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難升的副司令，司令換了五人他還未轉正，55年授銜結果很意外

在我國的近代歷史中，有這樣一位將領，堪稱“最難升”的副司令。為啥這么說？因為他一連“送走”了5任司令，都還是一直是副司令。

這位將領，就是楊國夫。不過，哪怕那么長時間都沒轉正，到1955年全軍授銜的時候，他也被授予了中將軍銜。

這是為什么？接下來，就一起走進那段歷史，看看楊國夫將軍的傳奇人生吧

1905年，楊國夫出生在安徽的一個貧苦的農民家庭，從小就嘗遍了生活的苦澀。

父母早逝后，他由叔父拉扯長大，9歲就給地主放牛，13歲遠赴蚌埠織紗廠當學徒，受盡資本家的壓榨，18歲回到老家做雇工，也只是勉強糊口。

在那個民不聊生的年代，生活的苦難沒有磨掉他的骨氣，反而讓他萌生了改變命運、尋求光明的想法。

1927年，楊國夫在姚李廟南黃油坊幫工時參加了農民協會，次年1月成為大別山區地下黨組織的秘密交通員，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

1930年，他正式轉入中國共產黨，自此踏上了革命道路。

24歲那年，楊國夫參加中國工農紅軍，從紅軍游擊隊分隊長、特務隊隊長做起，帶著十幾人的小分隊活躍在鄂東北、豫東南一帶。

在紅四方面軍的隊伍里，他從最底層的戰士一步步拼殺，黃安戰役、蘇家埠戰役、新集戰役，鄂豫皖蘇區的每一次反“圍剿”戰斗，他都沖在最前線。

槍林彈雨中，他憑著不怕死的勁頭和出色的戰斗能力，從分隊長升到連長，再到營長。

1932年，紅四方面軍主力撤離鄂豫皖西征入川，楊國夫隨軍翻山越嶺抵達川陜蘇區，這里的戰斗更為激烈，儀南、營渠、宣達三大戰役中，他身先士卒，戰功不斷累積，從營長升任紅三十軍第九十師二六九團副團長。

1934年11月，在歷時十個月的反六路圍攻戰斗中，他因指揮有方被提拔為270團團長。

次年，楊國夫率領全團參加嘉陵江戰役，開啟了長征之路。

紅一、四方面軍在懋功會師后，他調任紅一軍團第四師第十團副團長，長征過草地時，他奉命帶領一個營負責全師的收容任務，艱苦行軍里，他的部隊僅減員兩人，出色完成任務的他受到師部表揚，事跡還登上了軍部快報。

1935年10月紅軍抵達陜北，11月的直羅鎮戰役中，時任紅十團二連連長的楊國夫，親受毛澤東臨敵指揮，這場戰役粉碎了敵人對陜甘根據地的“圍剿”，楊國夫也在戰斗中積累了更多大兵團作戰的經驗。

1936年，他進入紅軍大學學習，年底升任紅一軍團第四師十二團團長，歷經土地革命戰爭的洗禮，這個農家子，已然成長為一名優秀的紅軍指揮員。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時任紅四師十二團團長的楊國夫進入抗大第三期學習。

1938年6月，他接到上級命令，前往山東清河區組織地方武裝，開展敵后抗日游擊戰爭。清河地區是平原地帶，日軍據點星羅棋布，敵后斗爭環境極為惡劣。

楊國夫到任后，沒有急于硬拼，而是先收編民間抗日武裝，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很快就拉起了一支能打仗的隊伍，出任八路軍山東縱隊第三支隊副司令員。

1939年，司令員馬耀南犧牲后，楊國夫接任支隊司令員，扛起了清河抗日的大旗。

在清河抗日的日子里，楊國夫展現出了卓越的軍事智慧，他針對平原游擊戰爭的特點，提出“不騎著鐵路打轉，集中力量堅持平原游擊戰爭”的主張，這一想法得到上級批準后，成為清河抗日的戰略方針。

他帶領部隊創建清水泊根據地，分三路渡過小清河，粉碎敵偽頑的多次阻擊和進攻，控制了墾區、利津北部、沾化東部的廣大地區，開辟出墾區抗日根據地，還爭取了蒲臺王雪亭部起義，讓廣饒、博興、蒲臺等多地連成一片，打通了與冀魯邊地區的交通聯系。

這一戰略轉變，為清河平原游擊戰爭的勝利奠定了基礎。

1944年初，清河區與冀魯邊區合并為渤海區，楊國夫出任渤海軍區司令員，此時的渤海區處于敵占區核心地帶，日偽軍據點遍布。

他上任后立刻組織夏季攻勢，以“圍城打援”的戰術攻打利津縣城，先掃清外圍據點，誘敵援軍深入后聚而殲之，最終全殲利津守敵，這座縣城也成為山東抗日根據地從日軍手中奪回后再未淪陷的第一座縣城，楊國夫的部隊因此受到山東軍區通令嘉獎。

在整個抗日戰爭中，楊國夫率領部隊與日偽軍展開了無數次戰斗，1943年是戰斗最頻繁的一年，他帶領部隊接連拔掉廣北三里莊、北隋、博興沙窩店子等近200個日偽軍據點。

冬季反“掃蕩 中，面對日偽軍2.5萬人加1個騎兵旅團、還有飛機配合的大規模進攻，他指揮部隊靈活周旋，讓指揮機關和主力跳出包圍圈，同時命令各分區部隊運用“翻邊戰術”主動出擊，打得敵人首尾不能相顧，歷時21天的反“掃蕩”最終以抗日軍民的勝利告終。

在根據地缺衣少食的艱難時刻，他與戰士、群眾同甘共苦，以野菜充饑，還發動大家打魚曬鹽、開荒種地開展生產自救，順利度過災荒。

1945年4月，他指揮發起濱蒲戰役，解放濱縣、蒲臺兩座縣城，8月日本投降前夕，他組建第四路前線指揮部，率領渤海軍區三路大軍猛攻拒不投降的日偽軍，短時間內解放渤海區全境。

作為清河區、渤海區抗日根據地的主要創建者之一，楊國夫為山東敵后抗日的勝利，立下了不可磨滅的功勛。

抗戰勝利之后，黨中央為了建立鞏固的東北根據地，從各解放區抽調部隊奔赴東北，1945年10月初，楊國夫率領渤海軍區主力第七師奉命挺進東北。

部隊剛到山海關，就遭遇國民黨軍隊的追擊，山海關保衛戰隨即打響，楊國夫擔任總指揮，以一個多師的兵力，硬抗國民黨4個正規軍的進攻。

這場仗打了半個多月，楊國夫率部死死頂住敵人，為主力部隊順利出關爭取了寶貴時間，戰后他的部隊受到中共中央通令表彰。

此后部隊北上至哈爾濱以西地區，1946年3月，第七師與冀熱遼軍區第19旅、熱河縱隊第一旅合編為東北民主聯軍第七師，楊國夫兼任師長，同年4月的四平保衛戰中，他帶領部隊給國民黨“五大主力”之一的新一軍以沉重打擊。

1946年10月，東北民主聯軍進行編制調整，楊國夫的第七師與新四軍第三師第七旅合編為第六縱隊，全縱隊有2.3萬余人，下轄16、17、18三個師，而這支部隊的班底，主要是以楊國夫的第七師為主。

按常理來說，作為部隊主力的老首長，楊國夫出任縱隊司令員是順理成章的事，但最終他只被任命為副司令員，司令員一職由陳光擔任。

陳光是紅軍時期的老資格，曾任師長、代理軍團長，抗戰時期更是擔任115師代師長，論資歷、作戰經驗，當時的楊國夫都稍遜一籌，對于這個任命，楊國夫毫無怨言，一心輔佐陳光開展部隊工作。

可陳光在六縱司令員的位置上只干了三個月就被調離。

1947年1月，東北民主聯軍發起一下江南作戰，六縱的表現未能達到預期，還因嚴寒天氣凍傷減員3000余人，戰后陳光被調往后方工作，六縱司令員的位置出現空缺。

這一次，六縱的官兵們都覺得，楊國夫該轉正了，可東總的任命下來，卻是從后方剿匪前線調洪學智出任六縱司令員。

洪學智與楊國夫同為紅四方面軍出身，紅軍時期已是軍級干部，資歷更老，雖然他長期從事政工工作，抗戰時期還在抗大任職多年，前線領兵經驗不多，但他曾任新四軍第三師參謀長，對六縱中的新四軍三師部隊并不陌生。

楊國夫依舊擔任副司令，繼續默默配合工作。

洪學智上任后，六縱參加二下江南作戰，攻堅德惠時，雖然部隊在兵力和火力上都占據優勢，卻最終未能攻克。

戰后洪學智及時組織部隊總結作戰經驗，楊國夫也積極建言獻策，分享自己的實戰經驗，在兩人的配合下，六縱的戰斗力不斷提升，此后的三下江南、四保臨江戰役，以及1947年夏秋冬三次攻勢作戰中，六縱屢立戰功，成為東北民主聯軍的一支勁旅。

1948年3月底，洪學智被調往后方擔任“上干大隊”大隊長，負責培訓干部，六縱司令員再次空缺，官兵們又一次把目光投向楊國夫，可這次到來的，卻是病愈復出的黃永勝。

黃永勝原本是第八縱隊司令員，1947年冬因病到哈爾濱治療，司令員一職由段蘇權接任，等他病愈后，八縱已經沒有他的位置，恰逢六縱司令員空缺，他便被調往六縱出任司令員，楊國夫的轉正之路再次落空。

1948年9月，遼沈戰役打響，楊國夫協助黃永勝指揮六縱作戰，主力16、18師插至大虎山以東，切斷廖耀湘兵團東逃沈陽的退路，為全殲該兵團創造了關鍵條件，17師參加錦州攻堅戰，表現同樣十分突出。

可遼沈戰役期間，八縱的表現不佳，受到劉亞樓的點名批評，戰后段蘇權調任東北軍區作戰處處長，黃永勝又被調回八縱擔任司令員，六縱司令員第四次出現空缺。

這一次，所有人都認為楊國夫轉正肯定是板上釘釘，可東總的任命再次讓大家意外，洪學智從后方回到前線，重新擔任六縱司令員。

1948年11月，東北野戰軍改稱第四野戰軍，六縱隨之改稱第四十三軍，洪學智任首任軍長，楊國夫從縱隊副司令變為副軍長。

幾個月后，洪學智升任四野十五兵團副司令，四十三軍軍長位置再度空缺，接任的是原六縱16師師長李作鵬，而楊國夫則被調離野戰部隊，出任江西軍區副司令員。

從1946年10月到1949年，楊國夫在六縱（四十三軍）的副司令（副軍長）位置上堅守了兩年多，歷經陳光、洪學智、黃永勝、洪學智、李作鵬五任主官，始終未能轉正。

可他從未有過怨言，無論誰當司令員，他都盡心盡力輔佐，帶領部隊參加了遼沈、平津、渡江等一系列大戰惡仗，在三下江南的冰天雪地里，在錦州攻堅戰的炮火中，在平津戰役的包圍圈里，都留下了他帶兵作戰的身影，為解放戰爭的勝利立下了汗馬功勞。

新中國成立之后，楊國夫的工作重心就轉向了部隊教育，他出任中南軍區第一文化速成中學副校長，后升任校長。

1954年冬季，他進入中南軍區高干班文化速成中學學習，努力提升自身的文化和理論水平。

次年，新中國首次授銜儀式舉行，得知授銜消息后，楊國夫心里早有預估，土地革命時期他最高職務是團長，解放戰爭時期也只是縱隊副司令，他聽說曾任東野十二縱司令員的鐘偉也只被授予少將軍銜，自己的職務比鐘偉還低半級，想來最多也就是個少將。

可當授銜結果公布時，楊國夫卻收到了中將軍銜的任命，還有二級八一勛章、一級獨立自由勛章、一級解放勛章，這個結果，讓他倍感意外。

其實，楊國夫能被授予中將軍銜，可不是偶然，而是對他一生革命貢獻的公正評價。

一方面，抗戰時期，他作為渤海軍區司令員，是清河、渤海抗日根據地的主要創建者，在敵后平原地帶開辟抗日根據地難度極大。

而他不僅站穩了腳跟，還發展壯大了抗日武裝，為八路軍輸送了大量兵源，渤海子弟兵成為人民軍隊的骨干力量，這份功績分量十足。

另一方面，解放戰爭末期他出任的江西軍區副司令員，屬于副兵團級職務，按照授銜的相關標準，這一職務級別是重要的評定依據。

雖然解放戰爭中他始終未能轉正，但他為革命付出的一切，黨和人民都看在眼里、記在心里。

授銜之后，楊國夫出任濟南軍區副司令員，此后還兼任黃海渤海區漁業生產指揮部指揮、山東省海上安全指揮部指揮，1975年任濟南軍區顧問，他始終堅守在工作崗位上，為部隊建設和地方發展貢獻力量。

他還是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四屆全國委員會委員、第五屆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山東省政協第四屆委員會副主席，在不同的崗位上，踐行著一名共產黨員的初心和使命。

1982年2月4日，楊國夫將軍在北京病逝，享年77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