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金榮大世界門口掃地、于右任最后留影、伯希和燭光下挑選經卷

這組橫跨清末至新中國成立初期的珍稀影像，有文物流失的屈辱、有抗日救國的悲壯、有革命征程的豪邁、有時代更替的必然，共同譜寫了中國近代史上波瀾壯闊的篇章。

1908年，俯身查看經卷的男子，正是法國漢學家保羅·伯希和，正在在敦煌莫高窟藏經洞內挑選經卷，他憑借深厚的漢學功底，在藏經洞內花費了三周時間，對所有文物進行了系統的翻檢和挑選。

他身處的是莫高窟第17窟，也就是著名的“藏經洞”。洞內堆滿了從公元4世紀到11世紀的經卷、絹畫、刺繡等文物，數量多達數萬件，它們在地下沉睡了近千年后重見天日。照片中，伯希和在昏暗的光線下，借著一支蠟燭的微光，仔細審視著這些無價之寶。他挑選的都是學術價值最高的文獻，包括大量漢文、古藏文寫本和繪畫。

伯希和是繼英國人斯坦因之后，又一位來到敦煌的西方探險家。他以500兩白銀的價格，從王道士手中騙取了6000余卷最精華的經卷和200多幅繪畫，將它們運回法國。這些文物如今大多收藏在法國國家圖書館和吉美博物館。

1912年3月10日下午，袁世凱在北京石大人胡同前清外務部公署就任中華民國第二任臨時大總統后，與僚屬及各國使節的合影瞬間。

前排中央是53歲的袁世凱，他身著大元帥禮服，腰佩長劍，身形粗短壯碩，八字胡須整齊，神情嚴肅中帶著躊躇滿志，正襟危坐，彰顯新總統的權威。左側和右側環繞著北洋集團核心成員（如梁士詒、趙秉鈞等），他們表情恭敬；同時還有多位金發碧眼的外國使節。

照片拍攝于袁世凱宣誓就職后，儀式于下午3時舉行，他宣誓“發揚共和精神，遵守憲法，謹守法律，忠誠服務，增進公民福利”。

這張照片是1932年“一·二八”淞滬抗戰期間，三位抗日將領的合影，左邊是時任淞滬警備司令戴戟，中間是時任十九路軍總指揮蔣光鼐，右邊是時任十九路軍軍長蔡廷鍇。

這張照片拍攝于1932年“一·二八”淞滬抗戰爆發后。當時，日軍為轉移國際視線，在上海挑起事端，向駐守閘北的十九路軍發起進攻。在全國人民抗日熱情的感召下，蔣光鼐、蔡廷鍇、戴戟三人毅然違抗國民政府“不抵抗”的命令，通電全國，表示“尺草寸地，不能放棄”，率領四萬余裝備簡陋的十九路軍將士，奮起抵抗。

這場戰役持續了33天，十九路軍在友軍第五軍的配合下，以血肉之軀擊退了裝備精良的十萬日軍，迫使日軍三易主帥，傷亡過萬。這是中國軍隊自九一八事變以來，第一次大規模、有組織的對日自衛反擊戰，極大地鼓舞了全國人民的抗日斗志，打破了“日軍不可戰勝”的神話，也讓全世界看到了中華民族抵抗侵略的決心。

這張照片是民國時期著名京劇名伶潘雪艷的宣傳照，拍攝于1920年代的上海天蟾舞臺，是她在連臺本戲《封神榜》中扮演角色時的造型。

潘雪艷是民國時期上海紅極一時的京劇名角，以面貌娟秀、表演風格獨特著稱。她不僅活躍于京劇舞臺，還涉足電影界，并曾被英美煙草公司選中，成為“華芳”煙標的代言人，是中國第一個用真人肖像做煙標的藝人。

照片下方的文字“天蟾舞臺新編二本封神榜 艷雪潘”，清晰地表明這是她在上海天蟾舞臺演出連臺本戲《封神榜》時的宣傳照。在這部戲中，她扮演的是“雉雞精”（一說“河蚌精”），這是一個極具視覺沖擊力的角色。

1944年11月1日，毛澤東在延安東關飛機場，向即將出征的八路軍南下支隊（全稱“國民革命軍第十八集團軍獨立第一游擊支隊”）全體指戰員發表重要講話的歷史性時刻。

1944年，日軍發動“一號作戰”（豫湘桂戰役），國民黨軍隊節節敗退，大片國土淪陷。中共中央審時度勢，作出“鞏固華北、華中，發展華南”的戰略決策，決定派遣八路軍第359旅主力組成南下支隊，挺進湘粵邊區，開辟五嶺抗日根據地，打通與東江縱隊的聯系，為戰略反攻創造條件。

南下支隊于1944年11月9日從延安出發，轉戰陜、晉、豫、鄂、湘、贛、粵等7省，行程1.5萬余里，被譽為“第二次長征”，在敵后建立了多個抗日根據地，牽制了大量日軍兵力。

這是抗日戰爭時期八路軍第129師“師長-政委-參謀長-政治部主任”的完整核心領導班子的經典珍貴合影，四人也是晉冀魯豫抗日根據地的最高領導核心。

左起：時任八路軍第129師參謀長李達，是劉鄧首長最核心的軍事助手，全程參與了129師在太行山區的抗日作戰與根據地建設；時任八路軍第129師政治委員鄧小平，1938年1月到任后，與師長劉伯承搭檔，共同領導129師開辟晉冀魯豫抗日根據地，留下了“劉鄧大軍”的傳奇；時任八路軍第129師師長劉伯承，被譽為“軍神”，是129師的軍事統帥，指揮了響堂鋪伏擊戰、百團大戰等一系列經典抗日戰役；時任八路軍第129師政治部主任蔡樹藩，是129師政治工作的核心負責人。

1949年11月29日重慶解放前夕，重慶白市驛機場，這是于右任離開大陸前往臺灣前的最后兩張留影，記錄了這位“當代草圣”與故土永訣的悲愴瞬間。

于右根本不想去臺灣，他本想留在大陸參與新政協。周恩來曾托屈武帶口信勸他留南京，但國民黨當局強行裹挾他赴臺，他是被脅迫離開的。

他此次回重慶是為了尋找發妻高仲林和長女于芝秀，卻與她們擦肩而過（妻女兩天前已前往成都）。這一錯過，便是永訣，此后他在臺灣孤苦伶仃，再也沒能見到親人。

1951年，上海大世界游樂場門口，這位手持掃帚、身著長衫的老人，就是舊上海“三大亨”之首的黃金榮。他曾是法租界巡捕房督察長，掌控著上海的鴉片、賭博和色情行業，勢力滔天。

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杜月笙攜家眷逃往香港，而81歲的黃金榮選擇留在上海。他一方面自認年事已高、影響力大，新政權未必會對他下手；另一方面，他畢生積累的產業（戲院、賭場、地產）都在上海，舍不得輕易放棄。

上海解放初期，人民政府采取 “寬大處理、分化瓦解” 的政策，黃金榮表面上配合政府，交出了部分財產和門徒名單，在家中深居簡出，試圖低調度日。但他的殘余勢力仍在上海街頭作亂，欺壓百姓，民憤極大。

1951 年，全國開展鎮壓反革命運動，上海群眾紛紛控訴黃金榮的罪行 —— 他曾販賣鴉片、開設賭場、草菅人命，無數家庭因他家破人亡。上海《文匯報》收到大量群眾來信，要求 “槍斃黃金榮以謝天下”。

為了震懾舊上海的殘余勢力，人民政府安排他在大世界門口掃地，并將這張照片刊登在各大報紙上。這張照片的目的，就是要讓上海市民親眼看到，曾經不可一世的“流氓大亨”，在新政權面前也必須低頭認罪。這張照片在當時產生了巨大的社會震動，不僅徹底摧毀了黃金榮的權威，也震懾了所有試圖頑抗的舊勢力，向世人宣告了舊時代的終結。

掃地之后，黃金榮并未被投入監獄，而是繼續在家中接受監督改造。他主動寫了《黃金榮自白書》，公開懺悔自己的罪行，承認 “過去的罪惡實在太大了”。1953年6月20日，黃金榮在上海家中病逝，享年85歲，人民政府為他辦理了后事，沒有對他進行公開批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