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萬白俄難民百年前避難中國，后代自豪稱中國人

早年在百姓眼里，金發碧眼高鼻梁的面孔，多半屬于惹不起的“洋大人”。可誰能想到，一百年前，有整整二十萬擁有這副面孔的歐洲人，是一路討飯、逃荒來到中國尋求庇護的？

二十世紀初，俄國發生政權更迭，舊有的統治體系瓦解。失去地位、財富的舊軍隊人員、貴族以及平民，為了尋找生路，開啟了向境外遷移的進程。

在歷史記錄中，這群人被統稱為“白俄”。離開故土后，他們最初的打算是前往同宗同源的歐洲國家。

當時的歐洲剛剛結束第一次世界大戰，各國普遍面臨經濟衰退和物資匱乏的局面。

對于這批數量龐大且失去利用價值的流亡者，歐洲各國的態度是拒絕接納。在巴黎和柏林等城市，這批流亡者得不到基本的生存保障，流落街頭。

向西的通道被堵死，這二十萬人只能將求生的方向轉向東方，將目光投向了當時的中國。

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零年期間，大批流亡者在嚴寒中穿越西伯利亞。沿途氣溫降至零下四十攝氏度，流亡隊伍缺乏食物和御寒衣物，許多人在長途徒步中喪生。

幸存者沿著多條路線進入中國國境。其中一部分人順著中東鐵路沿線，蹚過冰封的界河，抵達中國東北的哈爾濱、滿洲里等地。

另一部分人翻越阿爾泰山和天山，進入新疆的迪化和塔城。還有數萬人選擇從海參崴登船，他們擠在缺乏淡水和燃料的陳舊貨船底艙，經過數月的海上顛簸，最終在上海等沿海港口登陸。

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的中國，自身正處于軍閥割據的動蕩時期，社會物資并不充裕。這二十萬異國人口，是如何在這片土地上獲得生存空間的？

現實的生存壓力迫使他們放下過去的身份。為了換取口糧，曾在舊軍隊擔任將領和校官的人，在哈爾濱的鐵路沿線做起了修路工，或者在碼頭當搬運苦力。

出身顯赫的女性，依靠為當地商戶清洗衣物、縫補床單獲取微薄的酬勞。在上海的租界邊緣，身強力壯的流亡者受雇成為看門人和保鏢。具備一技之長的知識分子，則在街邊按小時收費教授鋼琴和外語。

中國民眾并未對這些落難的外來者落井下石，社會在運轉中默許了他們的存在，給予了他們用勞動換取生存資源的余地。

隨著時間推移，他們將自身的生活習慣帶入當地。哈爾濱街頭出現了制作紅腸、烤制大列巴面包和釀造格瓦斯的家庭作坊。他們依靠基礎的體力勞動，在異國他鄉維持了家族的延續。

和平的日子并不長久。一場外敵入侵的戰爭，將這群流亡者推向了必須做出選擇的位置。

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在這場關乎中國存亡的節點上，流亡群體內部發生了分化。在東北地區，少數流亡者為了謀求特權，選擇依附日本關東軍。

他們被編入日軍的武裝序列，換上日式軍裝，利用自身熟悉俄語和邊境地形的特征，協助日軍搜集情報，參與針對抗日武裝的破壞活動。這部分人的行為，在反法西斯戰爭結束后，迎來了被制裁和清除的結局。

絕大多數在中國生活了十余年的流亡者，做出了相反的選擇。他們將中國視作安身立命之所，選擇與中國軍民處于同一陣營。

在新疆大后方，由于日軍封鎖了中國沿海的交通線，西北陸路通道成為運輸國際援助物資的唯一動脈。

大批流亡者青年承擔起貨車司機的職責。他們駕駛老舊的卡車，滿載藥品和武器零件，穿梭在風沙肆虐的戈壁地帶，躲避日軍戰機的空中襲擾，保障物資運往前線。

在上海，具備軍事經驗的流亡老兵暗中向中國士兵講解槍械構造和反坦克知識。部分人利用歐洲面孔不易被日軍盤查的條件，穿越交戰區，為中國守軍運送紗布和通訊器材。

許多女性流亡者在戰地醫院擔任護理工作，協助救治傷員。他們以具體的行動，參與了這片土地的反侵略戰爭。

戰爭平息，新秩序建立。這批在戰火中與中國產生深刻交集的群體，迎來了身份的確認。

新中國成立后，國家對這批僑民在抗日戰爭期間的付出給予了客觀評價。政府向自愿留在中國的人群發放了身份證明，賦予他們平等的國民權利，并將其正式列為中國少數民族之一的俄羅斯族。他們結束了半個世紀的無國籍狀態，成為擁有合法權益的共和國公民。

在內蒙古的恩和俄羅斯族民族鄉，以及新疆塔城等地，居民的面貌保持著歐洲特征，但生活習俗呈現出本土化。

長著深眼窩、高鼻梁的老人，坐在火炕上搟面皮、包豬肉大蔥餡的餃子，使用流利的東北方言或西北方言與鄰居交流。

現在，當外地游客對他們的面孔感到好奇，用外語向他們打招呼時，他們會拿出居民身份證，平靜地糾正對方的認知，表明自己是中國人。這種身份認同的背后，是一個多世紀的變遷，也是兩代人從逃亡求生到落地生根的客觀歷史。

長期以來，有一種觀念認為，只有具備相同的基因和血統，才能被認作真正的同胞。但審視這些長著歐洲面孔的俄羅斯族，他們的祖輩在國家危難時期沒有置身事外，而是通過實際行動與這片土地建立了連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