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年谷牧赴西歐考察，受超高規格接待，回國后連講7小時引人深思

1978年年初，北京的冬天還帶著寒意，國務院機關大院里卻已經暗暗起了變化的風聲。文件往來頻繁，會議一個接一個，很多老干部都感覺到：有些事，怕是要動一動了。就在這樣的氣氛中，一樁看似普通的外事訪問，被悄然賦予了不同尋常的分量——一位主管經濟工作的國務院副總理，即將踏上西歐的土地。

時間回到1978年1月，法國總理雷蒙·巴爾率團訪問中國。那時的歐洲，正經歷著“石油危機”之后的經濟低迷，市場接近飽和，企業開工不足，失業率居高不下。各國政府絞盡腦汁尋找新出路，而擺在他們面前的，是一個人口眾多、卻尚未完全打開大門的東方大國。

法國方面這次來得很“整齊”。不僅總理親自出馬，隨行人員里還有外交部長、外貿部長安德烈·羅西及其夫人，陣容之強，在當時的中法交往史上并不多見。中方也給足了禮遇，時任國務院總理華國鋒親自到機場迎接。短暫寒暄之后，當巴爾注意到人群中的谷牧時，腳步明顯一快。

“作為一名經濟學家，很高興與你會晤?！卑蜖柹斐鍪?，神情頗為鄭重。

這句略帶“鋪墊”的開場白，看似客氣，實際并不簡單。谷牧當時分管對外經濟貿易，歐洲人在來之前，顯然做了不少功課。對他們而言，這位中國副總理，很可能就是今后打開中國市場的關鍵人物。

一方面是急于尋找新機會的西歐，另一方面是外匯捉襟見肘、卻必須謀求突破的中國。兩股力量，在這一刻開始漸漸交匯。

有意思的是，巴爾訪華結束前，向中方提出了“回訪”的設想，希望中方能派出高層代表訪問西歐。這個請求被鄭重地擺上了中央的案頭。華國鋒日常公務繁忙，經集體討論后，中央作出一個看上去頗為靈活的安排——由主管對外經濟的谷牧率團赴西歐考察。

一、從“腐朽資本主義”到“眼見為實”

接到這個任務時，谷牧并沒有立刻意識到，這一趟出訪，會對中國的對外開放產生多大影響。他最先表現出來的，還是那個年代不少干部共同的觀念。

“依我之見，腐朽的資本主義只會讓他們越來越落后！”面對即將踏上西方土地的討論，谷牧話說得很直。

鄧小平聽后笑了笑，搖搖頭：“我看未必。俗話講，耳聽為虛，眼見為實。就怕見到西方社會后，是李鴻章去紐約，半天說不出話?！?/p>

這句半開玩笑的話，信息量卻不小。既點出了過去宣傳中的片面，也暗含著一種提醒：不能光憑印象判斷世界，更不能停留在想象中。谷牧愣了一下，很快意識到，自己的眼界，也許確實需要重新校準。

“那您的意思是……”谷牧似乎還想再確認。

“我的建議，是以你為團長，組個考察團，去西歐看一看。”鄧小平答得干脆。

“沒問題，我一定借這個機會，好好觀察西方社會?！惫饶翍B度爽快，很快接受了這項任務。

當時的中國，外匯儲備緊張到什么程度？1978年全國外匯儲備總共只有大約15億美元，連這次考察團的經費，都需要通過多家銀行“拼湊”。不少后來成為地方主政干部的成員，在回憶這段經歷時，仍感慨那時每一筆出國費用都十分緊張，花在什么地方，都要反復權衡。

代表團成員中，有人幾十歲頭一回出國，對外部世界的認知極為有限。有位干部不敢吃冰淇淋，同伴問原因，他一本正經地說：“我怕冷。”旁邊有人打趣：“那你把它熱一熱再吃嘛！”聽著好笑，其實很真實。對于不少那一代人來說，西方社會不僅陌生，甚至有點“不可想象”。

類似的小插曲，在此前其他代表團出訪時也出現過。1977年，原東北冶金工業部副部長葉志強率團訪問日本。日本主人端上易拉罐飲料，中國客人一臉疑惑：這么薄的“鐵皮”是怎么做出來的？為什么上面還有那么細致的圖案？要知道，當時國內罐頭還是厚鐵皮焊接，要用專門的工具才能撬開，工藝水平完全不在一個層次上。

這種差距，在那時很多人眼里，已經開始刺眼。正因為如此，1978年這次由國務院副總理領銜的西歐考察，被賦予了一個很清晰的使命——不再只是禮節性的訪問，而是要“看門道”。

1978年5月12日，谷牧率代表團從北京出發，首站選擇了法國。飛機剛落地，法國總理巴爾就親自到機場迎接。

按慣例，接待規格要與對方職務大致對等。谷牧是國務院副總理，理論上由副總理級人物接待即可。但巴爾明確表態：“谷牧是代表總理來的，要按照總理的標準接待?！边@句話，說給中方聽，也說給本國官員聽，態度擺得很明顯。

更細節的地方也能看出差別。通常來講，隨團警衛人員不會被安排上主桌，可谷牧的警衛員袁增春后來回憶，在不少正式宴會上，他都在主桌就座。這已經超出了正常禮遇的范圍。

不僅是法國，隨后訪問的比利時、丹麥、瑞士、西德，都拿出了超常規格。比利時和丹麥的首相親自迎接并主持會談，比利時國王、丹麥王后在皇宮設宴款待。形式固然是禮節，背后的考量卻是實打實的利益。

山東省革委會副主任楊波后來從政治和經濟兩個角度做過分析。一方面，中國提出的“三個世界”理論、反對霸權主義、支持一個團結統一強大的歐洲，這些立場契合了不少西歐國家的政治訴求，使他們愿意在政治上拉近關系。另一方面，1974年石油危機后，西歐經濟長期處于停滯狀態，資本、技術、設備與產品大量過剩，卻找不到理想的市場。

1978年2月召開的五屆人大一次會議上，中國公布了十年規劃和二十三年設想，這一信息傳到西歐，引發強烈關注。很多企業和金融機構敏銳地意識到：中國很可能會在不久的將來加大建設力度，需要大量引進先進設備與技術，這正是他們急于尋找的出口。

談判桌上的氣氛，有時相當直接。在法國，按照常規會談程序，政治問題一般先談，再進入經貿議題。巴爾卻干脆把政治話題留給總統去談，對谷牧說得很明白：“這些問題您同總統會見時再討論，我們今天主要談經濟。1977年法中貿易額為什么下降，這同兩國的友好關系不相稱?！?/p>

法國總統德斯坦在會見時也直截了當：“法國有哪些東西是中國需要的，雙方在哪些領域可以進一步發展合作？”一連串發問，其實只圍繞一個核心——希望中國買法國的設備和技術。

更有意思的是，中方代表團還沒回到北京，法國一家銀行的董事已經先一步飛到了中國，主動表示愿意提供25億美元貸款。西德方面更為主動。在黑森州，州長當面對中國代表團表示：“我們可以直接存200億美元到銀行，供你們使用?！钡搅吮蓖荩蓍L話說得更“豪爽”：“如果你們要用50億美元，可以直接拍板；如果需要200億美元，宴會后一個小時內談判即可定下來?！?/p>

這些數字，帶有一定談判意味，未必完全可以視作“立即兌現”的承諾，但釋放出的信號極其清晰——西歐確實急切渴望同中國開展大規模經貿合作，愿意以貸款等方式“先行一步”，只等中國點頭。

二、西歐工廠里的“算賬”與中國的差距

對于代表團成員來說，真正讓人震動的，并不僅是宴會上的客氣話，而是一個個具體的數字，一條條親眼看到的生產線。

在出發前，谷牧就對身邊人說：“反正國家的外匯已經花了，既然來了，就要盡量多看多學。”這種“不能白走一趟”的想法，讓這次考察比以前很多出訪都更為務實。

從5月中旬到6月初，代表團先后考察了80多個工廠、礦山、港口、農場、大學和科研機構。時間緊，行程密，但大家都清楚，越是看得多，越能摸清差距到底有多大。

楊波對瑞士伯爾尼的一座低水頭水電站印象極深。這座電站裝機容量2.5萬千瓦，職工只有12人。對比一下國內，當時江西水口發電站裝機容量2.6萬千瓦，職工298人，相差二十多倍。谷牧在報告中專門提到，這座水電站已經基本實現了用電子計算機集中控制，節假日幾乎看不到人值守，整個系統依靠自動化設備運轉。

這種場景，對于習慣了“人海戰術”的中國工業體系來說，無疑是一種強烈的沖擊。人多，本來被視為一種資源優勢，可在高自動化的生產線上，人多反而變成了成本和負擔。

同樣的對比，在鋼鐵和煤炭領域更為明顯。法國馬賽的一家鋼廠，年產350萬噸鋼，職工約7000人。而當時的武鋼，年產230萬噸鋼，職工卻有6.7萬人。粗略算下來，單位產量對應的用工人數差距驚人。

西德1977年褐煤產量為1.23億噸，職工總數2萬人。其中，一家電力公司所屬的露天煤礦，年產5000萬噸，只需要2000名職工。更關鍵的是，生產工人僅約900人，其余主要為技術與維修人員。煤礦上最大的輪式挖掘機，五個人就能開動，一天產量可達40萬噸。

對比國內同類規模的露天煤礦，年產5000萬噸往往需要16萬勞動力。這個差距，不是簡單的“多干少干”的問題，而是整個技術體系、管理方式、設備水平完全不同帶來的結果。

有人在現場看著那些巨型挖掘機、自動化控制室，不免心里一沉：過去總覺得“人多力量大”，可面對這樣的技術優勢，再多的勞動力，似乎也趕不上機器和管理方式的變革。

值得一提的是，西歐在基礎設施方面的優勢，同樣給代表團留下深刻印象。七十年代的中國，還沒有一里真正意義上的高速公路，而西德的高速公路已經形成了較為完整的網絡。那時，高速公路只占全國公路總里程的約2%，卻承擔了全國約三分之一的貨運量。

在山東工作多年的楊波，本以為本省的公路建設在全國算是靠前的。到了西歐，他才發現，公路網絡的密度、路況質量、配套設施的完善程度，根本不是一個層級。貨車從高速公路上高速穿行，時間成本大幅下降，這背后體現的是一整套圍繞效率所建立的交通體系。

代表團成員在西歐所見所聞，被慢慢整理成一串串數據。谷牧在回國總結中坦率指出：中國與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經濟技術水平方面，大體上落后約20年；如果從人均生產水平來算，差距還要更大一些。

不得不說，這樣的結論，在當時并不那么容易下。長時間以來，對西方世界的宣傳偏重于其制度弊端與社會矛盾，很少正視其在技術、管理、產業體系方面的成就。習慣于強調自身優越性的思路，一旦觸碰到這些冷冰冰的對比數字，難免會感到不適。

然而，西歐的發展并不是“憑空而來”。二戰結束時，歐洲大陸滿目瘡痍。中國代表團在西德駐外機構借來紀錄片，看到了戰后初期的畫面：城市被炸得千瘡百孔，居民住處緊張，糧食短缺，不少市民推著馬車、牛車到農村尋找食物。農民耕地靠的也還是傳統方式，不少地方連拖拉機都用不上。

外援固然重要，比如美國的“馬歇爾計劃”確實為西歐提供了大量資金和物資支持，但要從廢墟中站起來，再一步步建成高度工業化的體系，僅靠援助遠遠不夠。丹麥的例子頗具代表性。這個原本以農業為主的國家，從1957年到1970年，用約14年時間，逐步完成了從落后農業國向先進工業國的轉型。工業產值年均增長12%，工業制成品出口額增加了5倍，工業產品在出口結構中占據絕對優勢。

代表團成員心里很清楚：別人并非天生就比中國強，而是在幾十年的時間內，持續進行了制度調整、技術引進和管理創新。差距不是當天形成的，但拖得越久，越難追上。

三、七小時匯報，打開“國門”的現實考量

1978年6月6日，考察團結束行程啟程回國。飛機剛離開歐洲上空，成員們就開始圍在一起討論：這份報告到底怎么寫？該寫到什么程度？又該如何在“實事求是”和當時的思想慣性之間找到一個平衡點？

一方面，西歐的先進經驗和技術水平必須如實反映，否則這趟路就白走了；另一方面，涉及對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正面評價時，又不可避免地會觸及長期宣傳形成的固有看法。怎么寫，大家心里多少都有顧慮。

但有一點共識很快達成——不能只寫“見聞錄”，還必須結合國內情況，提出有針對性的建議。既然西歐的資本、設備、技術都急著找出路，而中國又正謀劃大規模建設，那么如何引進、怎樣引進、在哪些領域優先引進，就必須拿出更具體的設想。

回國后，代表團在谷牧的主持下，集中時間整理材料、核對數據、反復討論措辭。6月22日，報告遞交中央，很快引起高度重視。

同月下旬，中共中央、國務院在北京召開專門會議，聽取谷牧關于西歐考察情況的匯報。會議由時任中共中央主席、國務院總理的華國鋒主持，葉劍英、聶榮臻、李先念等中央領導人悉數到場。參會陣容之強，說明這份報告在當時的份量，絕不是一般的工作匯報可以相比。

那天的會議，從下午3點半一直持續到深夜11點。谷牧在臺上整整講了七個小時，中間幾乎沒有停頓。他從代表團行程講起，再到各行業考察見聞，一路談到西歐的經濟結構、科技水平、產業布局，隨后又聯系國內問題，提出關于技術引進、經濟體制調整等方面的意見。

有些內容，已經超出了以往會議上“慣常說法”的范圍，甚至可以說是觸及到一些長期不愿正視的現實。正是這種不遮不掩的態度，讓這七個小時顯得格外漫長，也格外重要。

聶榮臻在會上發言時語氣十分堅定：“過去我們對西方的宣傳有片面和虛偽之處，這反過來又束縛了我們自己。谷牧這次調查比較全面，該看的都看了。需要引進什么，從哪個國家引進，應當拍板了，不要光議論了?！?/p>

這番話，道出了不少干部心中的一個節骨眼——如果對外界了解不全面，就容易把自己“困”在舊觀念里，既看不清差距，也下不了決心?，F在既然有人跑了一趟，把情況看得明明白白，那么接下來就不能再停留在討論層面。

會議臨近結束時，鄧小平做了總結性講話。他指出，中國同西方的差距，遠比此前很多人想象的要大。如果繼續抱著“差距不算大”的想法，不愿意正視現實，不愿意采取真正有力度的改革開放舉措，結果只會被越拉越遠。

會后，鄧小平專門找谷牧談話，話題直接指向“引進”的節奏與效率。他明確表示，引進是必然要做的事情，關鍵在于爭取時間，盡量縮短從談判到成交的周期，不能拖拖拉拉。對當時習慣于“慢慢來”的工作節奏而言，這是一個非常鮮明的提醒。

同年7月下旬，國務院又召開了一次關于加速“四個現代化”建設的務虛會，參加者多為有關部委負責人。谷牧再一次在會上作長篇匯報，將西歐考察所得與經濟體制調整結合起來，談得更為深入。這次務虛會前后開了二十多天，盡管由于歷史條件限制，不可能一下子打破所有思想束縛，但有關“解放思想”“重視外國經驗”的討論已經明顯增多。

在談到發展經濟的態度時，有領導強調，中國的基礎并不比別人差，人力資源豐富，潛力巨大，只要下定決心，把思想真正轉到經濟建設上來，是完全有可能迎頭趕上的。不過，這種“有信心”的判斷，并不是建立在自我陶醉之上，而是建立在對差距有清醒認識的基礎之上。

1978年12月18日，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北京召開。會議作出將全黨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的重大決策，標志著中國發展方向的根本性調整。從時間上看，谷牧這次西歐之行，恰恰發生在這一重大轉折的前夕。從內容上看，他提交的報告以及隨后的幾次匯報，為高層決策者提供了一份相對完整的“外部參照系”。

試想一下，如果沒有那一個多月在西歐工廠、礦山、港口里“對著機器算賬”的經歷，沒有那一連串刺眼的數字擺在桌面上，僅憑主觀印象來判斷中國與發達國家的差距，很多問題很可能就不會被看得這么透。這趟行程所起的作用，不是寫在任何公報里的，卻實實在在地影響了后面的政策設計。

與其說這是一趟普通的出訪，不如說是一場在現實面前的“集體補課”。在這場“補課”中，中國的決策層透過具體的工廠、具體的高速公路、具體的自動化控制室，看到了一條避不開的路：要想發展現代經濟，就必須同外部世界展開更大范圍、更深層次的交往與合作。

從這一點上看，1978年的這次西歐考察，既是一次對長期宣傳話語的反思，也是一次對未來發展路徑的嚴肅摸索。它推動的，不是簡單的“多進幾臺機器、多借幾筆外債”，而是一種觀念上的轉折——承認差距，敢于打開大門，在技術與管理上向世界學習。

這樣的轉折，往往沒有華麗辭藻，卻改變了此后相當長一段時間里中國經濟發展的基本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