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印自衛反擊戰前后，為對抗中國，美國、蘇聯如何爭相拉攏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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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初，中情局駐臺北負責人克萊恩在寫給肯尼迪的備忘錄中分析說，中蘇同盟分裂確已發生。

從世界其他地區大多數人的眼光來看，蘇聯和中國現在是分裂的兩個大國，幾乎在每一個重要問題上，它們的利益都不同。莫斯科與北京關系的破裂對西方而言具有顯而易見的好處。

美國對華政策分析者相信，在內外交困的壓力下，中國急于向世人表明，中國的方法與經驗是達到共產主義目標的最佳途徑。隨著中蘇分歧的擴大，肯尼迪政府推測，中國的危險性還會增大。

美國為中蘇漸行漸遠而暗自慶幸之余，也為“裂變”中蘇有可能產生的副作用頰費腦筋。為遏制所謂中國對亞洲的“威脅”，肯尼迪等人加緊了對聯印制華策略的討論和實施。

肯尼迪認為，蘇聯為避免中國“煽動”起來的戰爭，會試圖尋找機會重新建立其對中國的影響，因此有理由預測，更大的中蘇分歧不可避免，“裂變”中蘇將能夠分化國際共運，并削弱共產主義陣營對其他國家的壓力。他相信，中國將繼續對蘇聯施加壓力，執行一種更為“好戰”的外交政策；它將繼續對美國采取敵視態度，隨著它日益強大，尤其是在其掌握了核能力后，中國將比現在更加積極地爭取實現其目的；至少在未來10年內，蘇聯對美政策看上去更有可能比中國靈活，更傾向于采取一種更為溫和的外交政策，承認西方在某些地區的利益。

他推測，蘇聯領導人當時也把中國列為了自己國家的一種潛在威脅。盡管60年代初中國采取了比原先較為謹慎的對外政策，但肯尼迪并不奢望中國在未來時間內對自身和外部世界的看法會發生根本性的轉變。他認為，中國的“好戰”政策將繼續在遠東地區給美國制造麻煩，乃至引發全面戰爭，美國對此必須采取措施加以阻止。

肯尼迪分析，中蘇分裂的根源在于競爭共產主義陣營的權威地位，中蘇分歧的加劇，鼓舞了許多地方共產黨的獨立自主傾向。如果中蘇論戰繼續下去，并各自追求獨立的外交政策，則國際共運中的多元化思潮將不可逆轉地出現。

為了各自國家、民族的利益，他們更容易放棄甚至犧牲國際共產主義目標。西方擴大這種分裂實乃上佳之策。中國人對蘇聯外交政策感到擔心的原因還在于，他們害怕蘇聯犧牲中國的利益，來換取同美國的妥協。所以，美國本著協調的精神與蘇聯談判，只可能進一步激怒中國，激化中蘇矛盾。總之，肯尼迪政府的官員認為，美國促使中蘇矛盾盡可能持續并激化，將有利于美國的利益，并收到一箭雙雕的功效。

如果蘇聯采取更為務實、溫和的外交路線，只會驅使中國陷入戰略上更加孤立的境地，損及它在第三世界樹立起來的革命典范形象，從而為聯印制華政策營造更有利的國際環境。

1963年初，中情局局長麥科恩就美國對華政策提交的一份備忘錄中說到：

他認為，對中蘇關系發展情況的分析應更加客觀和細致，在此問題上不應有先入為主的結論。在他看來，中蘇妥協并不符合美國國家利益，因此，美國應該趁印蘇接近而中國與它們關系惡化的時機，加深中蘇之間的裂痕，同時阻止印蘇關系的進一步密切。

尼赫魯密切注視著肯尼迪上臺前后的對印政策表態，他深知本屆美國政府將會比此前的杜魯門、艾森豪威爾政府更加親印，更加倚重印度來遏制中國，如果很好地利用肯尼迪的這種政策思想，印度就會在對華、對巴關系上贏得先手，并給蘇聯造成無形壓力，索取盡可能多的東西。

所以，他投肯尼迪之所好，不遺余力地在各種場合鼓噪“中國威脅”。

1961年3月23日，肯尼迪政府的助理國務卿哈里曼出訪印度與尼赫魯在新德里舉行會談。尼赫魯說：“他深信赫魯曉夫并不想要戰爭，要不是北京阻撓，他早就想緩和緊張局勢了…，中國共產主義者的侵略意圖已處在極度膨脹期，形勢相當危險。”

他暗示，蘇聯用武力傳播共產主義的熱情已經消退，并對中國的“好斗”政策感到擔心。他還透露，中蘇間的歷史性沖突遲早會削弱兩國現有的同盟關系。這種信息更強化了美國“裂變”中蘇，并聯合印度削弱中國的信心。

8月8日到9日，副國務卿鮑爾斯出訪印度，其間同尼赫魯有過一次私下會晤。

在這次秘密會談中，尼赫魯表示：中國現在非常傲慢、自大；中國國內越困難，問題越多，這種表現就越明顯。他盡管認為，在毛澤東的有生之年中國不大可能向外發動戰爭，但是他覺得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有可能，中國人就會向那里滲透。

副總統約翰遜此前也于5月份對新德里進行了訪問，加爾布雷斯大使向肯尼迪報告說，這次訪問取得了“最圓滿的成功”。他認為“約翰遜的訪問團使印度人對美國新政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覺得肯尼迪政府是自由主義的，對印度富有同情心，也對印度所面臨的問題感興趣”。他建議，美國可以趁此拉印度入伙，并借機加速“裂變”中蘇。正因為美國傳遞出了聯印制華的意向，印度才在西藏問題、邊界問題的反華道路上越走越遠。

西藏問題與中印邊界爭端是印度反華政策的集中表現，它們同時也是中印兩國之間既有區別，又緊密相連的兩個問題。其核心與關鍵在于，中國對西藏是否擁有主權。雖然印度獨立后奉行反帝反殖的外交原則，但在西藏問題上，它卻不甘完全放棄以前英國人在西藏所擁有的權利。隨著美國聯印制華政策的逐步明朗化：加之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蘇關系惡化，印蘇關系接近，以及中國國內的自然災害，印度加緊了在邊境地區蠶食中國領土的步伐。

尼赫魯認為，印度的行動不會遭到中國的反擊。

按照印度史學家的記述：

肯尼迪的聯印制華信息，使尼赫魯對國際局勢和中國捍衛領土主權的決心做出了錯誤的判斷。

自1959年中印邊界發生武裝摩擦以來，蘇聯一直拒絕支持中國的立場。當中印大規模沖突發生后，肯尼迪發現美蘇在遏制中國問題上確實是站在一邊的，雙方彼此均能容忍對方在南亞某種程度上的存在，但卻不能容忍北京介入。

有鑒于此，印度和美國國內的反華勢力對中蘇兩國在中印沖突當中，立場不一而倍感歡欣鼓舞。中印邊界沖突時期，肯尼迪開始更多地關注中蘇分裂，防止中蘇關系修復被認為是最優先的目標。赫魯曉夫為換取肯尼迪對蘇聯在東歐“勢力范圍”的承認，隱諱地向美國暗示他可以向中國施加壓力，甚至共同遏制中國。

蘇聯官員表示：自己對發生在中印之間的戰爭感到異常擔憂，一方是盟國，一方是友邦，坦率地說，這使蘇聯處于一種十分困難的境地，蘇聯希望中印沖突能夠及時解決。但肯尼迪政府則認為，除非中國改變原有立場，并且蘇聯切斷中國的石油供應，否則調解也難以奏效。

其實，它是希望中印沖突盡可能延續下去，這樣，不只是印度，而且蘇聯都將越來越遠離中國，與所謂“好戰”的中國拉開距離，這恰好是美國遏制中國的必備條件。

古巴導彈危機剛一結束，赫魯曉夫覺得完全可以拋棄中國了。1962年11月5日，《真理報》一改危機時期譴責美印的作法，重新表示蘇聯在中印沖突問題上持中立立場。赫魯曉夫保持中立，意在取悅美國，因為他一心想謀劃與美國合作主宰世界。肯尼迪政府由此認為，利用中印沖突分裂中蘇愈發有成功的把握。11月17日，希爾斯曼分析：“蘇聯可能被迫要在對中國履行作為軍事同盟及共產主義陣營國家的義務，以及它苦心經營的同印度加強聯系兩者當中進行選擇”。蘇聯希望盡可能保持中立并讓雙方談判。

但是只要這場沖突持續下去，莫斯科可能就無法逃避這種困境。“中印沖突持續越長，它對中蘇關系的分裂性影響就越持久、越強烈”。

說到底，希爾斯曼的主張就是肯尼迪政府“裂變”中蘇、聯印制華策略最終所期望達到的目標。

在遏制共產主義“侵略”問題上，美印是站在同一條船上的。而借援助之機左右印度外交，恰好是尼赫魯不愿或不敢接受的。因此，他對美國的入伙邀請一直心存疑懼，以各種理由抗拒著肯尼迪的拉力和壓力。

1961年的最初幾個月，肯尼迪與尼赫魯互通了多次信件，信中除表示在中印沖突中支持印度外，也對尼赫魯靠攏蘇聯的做法提出了警告。

在滿足尼赫魯大國領導人虛榮心的同時，肯尼迪暗示：印度應當歸屬自由世界，至少不應再與蘇聯走得更近。事實證明，美國并不能夠保證印度在與中國關系惡化的情況下，就必然倒向西方。

尼赫魯對中蘇分歧非常關注，他試圖以良好的印蘇關系促使蘇聯束縛中國的行動，削弱中國的力量及國際影響；同時對抗美國借援助之機，壓迫印度在克什米爾問題上讓步的要求。1962年8月，他不顧肯尼迪的反對，同蘇聯簽訂了有關購買蘇聯先進軍事裝備的協議。

此舉的目的之一固然有借助蘇聯向中國施壓的考慮，另一方面也希望表明印度保持中立主義，不打算加入西方陣營以及在印巴關系中妥協的意圖。

印度在60年代初最想得到美國的F-104戰斗機和“響尾蛇”導彈，但由于巴基斯坦的強烈反對，美國最終并未答應印度的請求。印度于是轉向蘇聯求購同一檔次的米格-21戰斗機。肯尼迪對尼赫魯的這種舉動非常不滿，并希望與英國一道阻止印蘇關系的接近勢頭。他建議印度以優惠條件購買美國的C-130運輸機，此外美國還可以補貼印度引進英國戰斗機。但尼赫魯對此毫無興趣。

中印沖突結束后第三天出訪印度的哈里曼向肯尼迪報告說，印度希望與美國友好的同時，繼續保持與蘇聯的良好關系；印度的不結盟政策將會發生相當程度的、實質性的、在方式上有利于美國的變化。他建議，美國不應謀求印度與美國或西方建立形式上的總體聯系，西方形式上的保證有可能破壞印度實質性的努力，并且可能迫使它斷絕與蘇聯的關系，致使蘇聯重新同中國走到一起。

但需要指出的是，分裂中蘇與拉印度加入西方陣營這兩個目標之間矛盾的地方開始突顯出來了。其實這是美國聯印制華政策的兩個不同層面，也是一個二者不可得兼的兩難選擇，只不過當時肯尼迪賦予了“裂變”中蘇更優先的地位。為此，美國不得不改變策略，事實上極不情愿地容忍了印蘇關系的發展。

鑒于蘇聯在印度影響的擴大，國安會特別提請肯尼迪注意，赫魯曉夫在沖突當中的表現使印度人覺得可以單獨依靠蘇聯抑制中國，同時蘇聯也可向其提供大量軍事裝備，并指望其在聯合國支持自己在克什米爾問題上的立場。美國對此必須引起足夠重視，及時采取相應的對策。

這種提醒明確告訴肯尼迪，在對付中國時美國并非印度的唯一選擇，這就使肯尼迪更急迫地實施聯印制華戰略，他試圖趕在蘇聯之前贏得印度的民心，因為印蘇接近的勢頭對美國而言并非吉兆。

他相信，從長遠來看，中印戰爭只可能使莫斯科陷于左右為難的困難境地，從而使美國坐收漁人之利。他的這種想法在蘇聯領導人的談話中得到證實。“蘇方官員向美國政府一再表示，蘇聯對發生在中印之間的沖突感到異常擔憂與難堪。坦率地說，蘇聯希望美方能夠發揮作用，使沖突得以盡快解決”。

肯尼迪等人認為，對中印沖突的處理，美國如果作壁上觀，或者說向印度施加壓力，暗中阻撓和破壞問題的最終解決，那么就將使蘇聯在作為盟友的中國和作為朋友的印度之間進行選擇，而當時中蘇關系已經惡化，并且蘇聯正在苦心經營與印度的關系。因此，事實上蘇聯很有可能會保持中立，并敦促雙方進行談判。“但是，只要沖突繼續下去，莫斯科就不可能擺脫掉上面提到的兩種困境。并且沖突越激烈，持續的時間越長，它對中蘇關系就會產生決定性的影響”。

他們因而認為，中印邊界戰爭既是鞏固美印關系的契機；也可以擴大中蘇之間的裂痕。

很快在肯尼迪政府對華政策當中居于優勢地位。美國決定不再阻撓印度采購蘇聯戰斗機，在反駁英國的不同意見時，加爾布雷斯說，莫斯科希望避免長期夾在中印之間，而米格飛機是讓蘇聯繼續掛在印度，引發中蘇沖突的魚鉤。

在1963年初參聯會的一次會議上，美國駐蘇大使指出，中印沖突對蘇聯而言的確是一個非常令人頭痛的棘手問題。對此，蘇聯領導人甚至試圖采取對雙方都支持的做法。但是，印度從蘇聯獲得的東西遠比中國所獲取的豐富得多；尤其是蘇聯向印度提供米格飛機，這不僅具有軍事作用，而且還將產生深遠的政治、心理影響。

蘇聯對美國借中印沖突“裂變”中蘇，以及在南亞地區排擠蘇聯影響的做法一直非常提防，所以赫魯曉夫在拉攏尼赫魯的同時，也在盡力阻止印度靠向美國。正如蘇聯駐華大使所說：蘇共中央在中印邊界問題上將嚴守中立，反對第三國干預，蘇聯一直堅持這種立場，今后也將堅持這種立場。

肯尼迪政府的許多官員相信，蘇聯在中印沖突時采取的非馬克思主義“中立”立場，以及繼續向印度提供戰斗機等大量武器裝備，以便后者在未來與中國邊界沖突中使用的作法，實際上包含著濃厚的親印反華意味。

這也正是美國聯印制華難以有實質性進展的根源。1963年5月，國務卿臘斯克訪問印度后談到自己的觀感時說，尼赫魯將堅持不結盟政策，這是為了在與中國的斗爭當中得到蘇聯的幫助；如果失敗，尼赫魯就會同中國講和。印度計劃于1963年7月1日派技術代表團訪蘇，特別值得注意的是，蘇聯授意印度對此次訪問大肆宣揚，有意讓中國人知道。

到1963年下半年，肯尼迪“裂變”中蘇、聯印制華政策的結構性矛盾已經暴露無遺，即中蘇關系惡化的同時，印蘇關系卻不以美國的意志為轉移更加接近，這使他延長中印沖突，拉印度入伙，在南亞共同遏制中國的計劃破產。

在印蘇關系發展的前提下，美國指望印度會接受它的冷戰戰略是不現實的，甚至在理論上也是矛盾的。有了蘇聯的支持，印度不僅可以長期與中國對抗或隨時與中國講和，還可以在印巴關系上回應美國的壓力堅持強硬立場，同時避免對西方的過分依賴和失去中立主義外衣。

中印邊界沖突開始后，尼赫魯一方面請求美國等西方國家的軍事援助，另一方面也大力呼吁蘇聯介入沖突。他在第一時間通知蘇聯駐印大使，印度絕對不會向西方要求超出“擊退中國侵略的限度”的武器援助。尼赫魯力圖最大限度得到蘇聯的支持，而蘇聯也試圖充分發揮自己的影響。

1962年11月9日，赫魯曉夫在會見印度新任駐蘇大使考爾時表示，他同意蘇聯軍方與印度商談有關軍事援助的細節問題。

考爾稍后打電報給尼赫魯匯報說：赫魯曉夫雖然表示蘇聯不會向中印任何一方提供武器裝備，但強調他將履行同印度的合約，向印度出售飛機及其件并提供訓練；赫魯曉夫還明確暗示，印度不會有像蘇聯這樣偉大或更加真誠的朋友了。

古巴導彈危機結束后，赫魯曉夫否決了部分高級主管官員的反對，在中印沖突問題上完全站到印度一邊。他于11月24日再度召見考爾時表示，同意向印度提供它所需的一切裝備。印蘇關系在中印沖突期間迅速發展，這決定性地影響到美國的決策。

就美蘇競爭而言，肯尼迪自然不愿意看到蘇聯在印度的影響擴大，但為了達到分裂中蘇這一更具戰略意義的目標，他自然不得不以接受這種擴大作為代價。印蘇關系的加強同肯尼迪聯印制華的戰略目標存在著矛盾，印度雖然沒有步巴基斯坦與中國接近的后塵，但它同蘇聯的關系卻越來越密切，這同肯尼迪對印度的期望實在是相去甚遠。

另外，肯尼迪在援助印度對抗中國時，也一再利用各種機會向其施壓，促使其解決與巴基斯坦的矛盾，并且在印度軍事上遭受重挫之際還拒絕了尼赫魯希望美軍直接參戰的要求。

肯尼迪威脅說，如果印度不關心東南亞等亞洲他地方的共產主義“擴張”行動，繼續陳重兵于印巴邊界，美國就不可能全面積極參與印度針對中國的軍事行動。肯尼迪的步步施壓使印度人有一種替別人火中取栗的感覺，對美國的援助動機產生了很大的疑慮。

對尼赫魯而言，只有在發生大規模外敵入侵的情況下，印度才可能放棄中立主義外交；而且美國趁人之危的做法，又使其很難接受。相對來說，美國在處理與蘇聯、印度、中國的關系時，政策轉圜余地不大，而印度則比美國超脫。當美國不再對它有求必應時，它對美國的態度就會發生驚人的變化。在“裂變”中蘇及聯印制華政策實施過程中，如果缺少了印度的配合，自然就達不到預期設想。

肯尼迪遇刺身亡后，副國務卿波爾給新總統的備忘錄對中印沖突的前景發表了如下意見。

從他這番話語中，二方面不難體會到，他對聯印制華的政策作法并沒多少成效而流露出某種失望心理；另一方面，他實際上也是在暗示約翰遜，因為中印沖突的結束，此項對華政策實施的前提條件已經不具備了，所以不會有多大成功的把握。由于約翰遜繼任后，把主要精力轉移到東南亞，他對把南亞作為遏制中國重點地區的政策并沒有很強的興趣。

他基本上是維持肯尼迪的原有作法，沒有再往前走。盡管肯尼迪生前支持為期五年的對印內部軍援計劃，但約翰遜和軍方卻持反對意見，他們擔心憤怒的巴基斯坦可能會因此完全倒向中國，從而危及美國在巴基斯坦的空軍基地和情報站的繼續存在。他們于是采取拖延戰術，最終使該計劃胎死腹中。到后來，對美國日益失望的印度轉而越來越向蘇聯靠攏，蘇聯與印度的軍事聯系日趨密切。這一切都是美國事先曾經有所預料，但又不愿面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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