要求辦理一筆明顯存在虛假材料的貸款，行長信誓旦旦“出了問題我負責”。結果貸款逾期后，張某與行長同時被追究刑事責任，法院認定其作為經辦人未履行貸前調查真實性的法定義務，構成違法發放貸款罪。

“背鍋俠”的誕生：權力與責任的錯配

客戶經理為何容易淪為“背鍋俠”？根源在于基層信貸管理中權力與責任的失衡。

一方面，行長掌握著客戶經理的績效分配、費用審批、職務晉升等“生殺大權”。面對行長的違規指令，客戶經理往往敢怒不敢言，擔心被邊緣化甚至調離崗位。

另一方面，銀行規章制度明確規定：客戶經理對貸款資料、貸前調查的真實性負首要責任。這意味著，無論指令來自何人，只要經辦人在材料上簽字，就必須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法律不問“是誰讓辦的”，只問“是誰辦的”。

這種“權在行長、責在經理”的錯配，讓不少客戶經理在案發后大呼冤枉：“我是按領導意思辦事，憑什么抓我？”但司法實踐給出的答案是一致的：職務行為不能成為違法犯罪的免責理由。

拖延、留痕、舉報：客戶經理的“自保三策”

面對行長的違規指令，客戶經理并非無路可走。業內人士總結出“自保三策”：

第一策：拖延。 以補充資料、上級審批等為由延緩辦理，寄希望于客戶自行放棄。但這一招容易激怒行長，反被扣上“工作態度有問題”的帽子。

第二策：留痕。 通過郵件、微信等方式向行長書面匯報貸款存在的風險點，并保留行長“繼續辦理”“問題我負責”等指令的完整記錄。一旦事發，這些證據可證明自己曾盡到提示義務，爭取從輕處罰。

第三策：舉報。 對于毫無底線的行長，向上級或監管部門實名舉報是最后的防線。雖然可能面臨短期打壓，但總好過日后身陷囹圄。

治本之策：讓“權”在陽光下運行

要從根本上避免“行長開口子、經理背鍋子”的亂象，必須重構基層信貸管理的權力運行機制。

首先，銀行需持續構建風險合規文化，讓“合規創造價值”成為全員共識，形成對行長濫用權力的無形制約。

其次，應建立直達高層的獨立信息通道，保障基層員工的舉報權、申訴權，讓“以下制上”成為可能。

再次，監管部門應加大對銀行內部治理的督查力度，對“強迫指令”“以權壓人”等行為嚴肅追責，倒逼銀行完善內控。

“出了問題，他負責”——這句話對了一半：行長的責任確實跑不掉；但錯了一半：經辦人的責任同樣脫不了。在法律的聚光燈下，沒有“背鍋俠”，只有“責任人”。

對于每一位信貸從業者而言，守住職業底線，有時比完成考核任務更重要。暫時的邊緣化，總好過終身的案底。畢竟，法律不會因為“領導讓辦的”而網開一面，只會因為“你確實辦了”而依法追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