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爾泰在《哲學袖珍詞典》中曾將當時的歐洲描述為被黑暗信仰籠罩的地區,而與之形成對比的是他筆下的中國,伏爾泰認為中國擁有更堅實的道德基礎。德媒認為,如今德國外交在某種意義上也呈現出類似的矛盾,即存在所謂“規范性過剩”的問題:過度強調某些被視為“正確”的價值與道德,并傾向于以此作為對外政策的標尺,但在實踐中又往往難以做到自洽。德媒《經濟周刊》評論了此次總理默茨的訪華行程,試圖重新解讀此次訪華,相關報道現編譯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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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茨此次訪華究竟留下些什么?他試圖把自己塑造成強硬而務實的領導人,,展示自己能夠與國際舞臺上的強勢人物同臺周旋的心理素質。然而,現實并未朝這一方向發展,這更像是一種自我投射,甚至是一種為了獲取短期經濟收益而進行的自我說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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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源:Michael Kappeler/dpa
其結果是,地緣戰略上的遲鈍、在強大軍事力量支撐之外的政治影響力不足,以及高層外交系統反復灌輸的某些固定觀念,共同構造出一個由商業網絡與多邊關系節點拼接而成的“扁平世界”。在默茨的想象里,世界像是可以通過合作框架與經貿往來被撫平摩擦,于是也很容易把姿態做成刻意討好。
但現實并非如此。文明進步的表象之下,對權力的欲望與某種優越感早已寫進兩千多年的歷史。推動世界運轉的,仍是雅各布·布克哈特(Jacob Christoph Burckhardt)所稱的“三大勢力”:國家野心、宗教激情與文化自豪感。它們并不會因為商業互利就自動消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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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源:tagesschau
美國的做法也在提醒這一點。特朗普不僅用極強的方式宣示其戰略邊界,還把技術主導地位視作必須守住的底線,并以此阻止那個被視為競爭者中國持續壯大。
默茨回到德國后,對中國的“五年規劃”表達欽佩,仿佛在其中看到了對自己教條的印證。他并沒有因此對自身的新自由主義信條產生懷疑,反而找到了一個機會,再次向國內傳播他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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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源:Stuttgarter Zeitung & Stuttgarter Nachrichten
“我們的效率已經遠遠不夠了。”總理27日在黑森州地方選舉的競選活動中再次斥責德國人。他強調,來自中國的人更清楚地意識到,僅靠工作與生活平衡的口號,以及每周四天工作制,并不足以讓國家長期保持繁榮。“我們現在必須做得更多。”
原因并不復雜。在一個政治分化加劇的世界里,商業考量與基本經濟利益之間很容易發生結構性沖突。所謂“本地對本地”的產業傾向,與出口型國家追求外部市場之間,本就存在矛盾。
與中國打交道意味著什么?如果不再抗拒承認,在“劃時代變革”的時代,價值導向的外交與利益導向的外交往往是同一件事,或許反而更有利于德國形成清晰策略。德國需要捍衛歐洲的制度與規則,包括自由的法治秩序、言論自由、民選政治等,并在可能范圍內保持一致性地實踐這些原則。這樣的堅持應當來自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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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源:picture alliance/dpa/Michael Kappeler
同時,在政治、安全與經濟層面,也必須對那些公開與歐洲對立的力量保持足夠強度的回應,并盡可能避免在結構性壓力下被迫讓步,從而讓歐洲在更大的博弈中逐漸失去主動。把這一點放回對華議題,本質上最終落在兩件事上:信念的清晰,以及堅持規范的勇氣。
在德國的語境中,這種信念指向自由民主秩序的優勢。它之所以能產生全球影響力,并不是因為它放棄了價值,而恰恰是因為它堅持價值。它的持續吸引力來自一種判斷:民主與法治不僅是規范性的要求,同時也承諾帶來功能上的優勢,例如繁榮、安全、更高的參與度、以及更寬廣的自決空間。
(歐洲時報德國版小婺生編譯報道,轉載請注明公眾號German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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