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越自衛反擊戰期間，中美暗中"聯合"，如何與蘇聯隔空戰略博弈？

《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期待每一個共鳴的你，關注、評論，為學、交友！

1969-1979年期間，中國通過同美國的接觸與談判，結束了中美多年的對抗與猜疑，促進了雙邊關系正常化的歷史進程，并以此為突破口，打開了通向西歐、日本等西方國家的道路，由此增加了中國外交的回旋余地，提升了中國的國際地位，這有利于改善中國的安全環境，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蘇聯的擴張，對避免大規模的戰爭，維護世界和平起到重要作用。

但是中國外交的這種具有轉折意義的戰略舉措卻沒有能夠繼續維持與越南的長期友好關系。中美關系緩和后，中國實行“一條線”的戰略，聯美抗蘇，而越南則越來越向蘇聯傾斜，直至與蘇聯結盟來對付中國和美國。在這樣背景下所爆發的1979年中越邊境沖突，實際上是以中美為一方，以蘇越為另一方在東亞的一場具有戰略意義的角逐。

1、中美蘇戰略三角關系中的越南因素

從20世紀70年代中美關系正常化的過程來看，中國決策層在對美關系問題上，把握時機，做出判斷，掌握分寸，采取措施，力爭主動，在各個環節上處置得基本得當；但在處理與此相關的對蘇關系問題上，則過分強調了斗爭的一面，政策有些生硬。

當時中國決策層對蘇聯對中國安全構成的軍事威脅估計過高，因此在對蘇外交和備戰問題上作出了過度的反應，靈活性不夠，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中國在美中蘇三角關系中討價還價的地位。特別是在尼克松訪問莫斯科之后，美國既喝“茅臺酒”，又喝“伏特加”（雖然美蘇之間的爭斗并未因此停止，但已不是劍拔弩張之勢)，逐漸在美中蘇三角關系中占據了相對有利的位置。

在國際格局的戰略態勢中，大國的力量對比固然起著關鍵的作用，但有時，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小國的因素也不容忽視。在20世紀70年代中美蘇三角關系變化過程中，越南因素就曾起到相當重要的作用。

20世紀70年代初，中國曾把美國從越南撤軍作為緩和中美關系的重要條件之一：“中國政府主張美國武裝力量應從印支三國、朝鮮、日本和東南亞各國撤走，以保證遠東和平。”

盡管中國在對美談判中充分考慮了越南的利益，但中美關系緩和仍然對中越關系造成較大的沖擊，這也許是中國為了實現當時的主要目標所不得不付出的代價（當然策略運用得當可以盡量減少代價）。

早在1971年基辛格訪華結束，發表中美《公告》之時，越南《人民報》就曾發表了一篇題為《“尼克松主義”一定破產》的社論，影射中美會談。周恩來曾就此批告當時主管宣傳的張春橋、姚文元：“文中表現出越南同志的擔心和估計。”“我認為可以全文發表，不要摘要，表示我們的光明磊落態度。”周恩來指出：“事變的進程，可以證明毛主席領導的中國，始終是支持印支三國人民抗戰到底的。”

但后來的事實表明，越南并未理解中國的苦心，對此始終耿耿于懷。

1975年實現南北統一之后，越南改變了過去采取的“團結中蘇”，“保持中立”的方針，開始逐漸向蘇聯方面傾斜，由此增加了蘇聯在大國關系角逐中的砝碼。同年，越共中央總書記黎筍訪蘇，蘇越發表“越蘇宣言”確定兩國、兩黨要進行全面合作，在國際問題上密切配合。當年，越南在中越邊境制造挑釁事件達439次。1975年底，中國政壇風云突變，政治形勢急劇向“左”轉。

1976年，先是周恩來逝世，接著鄧小平又一次被打倒，中美關系正常化問題實際上被擱置起來。但即便如此，中美兩國在對付蘇聯威脅方面仍有共同點。1976年9月9日，毛澤東逝世，蘇聯一方面向中國伸出橄欖枝，由《真理報》出面發表文章，呼吁改善中蘇關系，表示蘇聯在領土等問題上不對中國抱有野心；另一方面又對中國進行露骨的威脅，10月14日，有特殊背景的蘇聯記者維克多·路易斯在巴黎發表文章說，除非中國在一個月內采取與蘇聯更為和解的政策，否則將迫使蘇聯領導人采取某些“不可逆轉的決定”。

對此，美國立即做出反應。10月15日，基辛格就此評論說，如果中國“受到外部一個大國的威脅”，美國認為那將是“嚴重的事件”。在另外一次談話中，他更為明確地指出：“對于任何通過對中國發動大規模進攻來打亂世界格局的企圖，美國不會不予以認真的對待”。

這說明，中美兩國業已建立，并維持在一定水平之上的戰略關系，在維護世界和平和穩定方面仍然具有重要的意義。

2、蘇聯與越南的走近

1978年7月，越共中央四屆四中全會，通過“新形勢和新任務”決議，確定新的戰略目標。

決議指出：“越南基本的、長遠的敵人雖然是美帝國主義，但直接的敵人是中國和柬埔寨”；“進一步依靠蘇聯的支持，奪取西南（指柬埔寨)在政治上和軍事上的勝利，防范北方的威脅，準備與中國作戰”。

隨后，越共中央向各部隊和各省、市下達指示：“中國是最直接、最危險的敵人，是越南新的作戰對象，要采取進攻的戰略，在邊界進行反擊和進攻。”致使中越邊界沖突不斷。

1978年11月，黎筍再次訪蘇，越南同蘇聯簽訂為期25年的友好合作條約。

其中規定：“在雙方中的一方受到進攻或受到進攻的威脅時，締約雙方立即交換意見，以消除這一威脅，并采取適當的有效措施保障兩國的和平與安全。”

至此，越南全身心地投入了蘇聯的懷抱。正如黎筍所言，在戰爭結束后保留了一支百萬人的龐大的軍隊以對付中國。這樣，蘇聯就如愿以償地填補了美國從越南撤退留下的真空，并且迫使中國面對來自蘇越結盟所帶來的威脅與挑戰。

越南的反華、排華舉動不斷升級，1978年越南在中國邊境挑起一系列武裝沖突事件多達1108次。此外，越南還制造多起驅趕華人華僑事件，誣蔑中國“庇護”越南南方的華僑資本家，利用華僑作為在東南亞“推行擴張主義、霸權主義”的“第五縱隊”。

至1978年底，被驅趕的華人華僑共有28萬人。在蘇聯的支持和唆使下，越南還于1978年12月公開出兵侵略柬埔寨，并把中國當作它推行地區霸權主義的最大障礙。這一切不能不引起中國方面的嚴重關切。

而在美國方面，由于蘇聯一系列明顯的擴張行為，卡特總統決定對蘇采取強硬態度，進一步加強同中國的關系。

1978年12月，中美共同發表具有歷史意義的中美建交公報，雙方重申：“任何一方都不應該在亞洲一太平洋地區以及世界上任何地區謀求霸權，每一方都反對任何其他國家或國家集團建立這種霸權的努力”。這一反霸條款，在當時特定的國際背景下，具有很強的針對性，它十分微妙地，但又是明白無誤地向全世界表明，中美雙方將毫不含糊地反對蘇聯或是蘇聯集團試圖在亞洲-太平洋地區謀求霸權的一切努力。

這樣，在中美關系正常化的同時，在東亞形成了中美聯合對付蘇越同盟的戰略態勢，中美兩國領導人開始醞釀建立軍方的關系。1979年1月，美國總統卡特在瓜德羅普與英、德、法首腦舉行非正式會談時，表示美國不反對西方在向中國出售武器問題上采取通融態度。這是一個重要的信號。

3、尋求美國的支持

在中美建交的同時，鄧小平等中國領導人從戰略全局出發，決定有限度地“教訓”一下越南，遏制其擴張勢頭。

由于越南的后臺老板是蘇聯，因此，教訓越南，實際上也是對蘇聯全球擴張戰略的一個打擊。1979年1月31日，鄧小平在訪美期間同美國新聞記者共進午餐時說：“我們大家可以做這么一件事，蘇聯在哪里搞，我們就阻止它，挫敗它在世界任何地方的搗亂。”

當記者問到越南入侵柬埔寨問題時，鄧小平說：

“越南同蘇聯取得的條約帶有軍事同盟的性質，越南對柬埔寨發動了大規模武裝入侵，并正在中國邊境地區挑釁。越南起的作用會比古巴更壞，我們把越南叫做東方的古巴。對付這樣的人，沒有必要的教訓，恐怕任何其他方式都不會收到效果。”

教訓越南與美國的利益也是密切相關的。因為蘇聯利用越南所進行的擴張，已經擺出了與美國在亞太地區和印度洋地區爭奪的態勢，威脅到了美國的利益。美國對此也是十分關注的。正因如此，在鄧小平訪問美國期間，越南侵柬問題也是中美會談的一個重點。

在1月29日上午和下午舉行的兩次中美會談中，雙方主要就國際形勢交換了意見。

鄧小平對卡特指出：

越南侵柬，“這是一個嚴重問題，是蘇聯戰略部署的一部分。蘇聯在這一帶的做法有如一個啞鈴，一頭通過越南搞印支聯邦，推行亞安體系，一頭是通過控制阿富汗、伊朗、印度南下波斯灣，連接兩者的馬六甲海峽，蘇聯也正設法加以控制。這樣，蘇聯在西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擴張就將連成一體。對蘇聯的這種戰略部署，如不加以破壞，就會造成更大的麻煩。越南建立印支聯邦的野心由來已久。從戰略全局考慮，有必要對越南的這種狂妄野心給以教訓。只要步驟適當并有限度，我們估計，蘇聯將難以作出很大的反應。就是從最壞的方面考慮，中國也頂得住”。

對此，卡特總統表示，這是個很嚴肅的問題，他想同自己的顧問們研討后再說。

鄧小平認為：

“今天的世界很不安寧，存在著戰爭的危險，主要危險來自蘇聯。第三和第二世界應聯合起來反對霸權主義。這一反霸統一戰線，坦率地講是包括美國在內的。對付蘇聯稱霸世界，美國理所當然是一個主要力量，但在相當長的時間內，美國在盡自己的責任方面有某些不足。蘇聯在世界各地擴張，特別是利用古巴在非洲插手，支持越南侵柬，沒有受到應有的遏制和懲罰。結果，世界形勢可以說一年比一年緊張。蘇聯終究是要發動戰爭的。如果我們工作做得好，可能椎遲戰爭爆發，如果無所作為，形勢會更加復雜。我們希望同美國從各自的角度出發，做各自應做的工作”。

卡特承認從東南亞到印度洋到非洲，許多地區形勢不穩，蘇聯的軍事力量在迅速增長，這些都是國際形勢中的不利因素。

他也同意中美應加強合作，在一些麻煩的地區協調行動。但是，他強調美國及其北約盟國的力量正在加強，蘇聯面臨許多困難，在國際上處境更加孤立。中美雙方還討論了南亞、中東、印支、朝鮮以及美蘇限制戰略武器會談等問題。

鄧小平表示希望美國扎扎實實地援助巴基斯坦，以免巴感到孤立，走上依靠蘇聯的道路；在中東幫助薩達特，對以色列施加恰當的壓力，以免蘇聯鉆空子，使阿爾及利亞、敘利亞、伊拉克更加靠近蘇聯；在南朝鮮撤出全部美軍，為恢復朝鮮南北談判創造條件。

對美蘇限制戰略武器會談，鄧小平說：“我們不反對美蘇簽訂這種協議，但我們認為它管不住蘇聯，不相信它會約束蘇聯的擴張政策。重要的是要做扎扎實實的工作，這就是說，中、美、日、西歐以及第三世界要聯合起來，破壞蘇聯的戰略計劃。”

中美兩國領導人經過兩天的會談，于1979年2月1日發表了《聯合新聞公報》。

公報指出：“雙方重申反對任何國家和國家集團謀求霸權主義或支配別國，決心為維護國際和平、安全和民族獨立做出貢獻。”

這份公報由于出現了反對謀求“霸權”或“支配”別國這樣的字句，引起了各方面的注意。其中“霸權”一詞是應中國方面的要求寫上的。在這一時期的國際外交語匯中，這個詞成了中國指責蘇聯推行擴張主義政策的代名詞；美國同意在公報中使用這個高度敏感的詞，說明了美國在反對蘇聯霸權主義方面與中國是有共同點的。

而“支配”一詞是應美國方面的要求插到這句話里面的，這個詞與“霸權”平行，就把這句話的范圍擴大到了指任何有侵略擴張意圖的國家。

公報發表以后，有人問，把“霸權一支配”合在一起使用是否遠不止是指蘇聯，而是還適用于其軍隊侵入柬埔寨的越南時，美國白宮官員巧妙地答道：“我要說，這只鞋子誰穿著合適，指的就是誰。”

又有人問起莫斯科是否可能對鄧小平的訪問做出不利的反應時，白宮官員斬釘截鐵地說：“不能讓對俄國反應的擔心來支配對外政策。如果情況是那種樣子那么其結果保險是災難性的。”

此時，中國已在中越邊境地區集結部隊準備對越作戰，為防范蘇聯做出過激反應，在“三北”地區的中國部分作戰師也進入了待機地域，準備反擊蘇軍可能的軍事攻擊和軍事牽制行動。

4、布熱津斯基的“各打三十大板”

鄧小平訪美結束后，中共中央于1979年2月14日發出《關于對越進行自衛反擊、保衛邊疆戰斗的通知》，指出：“我們進行自衛反擊的目的是求得我國邊疆地區的和平和安定，以利于四個現代化的順利進行。戰斗的地區、時間和規模，都是極為有限的。”

1979年2月17日起，中國邊防部隊在中國廣西的龍州、靖西和云南的河口、金平地區出擊，對越南在中越邊境用以對中國進行挑釁的各種軍事據點實施粉碎性的打擊。

當天，新華社奉中國政府之命發布聲明指出：如果對越南的侵略行徑不予制止，無疑也將危及東南亞甚至整個亞洲地區的和平與穩定。聲明說：“在給予越南侵略者以應有的還擊之后，中國邊防部隊將嚴守祖國的邊界”。

中國對越自衛反擊戰打響之后，國際輿論迅速做出反應，從總體上看是有利于中國的。除了蘇聯東歐集團氣急敗壞地大罵之外，大多數國家表示中立和主張談判解決，其中不少的國家是表面上中立，實際上偏向和同情中國方面，同時也擔心蘇聯介入，使沖突擴大。國際社會注目的焦點是中美蘇三方的微妙關系。

美國實際上在鄧小平訪美期間已得到中國要“教訓”越南的通報，因此早有準備。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布熱津斯基自鄧小平訪美結束就開始考慮美國的對策。

為了避免出現美國在國際輿論的壓力下譴責中國為侵略者的局面，布熱津斯基想出了一個點子，即：美國既批評中國的軍事行動，同時也譴責越南占領柬埔寨，并要求中、越雙方各自撤軍。由于估計越南和蘇聯根本不會接受這個建議，此計在外交上可給中國打掩護而又不牽連美國。

中越之戰爆發后，美國總統卡特馬上召開國家安全委員會會議進行磋商，并且采納了布熱津斯基的方案，即：要求中國從越南撤軍，應該同要求越南從柬埔寨撤軍掛鉤；同時向蘇聯發一信息，敦促他們不要采取可能導致形勢更嚴重的行動，特別是不要采取調兵遣將或其他形式的軍事行動。

布熱津斯基在會上還力主在信息中增加一句話，表示美國也準備采取類似的克制態度，他解釋說，必須使蘇聯意識到這里是對等的（這句話秘而不宣地包含著如果蘇聯動手的話，美國也要做出軍事反應的意思)。

2月18日，美國《紐約時報》報道了這次會議商定的“指導美國政府的原則”是：

“美不會直接卷入共產黨國家之間在亞洲的武裝沖突；美眼前利益、亞洲盟國安全并未受到這場沖突的威脅，但沖突如果擴大則是危險的；美將運用它能采取的一切手段，鼓勵采取克制態度，并防止戰爭擴大到把蘇聯也卷入其中；美不會由于這場沖突而改變同中國的關系。”

由此可見，美國對中越之戰的總體態度是，不直接卷入，同時敦促蘇聯不介入，力爭沖突不擴大，并確保中美關系不因此受影響。在公開表態中，美國對中國在形式上是有批評的，既譴責越侵柬，也譴責中國對越還擊，但實際上是幫忙，要求中、越從越柬“雙撤軍”并積極推動聯合國安理會開會討論整個印支形勢，以此來壓越南和蘇聯。

5、對越自衛反擊戰對中美蘇三邊關系的影響

在此期間，勃列日涅夫通過熱線傳送給卡特總統一封措辭強硬的信件，但卡特總統絲毫不為來信所動，命令萬斯和布熱津斯基繼續按規定方針辦。

卡特還在致勃列日涅夫的信中表示，如果蘇聯“對中國采取軍事行動，美國將重新估價其在遠東的安全地位，并在軍事上做出反應。”

1979年2月24日至3月4日，美國財政部長布盧門撒爾和夫人在中越之戰的炮聲中實現了對華訪問。這也是中美建交之后訪問中國的第一個美國政府代表團，意義非同一般。蘇聯對美國等西方國家的高級官員在這種時刻如期訪華十分惱火，攻擊西方對中國搞“綏靖”，并指責美國縱容和默許中國“侵越”。

蘇聯此時對中國也是無計可施，暴露出色厲內荏的本質。

蘇聯政府曾于2月18日發表聲明，說中國“侵略”越南和推行“霸權主義”，聲稱蘇將根據蘇越同盟條約履行其“義務”。但其語氣含混，并沒有多少實際步驟，除了派遣一些艦只到南中國海游弋和空運一些物資外，在中蘇邊境沒有輕舉妄動。

1979年3月5日，中國邊防部隊開始從上述地區撤出。到3月16日為止，中國邊防部隊已全部撤回中國境內。由于中國說話算數，教訓完越南，已從越南撤回。而越南卻賴在柬不走，在國際輿論的譴責下，陷入十分被動的局面。

事實證明，越南靠蘇聯是靠不住的，而鄧小平訪美后迅速發展的中美戰略協調關系倒是在炮火硝煙中經受住了嚴峻的考驗。

1979年4月16日，鄧小平表示：

“在我們教訓越南時，我們對美國政府的立場和表明的態度是滿意的，就是提出中國從越南撤軍，越南從柬埔寨撤軍，就是對這個態度我們滿意。只要美國在道義上、在政治上繼續采取這個立場，這就是美國對柬埔寨的支持。”

1979年4月19日，鄧小平又從全球戰略的高度，對教訓越南的意義作了闡述。

他說：

“在美國的時候，我就對卡特總統說，我們要教訓一下越南，雖然我們當時的題目只是限制在中越邊界范圍內，但實際上不是從中越兩國角度考慮，也不是從印支角度考慮，而是從亞洲、太平洋的角度，也是從整個全球戰略角度來考慮這個問題的。”

1980年1月16日，鄧小平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干部會議上進一步指出：

“對越自衛還擊戰，在軍事上、政治上都得到了勝利，不僅對于穩定東南亞局勢，而且對于國際反霸斗爭，已經起了重大的作用，將來還會起作用。”

從教訓越南的結果來看，中國方面在美國的配合下，基本上達到了預期的目的，這一仗有效地打亂了大小霸權主義的擴張部署，有力地維護了亞太地區的穩定，蘇聯未敢做出激烈反應。

而且通過這一戰略行動，微妙的中美蘇三角關系重新呈現出有利于中國而不利于蘇聯的傾斜。卡特總統對蘇聯的看法有了更為深刻的認識，后來提出了“使用包括軍事力量在內的一切必要手段”遏制蘇聯擴張的“卡特主義”。

這時，美國政界越來越多的人已意識到，一個軍事上強大的中國是符合美國國家利益的，加強同中國在軍事方面的合作，對于抗衡蘇聯咄咄逼人的進攻是必要的和有效的。

1980年1月，美國防部長首次訪華。啟程前，布熱津斯基表示，蘇聯武裝入侵阿富汗賦予布朗的使命以“新的含義”，進一步密切同中國的安全關系是美國能夠對蘇聯行為做出反應的“主要辦法”。這表明，布朗訪華的目的就在于，要為中美兩國在軍事方面進行更為積極的合作打下一個堅實的基礎，以應付蘇聯的挑戰。這樣一來，中美之間新的安全關系開始出現了。

1980年1月5日，自新中國成立以來，第一個訪問中國的美國國防部長到達北京，標志著中美軍方關系的建立。在與中國領導人進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會談之后，布朗認為，美中雙方的會談是坦率的和富有成果的，美中之間有共同戰略目標的領域越來越多。

他在訪華期間答應向中國提供可能用于軍事的地球資源衛星。

布朗訪華之后，美國國防部于1980年1月24日宣布，美國準備在個案處理的基礎上有選擇地向中國出售某些輔助性軍事裝備。1980年4月25日，卡特宣布把中國單列為出口管制組別中的T組，在個案審查的基礎上開始向中國出售軍民兩用產品和技術。

1980年4月，美國國防部批準向中國出售包括防空雷達、遠程通信設備和軍用直升機等輔助性軍用設備，并根據1979年達成的協議，在中國新疆建立了兩個監測站，由美方提供設備，中國人員進行操作，以監視蘇聯的核試驗。1982年1月，美國把對中國出口從“Y”類調整為“P”類，以視同蘇聯、東歐國家的區別，放寬了對中國出口商品的范圍，允許中國購買運輸機、遠程通信裝備乃至軍用運輸機等。中美兩國軍事關系有了長足的進展。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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