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思平治」金燦榮：當年對日本政策用錯了，這次我贊成“狠打”！

金燦榮：當年對日本政策用錯了，這次我贊成“狠打”！

學思平治

繼2026年1月實施對日兩用物項出口管制措施后，中國商務部于近日再次發布公告，將三菱造船株式會社等20家參與提升日本軍事實力的實體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單，將斯巴魯株式會社等20家無法核實兩用物項最終用戶與最終用途的日本實體列入關注名單。此次反制，意在反制高市早苗一系列錯誤言論，遏制日本“再軍事化”和擁核企圖，防范日本重走軍國主義道路，展現了中國堅定維護戰后國際秩序的堅定意志，以及作為負責任大國的使命擔當。

從管制名單構成來看，此次被管制對象均為日本軍工及軍民兩用領域極具代表性的企業，業務覆蓋船舶建造、航空發動機、航空設計制造、艦艇動力、海事系統集成、導彈等研發與生產環節，基本囊括日本軍工全產業鏈關鍵節點。

此外，中方還將斯巴魯株式會社等20家無法核實軍民兩用物項最終用戶與最終用途的日本實體列入關注名單，對不同涉軍程度的企業實施分類管理。

需要明確的是，中方此次反制措施僅針對軍民兩用物項，不會干擾中日之間正常的經貿往來。整體來看，相關措施精準有力、直擊要害，將對延緩日本“再軍事化”進程發揮積極作用。

有不少人，包括部分學者認為，中方沒有必要采取這么大的動作，認為這會加深日本右翼勢力對中國的負面觀感，進一步強化其“中國威脅”認知，并促使高市早苗政府加快“再軍事化”步伐。筆者對此并不贊同。

戰后，日本軍國主義勢力并未得到徹底清算，又遭遇了“失去的三十年”，親歷過二戰慘痛歷史的一代人也基本離世。如今參與投票的民眾成長于“失去的三十年”，普遍對未來感到焦慮，加之右翼勢力的刻意誘導，日本社會排外情緒濃厚，對中國的敵意尤為突出。在筆者看來，日本“再軍事化”有其內在邏輯，日本社會整體右傾化、右翼勢力推波助瀾，才是其重走軍國主義道路的主因，與中國的反制沒多大關系。從中國角度講，高市早苗政府將日本引上與中國對抗的道路，加速“軍事化”，試圖顛覆戰后國際秩序，中國沒有責任和義務配合日本軍工產業發展；作為負責任大國，中國有義務以實際行動防范日本重走軍國主義道路，這么做既是維護自身利益，也是維護地區國家的共同利益。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在本月日本眾議院選舉前后，高市早苗內閣竟以為自民黨獲得大勝后，中方會軟化對日立場。高市早苗在選舉后的采訪中稱，要“營造能夠參拜靖國神社的環境”，還要讓同盟國及周邊國家理解，打造一個能“彼此向為國捐軀者表達敬意的環境”。這些赤裸裸的言行，讓人百思不得其解。不少中國網民直言，他們有點缺心眼，腦子瓦特了。筆者不是日本問題專家，僅從常識層面對這一現象略作分析。

日本這個國家的特點就是畏威而不懷德。你對它好，它非但不知感恩，反而覺得你軟弱可欺；你對它越強硬，它反而越敬畏。總體而言，中國對日本一向仁至義盡。二戰結束后，中國對境內大部分日本軍人及其家屬，由國民政府盡最大努力予以遣返，僅對少數經甄別確認的戰犯依法進行處理。這反而讓日本對中國心存蔑視。坦率地說，當時國民政府在對日處置問題上是存在問題的。這些年，中國綜合實力不斷提升，日本內心無法接受中國崛起，對中國抱有極深且愚昧的種族主義偏見，態度極度傲慢。加之美國政府為高市早苗撐腰，使其內閣誤以為只要日本內部達成統一，中國就拿他們沒有辦法。從這個角度而言，中方更應采取反制措施，擊碎其不切實際的幻想。

筆者想要強調的是，對日本這種畏威而不懷德的國家，有效的反制遠比一味容忍管用。回顧20世紀20年代至40年代的歷史，上世紀20年代蔣介石名義上統一中國后，本應學習蘇聯模式，以國家力量迅速建設兵工產業，加快軍隊武裝，防范日本侵略。如果蔣介石真有全局觀，在當時的國情下本可以多做軍事準備。當時的捷克斯洛伐克人口才一千多萬，卻能造出步槍、火炮、坦克、裝甲車等世界一流的全套陸軍裝備。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前，中國的工業人口或許不如捷克斯洛伐克多，裝備水平也可能不及對方，但完全可以多買些裝備以及加緊自主生產更多武器，這對打消日本侵略野心是有好處的。可蔣介石卻忙于“剿共”、打壓各路軍閥，國家長期陷于內戰。經濟上，他依賴江浙財團支持，完全放任市場。日本發動侵華戰爭時，他竟然還寄望于國聯出面調停。自身不做準備，讓日本覺得有機可乘；戰爭爆發后消極抵抗，一味指望國聯主持公道，最終釀成了民族大禍。這段慘痛的歷史并不遙遠，我們必須充分吸取教訓！

當前，必須趁日本軍力將強未強、尚未實現所謂“國家正常化”之前，把該做的工作做到位（包括臺灣問題）；等它徹底坐大，再想遏制就晚了，這對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極為不利。日本越是推進“再軍事化”，我們就越要綜合運用多種手段，盡最大努力為其“去軍事化”。

【 金燦榮：長安街讀書會成員、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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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 馬嘉均 ；初審：韓培濤、邱詩懿、 許雪靖 ；復審：李雨凡、程子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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