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梅內伊，被刺殺纏繞的一生

【文/觀察者網 柳白】

伊朗方面3月1日宣布，現年86歲的伊朗最高領袖哈梅內伊在2月28日上午遇襲身亡，自當地時間3月1日起，進入為期40天的全國哀悼。

這一聲明，為一個時代降下帷幕。

對一個在近半個世紀里始終被嚴密安保包圍的政治人物而言，這樣的結局令人震驚，卻并非毫無歷史預兆。回顧哈梅內伊的一生，會發現刺殺并非突如其來的終章，而是貫穿其政治生涯始終的一條隱秘主線。

3月1日，伊朗德黑蘭，民眾聚集沉痛悼念在美以襲擊中遇害的伊朗最高領袖哈梅內伊。 IC Photo

出身宗教世家

1939年，哈梅內伊出生于伊朗東北部圣城馬什哈德的一個什葉派宗教家庭，在八名兄弟姐妹當中排行第二，他的其中兩位兄弟都是教士。其父親是一位虔誠而清貧的宗教人士，家庭環境并不顯赫，卻極為重視宗教教育。少年時期的哈梅內伊熟讀《古蘭經》，并對詩歌、歷史和翻譯產生興趣，這在日后成為他區別于傳統神職人員的重要個人標簽。

然而，與伊朗許多宗教精英不同的是，哈梅內伊有一半阿塞拜疆族血統。阿塞拜疆族占伊朗人口的四分之一（近2000萬），85％的阿塞拜疆人屬于什葉派穆斯林。

這一事實在官方敘事中長期被弱化，但在伊朗知識界和民間長期流傳。在一個以波斯語言和文化為主流象征的國家，這種血統背景，曾讓部分波斯民族主義者對他心存輕視，甚至反感。

這種早年形成的“非中心出身感”，被一些研究者認為，深刻影響了他此后對忠誠、控制與安全的執念。

1958年，哈梅內伊前往庫姆神學院學習，進入伊朗什葉派宗教與政治思想的核心地帶。在這里，他追隨并逐漸靠近當時已成為反王權象征的宗教領袖——魯霍拉·霍梅尼。

多次致命威脅

哈梅內伊政治生涯遭遇的致命威脅之多，在伊朗政壇極為罕見。

對他而言，國家機器的暴力、隨時可能降臨的死亡威脅，早在革命勝利之前便已成為切身經驗。

20世紀60年代，巴列維王朝推行西方化改革，遭到伊朗宗教勢力的強烈反對。哈梅內伊追隨霍梅尼積極參與反政府活動，成為巴列維政權的眼中釘，先后6次被捕入獄，期間多次遭受酷刑。

1963年，哈梅內伊因秘密傳遞反政府信件被捕入獄。在監禁期間，巴列維政權秘密警察組織“薩瓦克”并未直接處決他，而是策劃了一場“獄內沖突”，安排囚犯假意與他發生爭執，趁機用利器襲擊，意圖制造“意外死亡”假象。得益于哈梅內伊身邊獄友（同為反政府人士）及時阻攔，他僅受輕傷，僥幸脫險。

此次事件后，他遭受了殘酷的酷刑，但始終未放棄反政府立場，也讓他首次意識到，政治斗爭的代價是直面死亡。

到1978年伊朗伊斯蘭革命前夕，政治環境進一步惡化，他一度被迫流亡海外。

1979年4月，伊朗伊斯蘭共和國建立，霍梅尼擔任最高領袖，哈梅內伊受到重用，歷任革命委員會成員、國防部副部長、革命衛隊司令、德黑蘭市教長、伊斯蘭共和黨書記、最高國防委員會主席、總統等職。

1989年5月，哈梅內伊曾以總統身份訪華。

1980年，哈梅內伊探視一名美國人質。

然而，權力的靠近并未帶來安全，反而使他暴露在更加直接的暴力之中。

革命結束之初，伊朗仍處于權力真空與派系暴力并存的狀態。包括福爾甘組織（Forqan Group）在內的激進反神權團體，曾將哈梅內伊視為潛在目標。在革命后混亂的時間里，哈梅內伊一直生活在現實的暗殺威脅之下，并多次因安全原因調整公開活動安排。

真正改變其人生軌跡的，是1981年6月27日。

當天，哈梅內伊在德黑蘭一座清真寺發表講話，一臺被偽裝成錄音機的炸彈突然爆炸。爆炸造成多人傷亡，哈梅內伊本人重傷，右臂永久性癱瘓。

這是他一生中最有據可查、最接近死亡的一次暗殺未遂，也成為其政治性格與統治方式的心理轉折點。

此后，暗殺并未停止。

1981年10月，哈梅內伊出任總統。

“在擔任總統期間，哈梅內伊仍未擺脫暴力威脅。1980年代中期，伊朗多次發生針對高級官員和宗教集會的爆炸襲擊。”英國廣播公司（BBC）和《衛報》在回顧其生平時指出，1981年清真寺爆炸案后，他在總統任期內的多次公開活動，仍被視為潛在的高風險目標。

1982年至1983年間，在兩伊戰爭的背景下，伊朗情報部門至少挫敗過一次針對哈梅內伊行程的襲擊計劃；1984年前后，又有一次針對其住所的滲透企圖被提前發現并制止。

走上權力核心

1985年總統選舉，哈梅內伊成功連任，得票率達85%。

1989年6月，霍梅尼去世后，哈梅內伊出乎許多人意料被專家會議選為最高領袖，兼任武裝力量總司令。當時，無論宗教學階位、政治資歷還是個人威望，他都并非最被看好的繼任者。尤其在宗教層級上，他尚未被公認為具備傳統意義上的“大阿亞圖拉”地位，這一身份是在當選最高領袖數年后才逐步確立的。直到今天，伊朗教士群體中仍有人認為，他的宗教資格并不完全符合最高領袖應有的標準。

1982年，哈梅內伊作為總統接受新聞采訪。 美聯社

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的伊朗問題研究者卡里姆·薩賈德普爾曾評價說，哈梅內伊的上位是“歷史的偶然”——一位身體受損、地位脆弱的總統，被推上最高位置，卻在隨后幾十年中，將這一職位塑造成前所未有的權力中心。

近四十年的最高領袖生涯中，他逐步建立起以安全機構、司法系統和宗教網絡為核心的統治結構。他對內部改革高度警惕，對外部威脅極端敏感。

這種近乎偏執的安全意識，常被西方媒體歸因于1981年的爆炸案——那次暗殺未遂，不僅奪走了他右臂的功能，也深刻重塑了他對世界的認知方式。

雖然伊朗的日常事務由民選官員管理，但任何重大政策的實施——尤其是有關美國的政策——都必須經過哈梅內伊的明確批準。

在外交上，哈梅內伊對美國和西方長期保持敵意，卻在關鍵時刻展現出務實的一面。2015年，他批準伊朗與六國達成伊核協議，正是這種“在政權生存受到威脅時可以談判”的現實主義體現。

在具體政治運作中，他很少親自站到臺前，而是通過調控體制內不同派系的權力邊界，維持一種可控的輪替秩序：在不同時期，強硬派與溫和派得以通過選舉輪流執政，但任何一方一旦觸及體制底線，都會被迅速壓制。

半島電視臺曾評價，從相對務實的阿克巴爾·哈什米·拉夫桑賈尼與改革派的穆罕默德·哈塔米，到民粹強硬路線的馬哈茂德·艾哈邁迪內賈德，再到以外交緩和為特征的哈桑·魯哈尼，總統人選與執政風格數度更迭，但最高權力的裁量權始終未曾旁落。

2026年1月1日，伊朗德黑蘭，伊朗舉行紀念蘇萊馬尼遭暗殺6周年活動。 IC Photo

這種看似允許變化、實則牢牢控盤的治理方式，使他得以在保持體制穩定的同時，化解內部壓力，并延長自身統治的生命周期。

倒下的又一塊多米諾骨牌

哀悼的帷幕已然落下。對一個一生與暗殺威脅相伴的政治人物而言，這樣的結局，既殘酷，也并非全然意外。

2020年，伊朗革命衛隊“圣城旅”指揮官蘇萊曼尼，在美軍空襲中遇襲身亡。作為伊朗地區戰略核心人物，他的死亡暴露出一個更深層的問題——伊朗在面對實力更強的對手時多次選擇了有限甚至克制的回應，這在當時就被一些分析人士視為“威懾力的消退起點”。

隨后，2023年10月爆發的新一輪巴以沖突將這一趨勢進一步放大。

在這場沖突中，伊朗名義上支持哈馬斯和“抵抗陣線”，但其參與程度和后續反擊始終有限，未能有效阻止戰局向以色列傾斜，盟友力量多處受挫，戰略影響力顯著下降。伊朗支持的武裝力量，包括也門的胡塞武裝，在紅海地區向以色列及其航線頻繁發起襲擊，引發國際干預和多國軍事打擊，但在關鍵時刻伊朗卻未提供強有力的支持，并多次撇清與胡塞襲擊的關系。

這些事件如同一連串倒下的多米諾骨牌，逐漸削弱了伊朗在整個區域對抗中的主動權。

最終，這條曾被視為抵抗核心的“反抗之弧”，在時間和現實力量對比下不斷消磨。

死亡的陰影，終究最后一次追上了哈梅內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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