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 明：北京古城的沉默守護者——我的祖父林是鎮

圖1：林是鎮在日本留學的中學畢業照

文| 林明

2024年7月27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第46屆世界遺產大會通過決議，將北京中軸線列入《世界遺產名錄》，成為中國第59項世界遺產。北京中軸線的概念，起初是由我國著名建筑學者梁思成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提出的，而對北京中軸線的早期保護（從民國初期至新中國初期）是由包括我祖父林是鎮在內的近現代建筑界前輩實施的。中軸線起始于北京城南端的永定門，經過前門、天安門、故宮、太廟（今勞動人民文化宮）、社稷壇（今中山公園）、景山、終止于北端的鐘樓和鼓樓。但是，惜已消失的北京古城墻與城樓也是北京中軸線的重要陪襯，兩者之間的關系相當于紅花與綠葉，這些古建筑群都留下了祖父的無數足跡。祖父對北京的古建筑、道路和水系的情況十分熟悉，又具有現代建筑技術與城市規劃概念，而且精通于各項市政建設和古建維護的預算，從民國到新中國初期，北京古建筑維護的預算與實施方案都經由祖父審核才付諸實施，像祖父這種全面型技術專家，在很長的時間內都是難以被替代的。

我的祖父林是鎮（1892-1962），字志可，福建長樂人。我的高祖父林天齡（1830-1878）為咸豐十年進士，歷任翰林院侍講、侍讀學士，曾任同治帝的老師。我的曾祖父林開謩（1863-1937）為光緒二十一年進士，翰林院編修，歷任河南學政、江西提學使、徐州兵備道等職，辛亥革命后隱居不出。

由于我的曾祖父常年在外做官，奔波于各地，童年的祖父曾被留在福州生活多年。在這段時間內，恰逢祖父的姨父、晚清名臣陳寶琛因中法戰爭失利，被貶官回鄉25年，在此期間對發展福州的教育事業做出了突出貢獻，而且他也十分重視對晚輩的教育，在他的教誨下，祖父打下了較深厚的文化底蘊。陳寶琛晚年在北京靈境胡同居住，曾經為祖父寫了一首七律詩：“成行兒女半齊肩，記汝江村棗栗年，世事真如風掠眼，爾翁今亦雪盈顛，漫從時輩稱強仕，常侍庭前喜象賢，更為斷章頌棠棣，外家此景舊同廛”，在詩中發出了對祖父在福州童年生活的感慨。

1902年，我的曾祖父隨清政府考察團赴日本考察教育，親身感受西方近代教育的強烈沖擊。1905年，清政府廢除已延續千年的科舉制度，也打開了出國留學的大門。1908年祖父東渡日本，先在東京成城中學讀書，畢業后進入東京工業大學建筑科學習，其間曾奉命回國成婚。我的祖母陳昌蕙（1895-1950），貴州貴陽人，生父陳夔麟（1855-1928），曾任湖北按察使和廣東布政使，嗣父陳夔龍（1857-1948）曾任直隸總督和北洋大臣，是李鴻章的紅人，但祖母出嫁到林家后，這種過繼關系就名存實亡了。

1917年已是民國六年，祖父學成回國，很快就在北京找到工作，自1918年起在京都市政公所任職。京都市政公所是1914年由時任北洋政府內務總長朱啟鈐（1872-1964）提議下，由總統袁世凱批準成立的政府機構，職責是對昔日帝都進行市政管理和建設，包括道路河渠修建、公共工程建設、城市規劃、民間建筑工程管理與審批、市屬產業管理經營、以及城市交通、衛生、救濟等事務，同時還負責制訂一系列城市建設和管理法規，以上措施標志著北京開始進入城市現代化改造與管理的起步階段。在此期間，京都市政公所主持了一系列重大工程，其中突出的政績有正陽門（俗稱“前門”）的甕城改造，開辟南、北長街、南、北池子大街，新華街等新式道路等。

祖父回國以后，立即投入北京都市建設工程項目，先后擔任技術員、技師。由于工作業績突出，又是民國早期歸國的留學生，被京都市政公所首任督辦朱啟鈐所關注和賞識，1921年5月祖父升任設計科主任，1924年4月至1928年9月補任技士（相當于工程師）。從1918年4月到1927年7月，又曾在農商部兼任技正。

祖父在京都市政公所十年間曾親自參加哪些市政工程，因年代久遠，目前難以完全了解，但據我父親講過，祖父曾和家人談到正陽門地區的改造工程。當時正陽門前是舊式石板路，祖父參與了將這條道路改造為瀝青路的工程，這是北京最早的現代化城市道路。29世紀50年代中期我還是小學生時，有一天我們全家人在正陽門一帶游玩，我父親在正陽門城樓下指著前門大街對我說：“這條路是你爺爺修的。”短短一句話就給我留下深刻記憶。據說當年對前門大街進行改造時，祖父還主張對正陽門地區的老舊建筑要盡可能保留原貌，體現了西方的先進城市建設理念。由于祖父回國以后業務表現突出，1928年升至技正（相當于總工程師）。

1928年8月北伐戰爭勝利以后，國民政府定都南京，北京被正式命名為“北平特別行政市”，通稱“北平”，原京都市政公所被改組為北平特別市政府，下轄若干局，如社會局、公安局、財政局、工務局、衛生局等職能機構，分管各項市政工作，提高了市政管理效率。同時各部門人員專業化水平進一步提高，教育水平顯著提升，不少高層技術官員具有國外留學背景，掌握相當的專業知識和管理經驗，市政府下屬各局均聘有技正（高級工程師）和技士（工程師），這種重視知識和業務技術的大環境，客觀上有利于祖父的進一步發展。

自1928年9月起，祖父擔任北平特別市政府工務局技正，主持辦理工程設計事項。11月調任第三科科長，此后又兼任第二科科長（北平工務局初建時下轄四科，其中第二、三科為技術業務部門），全面負責北京的城市規劃和建筑設計管理，以及市政工程的實施。12月兼任市政府中山公園中山紀念堂設計委員，參與中山紀念堂的建設。當年9月市政府改組，祖父仍任工務局技正。1930年，北平市政府頒布了一系列有關保存名勝古跡的規則，使古建筑保護工作有法可依，祖父及時調整市政建設思路，在盡量保護古建原貌的原則下進行北京的市政建設，同時對各項工作的質量嚴格把關。1930年9月，市政府改組后，祖父繼續兼任工務局二科及三科科長。1931年4月市政府再次改組，他仍以技正職責兼任第三科科長，5月兼任市政購料辦委員會審核員，對全市的建材數量和質量嚴格把關，1934年7月任改組后的第二科科長，兼第一科科長。1934年10月，工務局改組，調任第一科科長。1935年2月公務員登記合格，薦任公務員四級。從1931年9月起，祖父兼任了北平大學藝術學院建筑系講師，主講建筑史。1933年9月，祖父參加了朱啟鈐于1930年2月創辦的中國營造學社，它的實際事務由梁思成（1901-1972）和劉敦禎(1897-1968)負責。中國營造學社從事古代建筑的調查研究和測繪，以及文獻資料的搜集工作，為中國建筑史研究做出了重要貢獻。自從祖父加入中國營造學社以后，就開始走上注重研究和維護北京古代建筑的道路。 從祖父當時的工作履歷可以看出，盡管那一時期國內時局動蕩，日軍對華北地區虎視耽眈，市政府頻繁改組，影響到工務局的行政變動，祖父的職務也有一些變化，但始終沒有離開技術業務范圍。他對于具體的市政或古建工程，無論是在建筑技術業務還是工程預算審核方面，都做到了駕輕就熟、得心應手。我的叔父講過，祖父對市政工程所需施工用料數量及報表，判斷得十分精準，據說他在現場看到建筑用料，瞥一眼就能知道用料數量是否適當。

圖2：林是鎮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的照片

從20世紀20年代末至1937年七七事變前夕，北京的市政建設進入了一個相對平穩階段，擔負城市基礎建設的北平工務局持續開展了道路建設、河渠和排水系統治理工作，盡管經費有限，仍然取得了可觀成績。

20世紀的二三十年代交替期，祖父曾參與北京市郊的河道疏通工程和城市地下水道的管理。例如，作為西郊“三山五園”主要水源的玉泉山水系，由于連年戰亂，管理不善，致使水道淤塞，設施失修，致使頤和園、護城河和城內三海等多處出現干涸現象，市政府下令由工務局負責勘察水道、閘門和涵洞狀況，制訂清淤規劃。1929年4月，祖父與一行官員奉命前往玉泉山和頤和園一帶調查玉泉水系的淤塞疏浚情況，并制訂了詳細的施工計劃。1930年5月，祖父和市政府參事共同上書北平市市長，就修建和籌款問題提出了具體建議，市政府遂將水系管理權收歸工務局，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治水過程中的各方利益矛盾，這次疏浚工程對新中國成立以后北京水利建設、京郊湖泊和河道治理提供了一定經驗。在20世紀30年代初期和中期，祖父還多次主持或參與北京主要道路與溝渠水系的修整、城內外地圖的繪制、水平石標設置等市政工程。祖父曾經對北京的河道與地下水系狀況做過詳細調查，十分了解對北京城內地面和地下水系情況。新中國成立以后，著名建筑專家林徽因（1904-1955）曾經說過，要了解北京城的地下水系情況，還得請教林是鎮老先生。

北平工務局對北京的土地使用有著管轄權，包括房屋用地、工農業用地和墓地等類型土地均須由工務局審批。1930年，北平市政府首次頒布創辦社會性公墓的文件，在玉泉山附近建立了北京第一個具有現代意義的公共墓地，即著名的萬安公墓。墓地創建人王榮光（1876-1937）原為建筑師，后來是一個建筑公司的經理，因是建筑業同行，在辦理業務時與祖父熟識，祖父積極支持萬安公墓的建設，參與了審批過程，并且為解決公墓的集資問題，特意為福建原籍、定居北京的林氏家族購買了兩塊墓地。這一往事，是有一年我父親帶領家人去給祖父母掃墓時講到的，還帶我們找到了王榮光的墓地。至今我們林家三代，曾祖父、祖父、父親和叔父等近二十位長輩均安眠于萬安公墓。

1935年1月，北平文物整理委員會成立（下稱“文整會”），它是專門從事北京古建筑修繕保護及調查研究的政府機構，該機構以原北平工務局第三科為基礎改組而成，中國營造學社也參與其中。時任北平市市長的袁良（1882-1952），積極開展北京市政建設和文物保護工作，成為那個動蕩時期頗有成績的市長。當年2月，祖父奉命調任“文整會”實施事務處的技正，實際辦理北平文物整理修繕工程（該處處長由市長袁良兼任）。1936年5月，北平文物整理委員會名稱開端的地名“北平”被改為“舊都”，隸屬于南京的舊都文物整理委員會，表明南京中央政府對北京古建筑維護工作給予相當程度的重視。從“文整會”成立以后，祖父的足跡遍及北京城內外重要古建筑文物，親自視察了明長陵、頤和園、碧云寺、妙應寺、大高殿、天壇、內城牌樓等十多處重要古建筑。盡管當時市政府撥款杯水車薪，祖父仍根據預算情況，精打細算，嚴格審批各個古建工程的施工計劃，盡可能優先修復那些亟待搶救的最重要古建筑，使它們得以保存下來。例如，對早已殘破不堪、雜草叢生的明長陵祾恩殿，經過全面調查和工程設計，祖父決策優先保存和維修其主要構架部分，對次要的細節部分則暫時忽略，緩后解決，為新中國成立以后全面修復打下了一定基礎。

圖3：20世紀30年代的明長陵（取自網絡）

在整修古建筑的過程中，祖父發現舊建筑瓦頂下面的泥背分量很重，且易生草，便改用焦渣背，收到了很好效果，這一方法至新中國成立以后仍在沿用。特別值得一提的是，1935年5月，由“文整會”主持的天壇修繕工程正式開工，經過招標，“文整會”委托著名的基泰工程司承擔這一工程項目，負責實施工程的是著名的總建筑師楊廷寶（1901-1982），天津工商學院教授、建筑師張镈（1911-1999）也跟隨楊廷寶參與此項目。祖父以“文整會”技正的身份監督指導該工程，嚴格控制著材料預算、人工費用的數量和價格。為了保證施工質量，“文整會”還特邀朱啟鈐、梁思成、劉敦楨、林徽因等著名古建專家擔任顧問。祖父多次陪同各位顧問視察工地，并留下幾張珍貴照片，其中有一張是祖父與梁思成、林徽因、楊廷寶在祈年殿檐頂的手腳架上的合影，留下了工地現場的最生動回憶。在照片上林徽因坐于祖父的右側，顯得十分開心，她說自己是第一個登上天壇祈年殿頂上的女人，近年來這張經典照片見于有關北京建筑史展覽和書籍中。1936年10月，舉世瞻目的天壇修繕工程以及其他古建工程完工，由祖父負責驗收。在修繕工程后期，由于祖父在北京市政建設和古建保護的突出表現，公務員登記薦任第二級，隨后被調任為北平建設局局長（一說為都市計劃局），在新任上仍繼續督導由“文整會”主持的天壇修繕工程收尾工作。

圖4：1935年在天壇祈年殿頂上合影

（左一林徽因、左二梁思成、左三林是鎮、左四楊廷寶，圖片取自《舊京圖說》）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北平于7月底淪陷。1938年4月，偽“建設總署都市局”成立，該局以原國民政府“文整會”的實施事務處為基礎，未南遷的中國營造學社部分成員也加入該機構。面對當時的險惡局勢，祖父深知北京古城是搬不走的文物，希望盡力保護北京古城，使其不受戰亂侵擾，他仍如同過去一樣，全面負責北京城的古建維修和保護。在整個抗戰八年時期，原國民政府制訂的文物整理修繕計劃繼續進行，未曾中斷，但由于經費不足，維修這些古建筑的工程規模較小，重點只能放在故宮、天壇、景山、中南海、北海、中南海、大高殿牌樓、雍和宮、頤和園等一些重要古建筑，且為一般性修繕及保養工程，使得它們安然無恙，其中大部分建筑在中軸線上。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從1941年6月至1945年初實施的北京中軸線建筑及其外圍重要部分的系統性測繪工作。1941年初，以”賦閑”名義隱居的中國營造學社社長朱啟鈐，十分憂慮北京的明清兩代古建筑會毀于戰火，認為對這些古建筑進行精確測繪迫在眉睫，為此找到了當時主持北京都市規劃建設的祖父。祖父曾經是京都市政公所技術人員，又是中國營造學社成員以及“文整會”實施事務處技正，籍以這些關系，祖父積極支持了這一測繪工作，與華北基泰工程司簽約，推薦著名建筑師張镈以“張叔農“名義與偽“都市局”在私下簽訂了承攬測繪故宮中軸線以及外圍主要建筑的合同，使朱啟鈐的測繪北京古建筑的愿望得以實現。整個中軸線古建筑測繪項目北起鐘鼓樓，南至永定門，重點是紫禁城內的主要古建筑。張镈帶領一批天津的大學生實施了此項大規模測繪工作，最終繪制大幅圖紙680多張，另附大量古建筑照片及測量手稿。值得慶幸的是，在北平淪陷八年的艱難環境中，不但北京城的古建筑群完整保留，而且這批中軸線重要建筑的測繪資料也悉數完整保存，成為現今的國寶級藏品。在那些年月里，祖父始終密切關注中軸線建筑的繪制過程，并與張镈建立了良好關系，在祖父的當年”自由日記“中，多處提及與“叔農“（張镈化名）的”飯敘“（以吃飯為名談工作），甚至祖父摔傷胳臂，也是由張镈親自聯系醫院。在中軸線建筑測繪過程中，祖父由于其特殊身份，不便直接出面，但在幕后起到牽線人作用，在多方面暗中策劃和支持，使這項大規模測繪工作順利完成。2009年4月，筆者曾受邀在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原中國文物研究所）親眼見到該院珍藏的部分故宮測繪原件，均為大幅的彩繪橡皮圖紙，其精細程度令人感嘆，堪稱為頂級藝術作品，但這些圖紙在當時特殊環境下，僅簽署繪制時間，隱去了制圖單位名稱和實施人名字。近年經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和故宮博物院多個單位的大力協調和精心準備，以實測原稿為基礎的《北京城中軸線古建筑實測圖集》的大型畫冊終于由故宮出版社于2017年1月隆重出版，這套精美珍貴圖集僅印刷2000冊，是當今中國古建筑出版史的重要文獻之一。

圖5：2009年4月筆者與叔叔林寧與故宮測繪圖紙合影

在20世紀30-40年代，祖父以北平工務局市政建設與古建保護的主管人身份，參與了北京城的城市規劃工作，參與這個規劃的還有梁思成等著名建筑學者。盡管當時國內政局動蕩，但國內建筑界的專家學者卻一致認為，民國定都南京以后，舊都北京應發展為文化和旅游的城市，因而有必要在北京西郊建設新市區，以保護舊城和城內文物。祖父是北平市都市計劃設計的主要成員之一，他將在實際工作中總結出來的經驗，與早年在日留學接受的西方城市規劃理念相結合，一直秉持將城市規劃與保護舊城相結合的觀點。1933年，具有現代意義的北平城市規劃首次問世，至1948年，這個規劃共修訂了三次。當年北平市政府為了發展舊都北京的文化旅游事業，于1935年5月開始實施“北平游覽區古跡名勝之第一期修葺計劃”，為了配合實施這個計劃，在北平市市長袁良的倡導下，聘請湯用彬等學者撰寫、以北平市政府秘書處名義編著的《舊都文物略》于1935年首次由北平市工務局出版發行，此書的編輯出版由負責舊都古建筑的祖父所主持，將北京的優秀古建古跡盡列其中，此書問世以后受到社會各界歡迎，曾經多次再版。

圖6：《舊都文物略》封面

1949年1月31日，北平宣告和平解放。1949年5月初，北平軍管會（時任軍管會主任葉劍英）即邀請祖父參加北平市都市計劃委員會的籌備工作，經過兩周時間的精心準備，北平市都市計劃委員會于5月22日在北海公園畫舫齋正式成立，祖父與華南圭（1876-1961）、梁思成等國內著名建筑專家學者被任命為北平市都市計劃委員會委員，委員會責成北平市建設局負責北京西郊新市區的測量工作，授權梁思成率領清華大學建筑系師生負責設計西郊新市區草圖，這一消息迅速在次日5月23日的《人民日報》刊載。1949年10月1日，在開國大典上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恢復北京原名，祖父也正式出任北京市都市規劃委員會駐會委員（即常務委員），并擔任北京市人民政府建設局顧問。在開國大典前夕，祖父作為建設局的主要技術專家，參與了天安門廣場的國旗旗桿臺的修建工程，并于開國大典前夜與建設局領導一起參加了升降國旗的驗收工作（開國大典之前國旗暫以紅旗代替），以及為檢閱而臨時搭建的木制觀禮臺的監制工作。1950年，為今后順利進行閱兵式和群眾游行，北京市政府實施了“國慶大道擴建工程”，天安門前的一對華表和石獅需要向金水河方向移位若干距離，以拓寬路面，其中以華表移位的難度最大，祖父總是出現在施工現場接受技術人員咨詢，及時解決施工疑難問題，使華表移位安全順利進行，絲毫未受損傷。自從天安門城樓成為新中國的象征以后，需要以嶄新面貌出現在公眾面前，1950年至1952年間，祖父主持了天安門城樓的大規模修整工作。自清朝初期至民國三百年來，天安門城樓由于年久失修，逐漸頹敗，有些屋梁結構已劈裂下垂，幾乎成為“危樓”，因為屋梁跨度較大，一時難以找到合適的巨型木料，祖父建議暫時改用工字鋼梁，外面仍以木料包鑲，收到了很好加固效果，同時還在天安門城樓的西北角主持安裝電梯，以便黨和國家領導人登上天安門城樓。每年“五一”、“十一”或其他重大節日，首都人民都在修葺如新的天安門前接受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檢閱。此后每年天安門城樓都要進行“體檢”和一般性維修，一直到1968年，天安門城樓才再次進行徹底拆除并大規模重建，此為后話。

圖7：1952年的天安門城樓（取自網絡）

根據周恩來總理的保護北京古建筑的指示，市政府要求建設局制訂北京城墻、城樓與牌樓的古建維修工程計劃并編制預算，當時的政務院特撥給北京15億元人民幣（舊幣）修繕工程專款，在祖父的牽線幫助下，由建設局邀請北京文物整理委員會協助作城樓修繕工程設計。從1950年9月到1952年2月，祖父在建設局多次主持各個城樓修繕工程的會議，在各個會議上，如東直門、阜成門、安定門、德勝門、東便門、宣武門等城樓的工程設計和預算方案，均由祖父審定交付執行，祖父還經常到現場檢查指導工作，當場處理解決困難問題。不料風云突變，1952年2月，中央某領導人以防備敵機轟炸、便于疏散人口為由，下令停止修復北京的城樓與城墻，并予以全部拆除，引起祖父和各位專家的愕然，他們對北京的城樓皆有很深的感情，看到維修狀況完好的城樓就要被拆掉，深表惋惜、痛心和遺憾，祖父和單士元、華南圭、劉敦楨等十幾位著名專家，特意來到安定門城樓箭樓上對北京城樓與城墻做最后告別，他們撫摸著安定門城樓柱子唉聲嘆氣，難分難舍，不禁落淚。安定門城樓于1951年開始修繕，是北京幾個城樓中維修難度最大的，因采用“托梁換柱”和“托檁換柱”的高難度技術而被媒體報道，轟動京城，百姓紛紛前往觀看。未想到剛建好就要被拆除，成為當時的最大荒唐事與遺憾事!

圖8：1951年西直門城樓東側（見孔慶普著《北京的城樓與牌樓結構考察》359頁）

1952年至1954年，由北京市建設局會同宣武區人民政府共同修建城南的陶然亭公園，祖父參加了這一建園工程，在他與各位專家的努力下，一些原有的低矮質樸古建筑得以保存，不僅如此，還將此前在內城被拆除的一些有相當藝術價值的古建筑移至陶然亭公園，其中最重要工程是，早先被拆除并編號保存的東、西長安街牌樓，在祖父的主持下被移至陶然亭公園重新建立，祖父與家人談到此事時很是欣慰。祖父還提到有一天傍晚，毛澤東主席帶著女兒忽然來到正在修建的陶然亭公園游覽，祖父剛下班離去，遺憾沒有見到毛主席。在十年“文革”浩劫中，陶然亭的牌樓被作為“四舊”強行拆除，其構件下落不知所終，近年恢復仿建。

祖父因年事已高，身體欠佳，于1952年在建設局辦理了退休手續。退休以后，祖父除了繼續視察和指導一些工程事宜外，仍經常出席有關北京市市政建設的一些重要會議。1953年，國家文物局曾邀請祖父等古建專家考察河北趙州橋，為修復這座千年古橋出謀劃策。

圖9：1953年視察趙州橋合影，前排左二林是鎮（見鄭重著《張珩》229頁）

1953年5月，北京市副市長吳晗召開古建保護工作會議，到會的祖父和其他專家多次發言，仍然主張在重點保護中央政府指定的古建筑的前提下，以“去粗存精”的原則，盡力保留剛修繕過的城樓、角樓、部分城墻以及重要古橋，據說在這次會議上，林徽因指著吳晗的鼻子說，拆除古城墻要成為歷史罪人的。1954年，祖父參加了關于北海大橋加寬擴建工程的重要會議，建筑專家梁思成、橋梁專家茅以升都到會，會上對是否保留團城、是否拆除大橋兩端的金鰲玉蝀牌樓發生了激烈爭議，最后報到周恩來總理那里，總理拍板決定保留團城，由市建設局出面負責加寬橋面和拆除牌樓的工程。直至50年代后期，年近七十的祖父仍然多次視察頤和園長廊的修繕工作。1950年2月，祖父曾經親歷了“梁/陳方案”命運的全過程，所謂“梁/陳方案”，就是在北京市都市規劃委員會會議上，梁思成和陳占祥（1916-2001）提出將中央行政中心放到西郊的建議，以保存北京古城的風貌。這一建議與西方現代城市建設理念是一致的：即在保護老城的同時，在附近建設一個新城，實施不同城市功能。早在20世紀30年代，北平市政府就開始制訂建設西郊新市區的初步規劃，祖父當年曾參與這個規劃，“梁/陳方案”是基于原有規劃并根據新時代新形勢需要予以重要修正的方案。祖父作為北京市政工程和古建筑專家，對北京古城有著十分深厚的感情，是傾向于支持“梁/陳方案”的，但 “梁/陳方案”在當時的政治壓力下最終被否定和批判，這對北京市的長遠發展方向產生了根本性影響。

祖父的圍棋水平很高，繼承了曾祖父的棋風，據說清末時曾祖父的圍棋水平是殺遍翰林院無對手，號稱“黑國手”，但20世紀20年代在北京曾與福州小老鄉、小神童吳清源對弈，中場即告負。而祖父作為業余棋手，在國內圍棋界也頗有名氣，20世紀50年代，當祖父聽說神童聶衛平時，曾專程前往觀看聶衛平與其他成人棋手的對弈。為了發展國內圍棋事業，陳毅副總理曾在中南海家中設宴招待祖父與圍棋國手過惕生，希望祖父等圍棋界人士能為發展祖國的圍棋事業做出更多貢獻，祖父把自己珍藏多年的一本日本古棋譜贈送給了陳毅副總理。此后，祖父與過惕生合作翻譯了日本的《圍棋名譜精選》，陳毅為此書題詞做序，由人民體育出版社出版。

圖10-a：《圍棋名譜精選》書名頁

圖10-b：《圍棋名譜精選》陳毅題詞

1962年3月初的一天，春寒料峭，祖父在政協禮堂聽報告后回家途中，因長期患有血壓高，不幸突發腦溢血，經住院治療后回家休養，病情有所好轉，不料10月1日晚腦溢血復發，急送醫院搶救無效，于3日晨去世，享年70歲，在萬安公墓與祖母合葬。

圖11：北京萬安公墓林是鎮陳昌蕙合葬的墓碑

祖父的一生，從民國初年至新中國初期，把四十年的生命全部貢獻給了北京城，他是一個干實事的市政工程和古建維護的工程師，述而不作，但經他審查并親自簽名與鈐印的許多技術性文件，永遠保存在有關北京城市政工程和古建保護的歷史檔案中（今存北京檔案館），他是北京古城的忠實守護者，也是我國近現代建筑界的著名成員之一，他的成就載入了中國近現代建筑發展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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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陳燕麗. 1917年到1962年期間北京的保護與更新—林是鎮工作時期對北京城的貢獻. 天津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2010年6月（電子版）

9.林是鎮. 自由日記摘抄（1943-1949）（未發表）

10.林是鎮經歷自述：1950年手稿（未發表）

11.建設局工程技術人員能力調查表1953年1月（未發表）

12.王蘭順. 袁良在任不足三年的北平市政建設計劃. （見：北京規劃建設. 2017年4期）

13.張小英. 他們在日本人眼皮底下，這樣保護中軸線—— （見：北京日報紀事. 2022年10月18日 08：38. 京報網）

14.張小英. 留存真跡——淪陷時期北平中軸線古建筑測繪始末（上、下）（見：北京日報. 2022年10月18日）

15.張镈. 我的建筑創作道路（增訂版）. 天津大學出版社. 201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