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煙盒”到“AI”：兩會視角下的“聽”與“見”

□ 趙宗祥

在當代中國民主政治的宏大敘事中，每一個細微的民生關切，都可能成為觀察“全過程人民民主”如何運行的生動切片。

2025年3月，一則在當時略顯“離奇”的新聞便溫暖了輿論場：湖南湘鄉一位82歲的老人陳俊清，為了讓孫子少吃路邊“三無”零食，在獲悉地方性法規征求意見時，由于時間緊迫，他順手撕下身邊的煙盒，在錫紙背面寫下了120余字的口語化建議——“要加大處罰（力度）”“吊銷營業執照的要規定幾年不準再開店”……

這份皺巴巴、寫滿大實話的“煙盒建議”，最終被地方立法機關采納，寫入了《湖南省食品生產加工小作坊小餐飲和食品攤販管理條例》。

2026年全國兩會，當代表委員們指尖劃過平板電腦上的“AI大數據分析報告”，討論著“外賣廚房AI識別違規”與“互聯網+明廚亮灶”時，陳俊清老人的煙盒，成為觀察中國式民主進程的一個深刻注腳。

從“煙盒建言”的質樸真誠，到“AI建言”的精準高效，建言形式變遷的背后，折射的是中國食品安全治理從“剛性監管”向“社會共治”，從“被動響應”向“主動預警”的深刻變革。

而這條食安民主化的進階之路，正是“全過程人民民主”在基層落地生根、開花結果的一個生動縮影。它讓我們看到，民主不僅體現在五年一次的人大代表換屆選舉的投票瞬間，更貫穿于日常生活的每一次意見表達、每一項政策制定的始終。

“煙盒”里的分量：立法民主化的起步

將時鐘撥回到世紀之初，彼時國人關于食品安全的記憶，充斥著“地溝油”“瘦肉精”與“三聚氰胺”帶來的陣痛。那段時期，往往是媒體先曝光，公眾陷入恐慌，監管部門隨后介入，法律的跟進總是在與事故賽跑。

2008年，《中華人民共和國食品安全法（草案）》向社會全文公布征求意見，這是新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一部向全民公開征求意見的法律草案。短短一個月內，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共收到社會各方面意見11327件。

彼時的民意表達，如同陳俊清老人一樣，帶著煙火氣的焦慮。甚至有代表在電梯里、菜市場里聽到的抱怨，最終被整理成議案帶進人民大會堂。

在那個互聯網尚未深度嵌入治理體系的時代，從2004年到200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食品安全法》在“五年磨一劍”的過程中，通過一場場調研、一封封群眾來信，確立了“國務院食品安全委員會”的設置，刪除了備受爭議的“電子監管碼”條款，確立了民事賠償優先的原則。

那時，民意表達的形式是“煙盒”式的——或許簡陋，或許碎片化，但分量極重。它完成了從“民聲”到“國家大法”的關鍵一躍，確立了“開門立法”的傳統。正如當時立法工作者所言，這部法律因為涉及每一個公民，所以吸收了海量“人民的呼聲”。這便是全過程人民民主的起點——在決策的最前端，就為最普通的民眾敞開了一扇參與的大門。

“AI”背后的轉身：從“聽民意”到“懂人心”

如果說陳俊清老人的煙盒代表的是一種“事后”的、基于個體遭遇的訴求，那么當下正在全國多地推開的數字化監管革命，則試圖將這種訴求轉化為“事前”的、基于大數據的預防。

而且，這種數字化的監管已不再是經濟發達地區或中大城市的熱潮模式，在基層，也普遍施行。

在四川青神縣，市場監管部門投入專項資金打造了“青質安”智慧監管系統。針對學校、養老機構等重點用餐場所，系統引入了“AI識別”功能。廚房監控不再僅僅是錄像，而是能自動識別工作人員是否穿戴工帽、是否有老鼠出沒等違規行為，實現“秒級響應、即時告警”。

這種“AI建言”，實際上是機器在替消費者發出無聲的抗議，并將風險消弭于無形。

在廣州，2026年兩會期間熱議的“百姓提案”制度，則為陳俊清們的升級版提供了樣本。一位普通市民陳瑩敏銳地觀察到“集約式外賣廚房”的監管盲區，她提出的建議被政協委員認領，經過培育轉化，最終形成了《關于推動“集約式外賣廚房”規范發展，強化“明廚亮灶”食品安全保障的提案》。

從市民的“金點子”到政府的“實招”，中間只隔著一個制度化的轉化平臺。

而在河南，民意的收集與反饋已經形成雙向奔赴的閉環。2025年，鄭州一位市民王女士提出“想知道學校周邊奶茶店原料是否安全”，她的訴求通過“你點我檢”活動，直接轉化為1660批次抽檢任務中的一項。這相當于每一個普通市民，都可以通過手機App“點單”，指揮監管部門的抽檢“靶心”。

從“煙盒”到“指尖”，建言的介質變了，但“民生”二字的分量更重了。

如果說過去的“民聲”是呼救與吶喊，倒逼制度查漏補缺；那么如今的“AI建言”與數字化共治，則是在試圖構建一張讓問題無從發生的天網。

這一轉變深刻詮釋了全過程人民民主不僅強調參與的“全過程”，更追求治理的“精準化”與“智能化”，從被動“聽民意”進化到主動“懂人心”，將民主的效能延伸至問題發生之前。

民主變遷：從“獨角戲”到“大合唱”

縱觀食品安全領域的民主變遷，最核心的變化在于治理主體的轉移。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食品安全法》誕生之初，面臨的困境是典型的“多頭管理”演變為“都不管理”。那時的民主監督，更多依賴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的質詢，以及媒體的深度曝光。這是一種“精英驅動”與“事件驅動”的模式——問題發生了，代表委員提了，法律改了，部門動了。

而在當下的2026年，民主監督的毛細血管已經延伸到了社會的每一個末梢。

在江蘇南通，一支由外賣騎手、社區網格員、退休干部、高校學生組成的“食品安全志愿者巡查隊”活躍在大街小巷。他們被稱作“食安哨兵”，外賣騎手送餐箱上貼著監督標識，送餐的同時也報送著違規線索。

在河南，像這樣的外賣騎手上報了1421條信息，其中相當一部分被核實轉化為案件線索。這些“移動探頭”的加入，使得食品安全監督無處不在。

這是一種“全民參與”與“日常浸潤”的模式。監管部門不再“包打天下”，而是作為引領者，搭建平臺，制定規則，吸納民意。

廣州市政協推出的“青年百姓提案”專項活動，更是吸引了282件來自年輕人的建議，內容涵蓋食品安全、平臺經濟等領域。

這表明，年輕人不再滿足于在網絡上抱怨“吃得不放心”，而是開始通過制度化的渠道，參與規則的制定。

從“為民做主”到“由民做主”，從政府監管的“獨角戲”到社會多元參與的“大合唱”，這種治理生態的重塑，正是建言形式變遷背后的深層邏輯。它標志著全過程人民民主已經超越了簡單的意見征集，演變為一種覆蓋全民、貫穿始終的治理共同體意識。每個人都從被動的“旁觀者”，變成了主動的“局內人”，共同奏響了社會治理的和諧樂章。

回望這段歷程，無論是煙盒上顫巍巍的字跡，還是AI系統里冰冷的代碼，其內核都是對“吃得安全”這一民生需求的捍衛。

陳俊清老人的建議被采納，其意義不在于那條法律條文寫得多么完美，而在于它向全社會宣告：在這個國家，即使是寫在煙盒上的聲音，也會被認真傾聽。

而“AI建言”與數字化治理的普及，則預示著這種傾聽正在變得更加主動、更加精準、更加富有效率。

從“煙盒建議”到“AI建言”，變的是技術手段和參與廣度，不變的是“民有所呼，我有所應”的治理底色。

當每一位普通人都能成為食品安全的監督員，當每一條微小的民意都能匯入國家治理的洪流，我們才真正筑牢了“舌尖上的安全”防線。

在全過程人民民主的宏大敘事中，食品安全只是一個切片，但這個切片足夠清晰，足以讓我們看見——“民聲”不僅被聽見，而且正在成為“民生”最堅實的底座。

它更昭示著，當這種“煙盒里的民主”精神，被復制到醫療、教育、環保、城市建設等更廣闊領域的治理中時，一幅人人參與、人人盡責、人人享有的社會治理新圖景，正在中國大地上徐徐展開，讓全過程人民民主的底色愈加鮮亮，根基愈加堅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