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解讀丨問鼎全國首個“五型”國家物流樞紐城市：重慶憑什么？又意味著什么？

3月6日上午，十四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重慶代表團舉行開放團組會議。龍帆 攝/視覺重慶

文/陳治剛（識局智庫創始人兼首席戰略專家）

據重慶日報報道，昨天（3月6日）上午，十四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重慶代表團舉行開放團組會議。會上，重慶市委書記袁家軍在回答記者提問時，有一個提法頗為引人矚目。

他說，重慶是西部地區唯一具備鐵公水空多式聯運能力的綜合交通樞紐城市，也是全國首個港口型、陸港型、空港型、生產服務型、商貿服務型“五型”國家物流樞紐城市。

“全國首個‘五型’國家物流樞紐城市”——這無疑是一個極具分量、也極具開創性的提法！

在“十五五”開局之年、全國兩會召開之際的關鍵節點，“全國首個‘五型’國家物流樞紐城市”橫空出世。淺見以為，這絕非只是給重慶再加一個光鮮亮麗的頭銜，而是對重慶在國家新發展格局中如何做實“兩大定位”、充分發揮“三個作用”的戰略性布局。

深刻理解其深層意涵，對我們更好把握重慶未來的發展前景與機遇，具有重要意義。

本文將從空間、制度、產業、戰略、價值五個維度，對此作一個深度解讀，拋磚引玉，供朋友們參閱。

01

在中國遼闊的版圖上，擁有單一物流樞紐功能的城市并不鮮見：沿海城市強在港口型，邊疆城市強在陸港型，航空大都市強在空港型。

然而，能夠將五種樞紐功能集于一身的，目前唯有重慶。

這并非偶然。

重慶地處“一帶一路”與長江經濟帶的聯結點，承東啟西、牽引南北、通江達海。果園港（港口型）不僅讓萬噸貨輪直達長江，更通過鐵路線與中歐班列無縫銜接；

團結村中心站（陸港型）不僅是中歐班列的始發地，還疊加了綜保區的加工貿易功能；江北國際機場（空港型）不僅開通了覆蓋全球的客貨運航線，更通過“空港+商貿”實現了高附加值商品的快速分撥。

而生產服務型與商貿服務型樞紐的加入，使得物流不再孤立存在——前者直接嵌入重慶“33618”現代制造業集群，后者則讓全球商品在重慶集散分撥。

這種“五型疊加”在物理空間上形成了一個自我循環、自我增強的生態系統：貨物可以自由切換水、陸、空運輸方式，企業可以根據成本、時效、安全需求靈活選擇路徑。

更重要的是，當國際供應鏈遭遇極端沖擊時（如紅海危機、霍爾木茲海峽封鎖、地緣政治動蕩），這種多式聯運的復合能力便轉化為供應鏈安全的“壓艙石”。

重慶不再是貨物匆匆路過的“驛站”，而是能夠掌控資源配置話語權的“鏈主”。

02

內陸城市參與全球貿易，長期面臨一個根本性困境：不靠海，就意味著必須沿襲海洋貿易時代制定的規則。

但“五型”樞紐的提出，恰恰證明了重慶正在突破這一歷史桎梏。

聯合國《可轉讓貨物單證公約》的通過，為鐵路提單等創新提供了國際法基礎。而重慶正是這一領域的先行者——早在數年前，重慶便在全國率先探索鐵路提單及多式聯運“一單制”，賦予陸路運輸單據物權屬性，讓內陸企業也能像沿海企業一樣憑單融資、結匯。

如今，隨著“五型”樞紐的全面建成，這種制度創新擁有了更廣闊的試驗場：數字通道建設、多式聯運“一箱制”、陸海并進的制度型開放……重慶正在將碎片化的創新整合為可復制、可推廣的“內陸開放規則體系”。

袁書記在講話中強調“主動對接高標準國際經貿規則”，正是這一邏輯的延伸。

當重慶通過“五型”樞紐將中歐班列、西部陸海新通道、長江黃金水道編織成一張立體網絡時，它將事實上擁有定義新型貿易規則的資格。

過去，內陸只能被動接受規則；今天，重慶正在為全球陸上貿易貢獻“中國方案”。

03

許多交通樞紐城市都曾陷入“通道黑洞”：物流量巨大，但產業卻流走了，留下的只有過路費和集裝箱。

重慶“五型”樞紐的獨特之處在于，它將物流的“流量”轉化為產業的“留量”。

生產服務型樞紐直接服務于制造業。以汽車產業為例，零部件通過西部陸海新通道從東盟運抵重慶，在樞紐周邊實現“入廠即上線”；整車下線后，又通過中歐班列直接發往歐洲。

蓬勃發展的重慶樞紐港產業園（江津片區）

這種“原料在樞紐卸車即入廠、產品下線即裝車出口”的無縫銜接，使物流成本不再是企業的負擔，而是產業鏈的黏合劑。

2025年，重慶樞紐物流強度達到298萬噸/平方公里，背后正是物流與制造的深度耦合。

商貿服務型樞紐則讓“買全球、賣全球”變得觸手可及。依托空港型樞紐，重慶打造了國際航空樞紐，生鮮、醫藥等高時效商品實現“即到即分撥”；依托陸港型樞紐，跨境電商貨物可在一周內抵達中亞。

更重要的是，“五型”樞紐為“渝車出海”、電子信息產品出口提供了定制化物流方案，使重慶制造的全球市場份額持續攀升。

物流不再只是“成本項”，而成為制造業的血脈和商貿的加速器。這正是“五型”樞紐的核心價值：它將通道經濟升級為“樞紐經濟”，讓物流、經貿、產業在同一個空間內形成正向循環。

04

西部大開發、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西部陸海新通道、長江經濟帶發展……當多項國家重大戰略在重慶交匯疊加，“五型”樞紐便不再是重慶一城之事，而是關乎國家區域發展格局的戰略支點。

從地理上看，重慶承東啟西、牽引南北、通江達海。向東，長江黃金水道連接長三角；向西，中歐班列直達歐洲；向南，西部陸海新通道牽手東盟；向北，中蒙俄通道延伸至北極。

這種“四面八方”的輻射能力，使重慶成為國內國際雙循環的天然接口。而“五型”樞紐的復合功能，恰好讓這個接口具備了雙向配置資源的能力——既能將西部的產品高效運往全球，也能將全球的要素引入西部腹地。

在“十五五”開局之際，在昨天開放團組會議的講話中，袁書記進一步明確了重慶的發力方向：做好“對外開放大通道”、“高能級平臺建設”、“陸上貿易規則改革創新”、“通道帶經貿帶產業”、“國際交往合作”五篇文章。

這五大方向，無一不是以“五型”樞紐為基礎平臺的延伸。

可以預見，未來的重慶將不再僅僅是地理意義上的“內陸城市”，而是鏈接歐亞大陸經濟走廊、融入全球經貿網絡的開放前沿。

05

空間之全、制度之新、產業之融、戰略之重——這四個維度共同指向一個核心問題：當港口、陸港、空港、生產服務、商貿服務五種功能集于一城，對重慶究竟意味著什么？

答案在于：這不是功能的簡單相加，而是城市能級的系統性躍升。

第一，從“通道節點”升級為“網絡中樞”。

過去，重慶是交通線路上的一個點；今天，“五型”樞紐使重慶成為立體網絡的織網人。

正如前面我們已經講過的，重慶具備承東啟西、牽引南北、通江達海的戰略樞紐作用：向東，依托長江黃金水道聯動長三角；向西，中歐班列輻射歐亞大陸；向南，西部陸海新通道牽手東盟；向北，連接中蒙俄經濟走廊。

更重要的是，這些通道在重慶交匯后，通過多式聯運實現“自由切換”，使重慶具備了組織區域物流、優化運輸路徑的網絡中樞功能。

中新（重慶）多式聯運示范基地

第二，從“過道經濟”升級為“落地經濟”。

“五型”樞紐中最具辨識度的，是生產服務型和商貿服務型的植入。前者讓物流深度嵌入“33618”現代制造業集群，實現“原料進廠即上線、產品下線即裝車”；后者讓跨境電商、大宗商品交易在樞紐周邊集聚成市。

物流不再只是“酒肉穿腸過”，而是與本地產業發生深刻的化學反應，將通道的“流量”實實在在地轉化為發展的“留量”。

第三，從“被動承接”升級為“主動配置”。

憑借多式聯運的復合能力和“一單制”等制度創新，重慶開始從被動承接沿海溢出產業，轉向主動配置全球資源。企業可以在重慶根據成本、時效、安全需求，定制最優的物流方案；貨物可以在重慶實現“一次委托、一票結算、一箱到底”。

這種資源配置能力的形成，使重慶真正具備了作為國家戰略樞紐的核心競爭力。

歸根結底，“五型”樞紐對重慶的價值，是讓這座不沿邊、不靠海的內陸城市，找到了一條突破地理桎梏、深度融入全球分工的全新路徑。

它將深刻地重塑和極大地抬升重慶的“身位”——在國家發展大局中，從內陸腹地走向開放前沿；在全球城市體系中，從區域中心城市邁向具有世界影響力的戰略樞紐。

06

西部大開發、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建設、西部陸海新通道建設、長江經濟帶發展等國家重大戰略在渝交匯疊加，重慶問鼎全國首個“五型”國家物流樞紐城市，可以說是水到渠成，實至名歸。

這是重慶多年來在內陸開放領域敢為人先的厚積薄發，也是中國持續縱深構建新發展格局的生動縮影。

重慶將用實踐宣告：內陸地區不僅可以擺脫“開放末梢”的命運，更可以通過系統性的樞紐建設，成為全球資源配置的關鍵節點。

正如袁書記在講話中所言，重慶正在“努力為內陸地區對外開放探索可復制可推廣的有益經驗”。

從“五型”樞紐的復合功能，到“九大關鍵樞紐”的系統謀劃，重慶正在奮力以創新探索與實踐做實做強“兩大定位”，書寫內陸開放的新范式。

*參考資料：重慶日報《重慶代表團舉行開放團組會議 袁家軍胡衡華等回答記者提問 王炯主持 張軒參加 》

來源：識局重慶

編輯：李婉齡 編審：吳 剛

值班副總編輯：賀寶勝

總編輯：王 剛

聲明：凡江津區融媒體中心所屬平臺作品，未經授權不得轉載、摘編或以其他方式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