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央行或排除降息，澳洲3月或加息，全球貨幣寬松格局已變？

近期，全球主要央行均開設釋放鷹派信號，尤其是伊朗危機爆發后，能源危機直接沖擊全球通脹，降低全球債務擴張速度（中東大債主），并引發經濟衰退擔憂！

昨天，歐洲交易員開始密集押注歐央行鷹派策略、澳洲聯儲也暗示3月可能加息、而我國央行已經出臺外匯風險準備金從20%降到0%的匯率調控新舉措，疊加美聯儲自身的“緊縮性通脹”趨勢蔓延，這或許已經標志著持續多年的全球貨幣寬松格局，已經發生趨勢性轉變！寬松退出、精準調控、結構性QE成為了全球央行普遍選擇的施政主線！

此外，2月全球央行黃金儲備按美元計價規模首次超越美國所持有的美國公債規模，金本位驅動下，貨幣政策和商品貿易的彈性空間被進一步鎖死，在逆全球化趨勢下，隨著AI沖擊和低就業經濟繁榮的沖擊，全球真實需求的增長可能進一步下降，這種趨勢和結構特征，人類浮點經濟學誕生以來，未曾出現！

我們看到歐洲央行方面，此前市場曾預期2026年中期可能有一次降息，但隨著歐洲央行（ECB）周四維持基準利率不變，并釋放出鷹派信號，市場預期發生逆轉，歐洲的全年降息概率從60%以上驟降至不足50%，交易員已將“全年維持利率不變”作為主要預期，而歐元的升值會進一步抵消歐洲的出口增長動能，德國等主要工業國一方面能源成本高企，一方面本幣持續升值，經濟競爭力將進一步減弱。

不過，歐元區也很難辦，因為其核心通脹仍具黏性，我們看到歐元區1月整體通脹率降至1.7%，低于2%的中期目標，但剔除能源和食品后的核心通脹率仍維持在2.2%，而2月末伊朗危機爆發，CPI沖擊對于歐洲來說必然驚人!因此歐洲央行行長拉加德明確表示，當前貨幣政策立場“處于良好位置”，需鞏固通脹回落成果，因此大概率排除今年降息可能。而這種政策選擇對歐洲經濟而言，還是傳統的“穩通脹優先于促增長”，短期可抑制輸入性通脹、穩定歐元匯率，但長期可能抑制企業投資與消費活力，拖累經濟復蘇步伐。

而作為美元的對手貨幣，澳洲聯儲的政策轉向更為直接，其主席布洛克近期明確表態，若通脹預期存在失控風險，3月18日的貨幣政策會議可能啟動加息，市場也已調整預期，從之前的“全年一次降息”轉為“可能兩次加息”。

澳洲此舉的背景，也是國內通脹黏性較強，疊加大宗商品價格上漲、澳元升值帶來的金融環境收緊，需通過加息強化政策約束，穩定市場預期。但加息對澳洲經濟的影響具有兩面性：一方面可遏制通脹抬頭，吸引資本回流，改善銀行業盈利。另一方面會增加企業融資成本，給中小企業和房地產市場帶來壓力，畢竟高負債房企和中小企業對利率變動更為敏感，可能抑制投資與就業增長。

其實，我國央行早在西方之前就開始聚焦匯率市場的精準調控，2月27日，我國宣布自3月2日起，將遠期售匯業務的外匯風險準備金率從20%下調至0，這是時隔近三年半后再次調整該工具，也是今年新增的重要匯率調控舉措。此舉會降低企業遠期購匯成本，支持實體經濟做好匯率風險管理，避免中小企業因套保成本過高暴露于匯率風險之下。同時也會釋放逆周期調節信號，緩和近期人民幣偏快升值勢頭，維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政策落地后，離岸人民幣對美元短線跳水逾100個基點，印證了其對匯率市場的調節作用，也體現出我國貨幣政策“穩增長、穩匯率”的雙重導向。

而上面所有的這些央行的政策調整，實際上都共同勾勒出2026年全球貨幣市場“緊縮性寬松”的核心趨勢，即全面寬松徹底退出，各國貨幣政策從“同步寬松”轉向“差異化演進”，整體呈現“偏緊為主、精準寬松為輔”的特征。

這一趨勢的背后，是全球經濟復蘇不均衡、通脹結構分化、金融風險累積的共同作用：一方面，多數發達經濟體仍面臨通脹回落不徹底的問題（債務驅動下，需求端大于供應端，導致進口減不下來），需維持高利率或啟動加息，避免通脹反彈。另一方面，全球經濟復蘇動能不足，地緣政治沖突、貿易摩擦等不確定性上升，各國又需保留一定政策空間，避免過度緊縮拖累經濟。

而這種趨勢對全球市場的影響已逐步顯現，在資本流動方面，資金將進一步向高利率、基本面穩健的經濟體聚集，偏緊政策可能吸引短期資本流入，而部分低利率經濟體或新興市場則面臨資本外流壓力，尤其是依賴外部融資的經濟體，可能加劇債務風險與貨幣貶值壓力。

此外，在匯率市場方面，政策分化直接導致匯率波動加劇，傾向加息的澳洲等國，其貨幣可能階段性走強，澳元已因加息預期升值約5%，歐元也維持相對高位，我國人民幣目前則將延續雙向波動、溫和升值的特征，央行的調控工具將有效遏制單邊升值或貶值勢頭，維持匯率穩定。

但對股市而言，高利率環境會抑制資產估值，歐洲、澳洲股市可能因加息預期面臨短期調整壓力，尤其是高估值成長股，融資成本上升將壓縮企業盈利空間！我國股市由于政策性較強，重點領域可能獲得結構性機會。

說到底，2026年的邏輯和2025年不一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