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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親遺照
正月十三日,是母親仙逝64周年紀念日。每到這一天,我們兄弟姊妹攜同眾子孫,來到母親墳墓前擺供祭奠,愐懷她的一生,懷念她的恩德。母愛如山,母恩似海,她的愛和教誨是我們生命中最重要的財富。
母親出生于1912年12月8日(舊歷十月三十日),姊妹五人,依次大舅、母親、二舅、三舅和姨母。大舅30多歲時被國民黨抓丁沒了音信,二舅務農,精通瓦工;三舅曾在濟南國棉廠干工,上世紀60年代棄工務農,回到家鄉;姨母比母親小十二歲,十幾歲出嫁當童養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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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母親在1958年40多歲時的合影
母親與父親是1929年在老家(舊為淄川縣小田村)結婚的,當時住著三間土坯草房,經營著幾畝薄地。祖父母和伯父、姑母在淄川西關和店子居住,做著面食生意。經營的“韓家饃饃房”生意興隆,遠近聞名。
我曾有個大姐和大哥,都在三四個月時夭折。俗話說,“只住廟前,不住廟后”,當時我家住在村里的白衣大士殿后面,因為兩個孩子夭折,祖父認為是住廟后的原因,便讓父母搬去淄川西關店子村居住,也做面食生意。家里的一點薄地由曾祖父和姥爺經營。
果不其然,搬家后的1934年四月,長兄在淄川出生,其后次兄和大姐相繼出生。開始父親和母親住在淄川店子村。因生意不好,又在華鄔嶺姑母家的房子里給過往客人燴干糧、炸綠豆丸子做買賣。
因生意仍不好做,只好在1941年又返回老家種地。因有“不住廟后”的講究,祖父便幫助在老北屋西南面的后院,蓋起了五間掛廂房的西屋。不久又蓋了兩間北屋。此后,母親又生下二姐和我及三個弟弟。
長兄七、八歲時進儒學讀書,所學的課本是《論語》、《龍文鞕影》等,次兄則在淄川第三完小(駐傅家村)讀書。因家里人口多,勞力少,基本過著半年糠菜半年糧的生活。迫于生計,大哥、二哥很小就給地主家打短工,但家中生活依然貧困。
母親身體一直不好,據大堂兄說,母親在生第一個孩子時就患上了癆病。每逢冬天,病情加重,雖然她身體欠佳,卻依然操勞著一家十來口人的生活。孩子越來越多,負擔越來越重,生活過得十分清苦。
從我記事開始,清晨還沒起床,就聽到院子里父母和姐姐們干活的聲音,兩位姐姐推煎餅磨子,母親則安下鏊子攤起了煎餅,一攤就是兩三個小時,父親主要是忙農活。母親除做飯外,家里坡里的活也是忙個不停。晚飯后還要在油燈下做針線活,每晚都是忙到深夜。
一到臘月,母親白天干家務,晚上趕著給我們眾姐弟做新年的衣服、鞋子。母親就這樣年復一年地為我們縫補衣服,拆洗被褥,操持家庭。大姐長大后也幫著母親做針線活,每晚在油燈下一直熬到半夜方睡。
小時候,我和弟弟們最盼母親去趕集,因為她回來時總愛買些如江米糕、熟地瓜、炒花生、柿子和柿餅等小食品分給我們吃,但她一口也舍不得往嘴里填。記得十二歲時,我在南家村上高小時,放學回家便幫助母親燒火、翻餅、搟面條,做些家務,盡量減輕她的負擔。
每到星期天或節假日,在外工作的大哥、二哥回到家中,全家人又熱鬧了起來。 那時我與弟弟們最高興他倆回家,因為母親又要做好吃的。一般是包水餃、搟面條、熬糕,也做些好菜。吃完飯后,二哥拉琴,大哥演唱, 表演京劇《蘇三起解》、《五家坡》片段,二哥邊拉琴邊演唱,有時二姐也湊趣,來段呂劇或歌曲。母親看在眼里,喜在心上。
母親的人緣特別好,村里人頭疼腦熱的都找他扎針,她用縫衣針給病人在印堂、太陽、脖頸后穴位上扎下去,再捏出點血來,病就輕了。那時農村醫療條件差,找不到醫生,都是找母親醫治,但她從沒收過錢財。
1960年的春天,我國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饑荒,嚴重干旱導致莊稼顆粒不收。由于缺糧,全家人只能靠吃野菜、蘿卜櫻子、地瓜葉甚至樹葉、樹皮度日。常記得由于家里姊妹們多,時常斷頓,母親便帶上我去南家村( 當時我村和南家村一個生產大隊)找大隊書記借糧食,每次還真能借到點。
這一年的8 月,我考上了淄博市煤礦學校,學校駐地在洪山。在我上學的前一天,母親給我準備衣服被褥和其他生活用品,一直忙到很晚才睡。“慈母手中線,游子身上衣。臨行密密縫,意恐遲遲歸。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唐代詩人孟郊的這首《游子吟》,彰顯了母子情感的真實寫照。
次日一早,父親陪我去學校報到。從家里走到遠隔6里路的“五公里車站”再坐上火車到淄川三里溝車站,然后下車再走十幾里路來到洪山學校駐地。
當時學校的生活還是不錯的,每月糧食定量27斤半,再加副食品。但考慮到家中生活困難,我只好每天多吃些地瓜,不吃主食,省出玉米窩頭周日帶回家接濟家里的生活。每逢回家時,老遠就看見母親坐在大門前的大石頭上等著我,心里頓感一陣暖意。
1961年初秋,國家發出“大辦農業,大辦糧食”的號召后,學校停辦初中班,我肄業回鄉參加農業生產,同時在博山淄博二中上學的二姐也畢業回到了家鄉。當時由于分到了“備荒地”、自留地、“養豬地”,家家都種上了地瓜、蘿卜、玉米,生活逐漸轉好。
當年秋天,地里的地瓜、蘿卜都豐收了。周日,在外工作的大哥、二哥回家幫助收秋,白天刨的地瓜蘿卜,由大哥、二哥用木推車推到大門口內堆積,晚上再點著煤油燈切地瓜干或削蘿卜櫻子。
我們大家都圍繞在母親的周圍,一邊干活一邊說笑。大哥能說會道,說些笑話或各地的方言逗大家開心,全家呈現著一片愉快、和睦、幸福的的氛圍。
同年冬天,母親的“癆病”又犯了。到了臘月,母親的病情愈發嚴重,不得不住進了淄博市第二醫院(座落在張店天主堂),經醫生診斷是肺源性心臟病(簡稱“肺心病”)。二姐白黑在醫院照料母親,直至臘月二十后,眼看要過年了,家里人都盼著母親回家,經與醫生交涉同意出院。
但沒過幾天,病情又加重了。到了臘月二十九,父親用木輪車,又推著母親住進了醫院。
1962年的春節,母親是在醫院里度過的。初一家里包的水餃,我給母親送到醫院,當時她還吃了幾個。在醫院時,我帶去許多“小人書”(連環畫)讓母親看,想讓他減輕痛苦。這些小人書都是二哥給我買的,我非常喜歡,認為母親也一定喜歡,但母親只簡單一翻就放下了。由于病情加重,不能躺,一躺下就咳嗽的厲害,不住的吐痰,只好整天坐在床上,但病情一直不見好轉。
直到正月初十日,病情加重了,父親就讓我去五里外的夏莊告訴大姐,大姐急忙趕到醫院,大哥和二哥也從外地趕了回來。當時母親尚清醒,不停地說話,但第二天就不認人了。十二日開始昏迷,病情危重。
正月十三日早上天剛亮,姨母叫上在村里菜園看園的我,急忙趕到醫院。一進醫院門,遠遠看到懷孕的大姐在病房門外啼哭,知道母親不好,一進病房,只見大哥、二哥和二姐在病床前哭成了淚人,全家人悲痛欲絕,痛不欲生。
母親的去世,簡直是塌天大禍,一家人整日沉侵在萬分悲痛之中。那年我十六歲,三個弟弟分別是十四、十二、八歲。全家人心情非常沉重,整日以淚洗面。
為了照顧八歲的幼弟,二哥將他帶到遠達二十多里教書的淄川區西官莊學校,隨他生活了一段時間,直至上學復回。
母親去世后,家中的一切縫補拆洗衣物活,基本上是八十歲的外祖母來做。外祖母一生勤懇,任勞任怨,含辛茹苦,為我們家操碎了心,我們大家都非常尊敬她,直至1974年90多歲時去世。
母親是偉大的,也是最無私的,心中唯有兒女。作為中華民族的傳統婦女,母親的一生是平凡的,優秀的。她,勤勤懇懇,任勞任怨,含辛茹苦,儉樸賢德;她,相夫教子,善良慈祥,溫柔平和,無微不至;她,友愛鄰里,熱情實在,不遺余力,善于助人。母親的品德永遠值得我們敬佩和弘揚。
六十多年來,母親的形象時刻縈繞在我們的眼前,她那慈祥的面容,和藹的話語,勤勞的形象,時時浮現在我的眼前。母愛之情,驚天動地,母愛之恩,情深似海,與江河同流,與日月同輝。
衷心祝愿天堂的母親一切安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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