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首位公開艾滋病女大學生朱力亞：被黑人男友感染，依然愛他！

2004年3月，武漢的春天來得正好，街頭巷尾的油菜花開得金燦燦的，對于正在讀大二的朱力亞來說，這本該是一年中最舒服的日子。

可就在一個月末的下午，輔導員突然找到她，說了一句讓她當場懵掉的話：“你知道嗎？你那個男朋友，他得的不是普通病，是艾滋病，而且已經發病了。”

朱力亞愣在那里，半天沒回過神。

就在前兩天，她還高高興興地把男友馬浪送上去北京的火車，那天她幫他洗了衣服，兩個人像往常一樣待在一起，沒有任何安全措施。男友說是去北京辦事，過幾天就回來，走的時候還笑著跟她揮手告別。

誰能想到，這一別，她的人生徹底拐進了死胡同。

校方找她談話的時候，態度很直接：你得趕緊去查一查。

朱力亞當時心里還抱著一絲僥幸——不會的，怎么可能呢？他是個醫學院的研究生啊，要是真有病，他自己能不知道嗎？

可命運這東西，從來不會因為你年輕、你長得好看、你成績好就對你手軟。當天下午她去疾控中心抽血，等結果的那幾個小時，她把這輩子能求的神都求了一遍。

醫生拿著單子出來的時候，臉上沒什么表情，就說了倆字：“陽性。”

就這倆字，把朱力亞從熱氣騰騰的人間，一把推進了冰窖里。

接下來的日子，她根本不知道怎么熬過來的。學校那邊委婉地讓她“休養”，其實就是不讓再去上課了。同學們也不知道該怎么面對她，見面躲著走。她一個人窩在租來的小屋里，把窗簾拉得嚴嚴實實，屋子里黑得伸手不見五指，她就那么坐著，一坐就是一整天 。

說起來，這段感情的起點還挺浪漫的。

2002年，朱力亞還在讀大一，英語成績特別好，在一家音像店門口，她認識了這個叫馬浪的黑人男孩。他說他是巴哈馬人，在武漢一所大學讀醫學研究生，中文說得磕磕巴巴的。

朱力亞英語好，就經常幫他翻譯、帶他買東西、陪他熟悉武漢的大街小巷，一來二去，兩顆心就靠到了一起 。

在朱力亞眼里，馬浪是個特別有風度的男人，文雅、帥氣，待人溫和，比身邊那些毛手毛腳的男生強太多了。她甚至有時候覺得，自己一個普通家庭的姑娘，能攤上這么好的男朋友，是不是有點高攀了？

可事實是什么呢？

事實是，他根本不是什么巴哈馬人，他來自非洲的贊比亞，而且他在老家早就結婚了，有老婆有家庭 。

更殘忍的是，他是個醫學院的研究生，對自己的身體狀況比誰都清楚。兩個人交往的兩年里，朱力亞見他發過燒、鬧過肚子，還以為是普通感冒，買了水果去看他，他什么都沒說，直到要被遣返回國了，他也沒告訴朱力亞真相，還編了個“去北京辦事”的理由，臨走那天，依然沒有任何防護措施。

這就是朱力亞拼命愛過的那個男人。

可奇怪的是，哪怕知道了這一切，朱力亞后來接受采訪時還是說：“我不恨他，他畢竟是我愛過的男人，是我唯一的愛。”

有人說她傻，有人說她被愛情沖昏了頭。可感情這種事，誰說得清呢？有些人就是這樣，明知道對方是個火坑，跳進去燒得遍體鱗傷，還是念著當初那點暖。

得病這件事，朱力亞最難開口的，不是對同學，不是對老師，而是對爸媽。

她老家在西安，爸媽是很普通的勞動人民，爸爸沒讀過什么書，靠開車掙錢；媽媽是個高中畢業生，年輕時下崗了，就去農村包地種菜，冬天搞大棚溫室，一雙手磨得全是繭子，兩口子省吃儉用，把女兒送到好學校，就是盼著她能有出息 。

朱力亞從小就要強，家里條件一般，但在同學面前從來不低頭。考上中專，兩年學完三年課，又保送上了大學，一路都是爸媽的驕傲 。

現在，你讓她怎么開口？說“媽，我得了艾滋病，快死了？”

她說不出口。

休學回家那段時間，她整個人瘦了一圈，眼神都是直的，媽問她怎么了，她說失戀了。媽一聽還笑了：“就這？多大點事，以后媽給你介紹更好的。”

看著媽臉上的笑，朱力亞的心像被人攥著一樣疼。她只能跟著笑，笑著笑著，眼淚往肚子里流。

2004年9月，朱力亞去了河南，那里有中國最集中的艾滋病群體。看著那些和她一樣的人，有的比她還慘，她突然覺得，自己不能就這么縮著等死。

她想把自己的經歷說出來，不是為了博同情，就是想讓那些和她一樣傻的女孩長個心眼。

2005年，她找到了媒體，決定公開自己的身份和日記。那時候，她是中國第一個敢這么做的在校女大學生 。

這個決定有多難？當時和她一起接受采訪的還有六個同樣感染的大學生，大家留了聯系方式。后來朱力亞想打電話過去，全是空號——連患者自己，都不想讓別人知道自己得病。

可朱力亞還是站出來了。

她說：“如果公布一個人的悲哀，能挽救另一些年輕鮮活的生命，那是非常值得的。”

2006年，她把這段經歷寫成書，叫《艾滋女生日記》。社會學家李銀河看完之后說：“我是逐字逐句把它讀完的，這在我的讀書史上是一個例外。”

2009 年 7 月 14 日，朱力亞最終還是離開了大家，去世時年僅 27 歲。如今17年的時間過去了，那個曾經勇敢的女孩或許已經消失在人群里，但她敲響的那記警鐘，至今還在回響。

希望下一個“朱力亞”，真的不要再出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